【大紀元8月27日訊】2004年7月以來，紀念鄧小平百年誕辰成爲北京新一出醒目的政治戲劇。各種互相 對立的資訊被解讀出來，但至今人們仍然莫衷一是。一種有代表性的看法是：這是“江 胡之爭”的新戰場，胡溫似乎在使用死人壓活人。有評論指出：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紀 念，將會是胡錦濤和溫家寶推銷其改革路線的一個平臺。有媒體反復提到：在7月28日 的“央視新聞會客廳”欄目，鄧小平長女鄧林意有所指地公開表示：支援老人家放手， 不要干涉年輕一代。香港《蘋果日報》署名張華的文章稱：這個節目確實藉死人逼迫活 人，也就是江澤民交出軍權。另外一個被引用作證據的是原《人民日報》副總編周瑞金 的紀念文章，該文披露鄧小平南巡原因：1992年春天，鄧小平不得已以88歲高齡進行南 巡推動改革，而當時抵制改革正是中共書記江澤民。然而這些評論沒有注意到，去年胡 溫在紀念毛澤東的問題上傾注了同樣的政治熱情，而前總理李鵬在《求是》雜誌2004年 第16期刊登了《紀念鄧小平同志》一文更表明，北京推出的紀念鄧小平的政治演出有著 極爲傳統的動機和更爲複雜的效果。李鵬煞費苦心地指出鄧“提出四個堅持”、“果斷 平息六四政治風波”，“確定江澤民爲‘接班人’”，是“三峽工程建設的決策者”， 李鵬的紀念文章顯然不能解釋爲是批江的。

因此，鄧小平誕辰百年紀念有著更爲傳統的動機。鄧象毛一樣，在指定接班人的做法上 完全是野蠻落後的，而江、胡都生於茲，並感於茲。這一傳統動機無論對於江，還是對 于胡都是一致的：第一、通過緬懷“先帝”來宣傳所承繼下來的東方專制主義的正統性 與合法性。第二、面對漸進式的中國改革，鄧“兩手都要硬”的政治應對仍然是唯一暫 時有效的統治辦法，紀念鄧無非是想說明黨將在權力利益和經濟改革之間繼續實現鄧式 均衡。因此，即使是胡溫主導了這樣一場政治運動，恰恰也表明“新政”在政治上的走 投無路甚至倒退。鄧小平的辦法在1976年以後的幾年裏應該代表著某種進步，但是1983 年至今，已經完全成爲中國改革的阻礙。重新高舉鄧小平的旗幟，是中國改革的死路。 此外，把中國經濟改革的成果全部歸功於鄧小平的領導，不僅有過譽之嫌，對於當時主 持工作的胡耀邦、趙紫陽等極不公平。

對於中國今天的改革來說，“鄧小平理論”會同江澤民主義已經取代“毛澤東思想”， 成爲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最大阻礙。因此，徹底檢討並告別“鄧小平理論”才是中國政治 進步的方向。

一、如何評價鄧小平和他的時代

評論界普遍能接受的觀點是：鄧結束了毛意識形態的狂熱，並積極推動了中國經濟 體制的改革，這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並給社會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自 由；鄧力主的對外開放政策對中國的進步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我基本贊同這些看法， 但我提醒人們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不能過高估計中國改革的成績。這幾年它積累和惡化的問題可能比他解決的 問題還要多，比如人口問題、環境問題、失業問題、國有制問題、政治民主化問題，等 等。一些問題在鄧時代不僅沒有解決，而且嚴重惡化了，社會變革的機會成本在增加。 這些都是全局性的問題，關係著中華民族未來的興衰榮辱和生死存亡。

（二）不能把中國經濟改革的成績全部歸於鄧。胡耀邦等人具有同樣或更大的貢 獻。問題還不僅僅在於此，問題的實質是，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進步，主要是中國人民 自己努力的結果，而不是來自權力部門的政治恩典。小崗村的改革和權力有什麽關係呢 ？那些農民是更偉大的改革家。不僅如此，在進一步進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問題上 ，鄧是改革深化的阻力之一而不是推動者，儘管他也是毛主義復辟的政治阻力之一。

（三）在鄧和毛之間，人們不應該誇大他們之間的區別。他們都是延安時代的人， 都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的共性大於個性。鄧把自己稱作”第二代領導人”，但事實 上他與毛畢竟是同一時代的人。共同的經歷顯示出他不會實現統治方式的革命。鄧確實 意識到了毛超凡魅力型統治的局限性，並且希望中國走向法理型統治時代；但意識到並 不意味著他確實這樣做了。鄧從毛出發並沒有走多遠。此外，由於鄧的魅力不如毛，因 而缺少毛那樣的自信，這導致了鄧在1989年處理“六四”事件時悲劇性的決策。六四使 鄧的”魅力”喪失殆盡，也根本動搖了他企圖建立法理型統治的信心。鄧統治後期，中國 可以說是一個既無魅力人物統治也無法理統治時代，或者是混合各種統治類型的弱點的 “無時間的時代”。

（四）我們要反思一種流行的理論，即在給政治領袖作歷史結論時功過”三七開”或 “二八開”或”功大於過”的論調。這種理論可能始于毛對史達林的判斷，然後，鄧用這個 邏輯評判毛，最後，在鄧死後，海內外的學者專家用這個公式評價鄧。這是一個混淆是 非、似是而非的理論。因爲事實上，可以說政治領袖無功可言，只有義務。既然他們占 有了國家的經濟部門，壟斷了一切政治資源，享受了人民的”尊重”和各種特權，那麽， 他們就應該幹點兒好事；做有利於人民的事是他們應盡的法律責任，應盡的政治義務。 這點義務和他們享受的權力利益是不成比例的，其何功之有？既然無功，又何以掩過？ “過”就是”過”，如果是錯誤，就應該接受社會的批評，如果是犯罪，就應該接受法律的 審判。功過論背後蘊涵著一種深刻的奴性意識。

二、對”鄧小平的理論”的一種闡釋

事實上，並不存在一種”鄧小平理論”。可以說，鄧的”思想”基本體現在以下幾個鄧 式格言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貓論”、”發展是硬道理”、”摸著石頭過河” 、”兩手都要硬”、”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國兩制”、”殺出一條血路來”或對外開放 ”、”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在國際關係上”不當頭，不扛旗”，等等。我們可以通過 對《鄧小平文選》中若干觀點的分析，看看“鄧小平理論”在理性和道德上的困境，這 種困境在權威主義”香消玉損”的時代必然尋求機會主義的援助才能避免跌倒。

1、”不要怕外國人議論，管他們說什麽，無非是罵我們不開明。多少年來我們挨駡 挨得多了，罵倒了嗎？”

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死豬不怕熱水燙”的”中國工夫”。這種固執是從毛那裏繼承下來 的。毛說：”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1958年—-本文作者注）起，咒駡我們，狗血噴 頭。照我看，好得很。……他們越罵得凶，我就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 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這兩首詩，也是答復那些王八蛋的。”（《晚年毛澤東》）他把 別人的批評全部當作咒駡;”王八蛋”這種咒駡說明他並沒有真高興而是氣極敗壞了。半 個世紀快過去了，雖然誰敗誰勝的問題已經解決了，而且是鄧”幫助解決”的，但鄧仍然 完全繼承了毛的這種破落戶精神，打算把社會主義”死豬”進行到底。

2、”前幾年，我們不是對那幾個搞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依法處理了嗎？難道 因此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

這裏蘊含著”朕即國家”的邏輯：”我們”就是”中國”。這裏有一種恐懼，他心理並不 踏實，否則何以在這裏這樣辯護？”嚴打”殺了那麽多人，他並沒有覺得有辯護的必要。 他知道這次自己錯了，但要”理直氣壯”地”旗幟鮮明”地說慌。他接著說：如果”認爲名 譽高於權力”，”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這樣，關係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 能讓步。”。在他看來，”領導”即”我們的領導”即”我的領導”是”事物的本質”，是底線 ，而他人的尊嚴和生命是低於這個”本質”的。”專制者是用拿破侖一次勘稱經典的講話 來看待自己的：’人們對我的一切指控，我有權用’那就是我’這句話來回答’。”但我們 必須注意，這種頑固不是堅定，有神的聲音在他心中提醒他的罪惡，他的堅定是在自我 暗示，正如馮雪峰先生的洞見：對於犯錯誤的人來說，”頑固是一種安慰”。

3、”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國人說我們損害了自己的名譽。 ” 　　名譽和權力不可得兼，舍名譽而取權力者也。這是地道的災民理性的選擇。”我們 對胡耀邦同志的處理是合情合理的。”既然”合情合理”又何必要作此辯解呢？按鄧的邏 輯—–“什麽是人權？首先一條，是多少人的人權？是少數人的人權，還是多數人的人 權，還是全國人民的人權”？—-我們也得問一問：這個”情理”是少數人的”情理”、多 數人的”情理”、 還是全國人民的”情理”？據知，這個”處理決定”是幾個政治老人湊在 一起決定的，這顯然是”少數人的情理”，這幾個少數人同時還決定了另外兩件事：胡不 是”全國人民”的一員或不是”人民”；他們決定他們代表人民。

4、”（學生）鬧事就使我們不能安心建設, 我們已經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 這樣一鬧，就會出現新的’文化大革命’”

　　你不能表達自己的觀點，否則就是”鬧事”。當年中共不能反對國民黨，因爲那是鬧 事，”這樣一鬧”就使國民黨”不能安心建設”。鄧希賢先生不能參加法國”共産主義小組” ，因爲那是“鬧事”，而且顯然受到了”國際反華勢利”的”利用”。因爲那時他顯然比我 們1989年時的年齡還小，更可能被人”利用”。事實上，”鬧事”是一種污辱人格的語言， 在中國是長輩對孩子訓斥的常用語。他把全國人民當做他的孩子，儲安平的”家天下”可 以說是一針見血。鄧不厭其煩地使用這個”訓斥”，充分證明了他的”大家長”心態，證明 了”鄧小平理論”政治上的落後性。”家天下”的”牧民政治”交替使用兩種手段：慈祥和訓 斥。他們首先當然是希望慈祥的，無爲而治是慈祥的最高境界，奴役別人而別人還感恩 戴德，沒有比這種奴役更是奴役了。中國的民間反抗運動很多是反不慈祥的運動，他們 認爲暴政就是不慈祥，家長一旦慈祥了，他們就有了”1949年的感覺”，他們就”小平您 好–慈祥”了。克林頓先生1998 年結束了對中國的訪問後說，他相信在中國可以近期實 現民主。他是把中國的自由寄託在慈祥上了。反不慈祥時，精明的家長也是贊同的，因 爲那會動搖他的慈祥專政，而慈祥才是他政治合法性所在。官僚主義和政治腐敗是不慈 祥，所以他也反對，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是慈祥反對不慈祥、以及培養人民熱愛慈 祥的運動。他最不能容忍人們反對慈祥，即”資產階級自由化”。對那些堅決反對慈祥體 制的人，他就使用武器的訓斥。”學生鬧事，要向他們講清楚危害在哪里，這就不能對 他們只用拍拍肩膀的辦法。””危害”在哪里呢？”危害”在於學生不僅反對不慈祥，而且 反對慈祥。”不能對他們只用拍拍肩膀的辦法”，那用什麽辦法呢？就是用坦克的辦法。 這已經與”軍隊不是用來對方學生的”說法矛盾了。”坦克不是對付學生的”這正如希特勒 佔領了巴黎後說，我們不是來對付法國的一樣”雄辯”。

“學生鬧事使我們不能安心建設”。似乎沒有”學生鬧事”他們就能”安心建設”似的， 他們什麽時候安心過建設 ？！他們一直在”鬥爭”，並帶動全社會共同”鬥爭”。這種權 力鬥爭才是他定義的”鬧事”。”學生鬧事”恰恰是爲了反對”權力鬧事”讓人民自己”安心 建設”！是的，學生鬧事的確使他們不能安心建設權力，不能安心”領導”，而”領導””是 事物的本質”。

“這樣一鬧，就會出現文化大革命”。把民主運動和自由主義運動同”文化大革命”相 提並論是對民主和自由的最大污蔑。把現在他反對的東西與歷史上定論爲錯誤的東西聯 系在一起，然後以此證明現在發生的事情是同樣錯誤的，這是慣用的”政治智慧”。在” 文化大革命”中，鄧本人曾深受其害：在黨的正統理論中，資本主義是罪惡的，毛就把 鄧稱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此證明鄧是罪惡的。實際上，鄧和資本主義簡直風 馬牛不相及。現在鄧是青出於蘭了。然而，我們發現，他並沒有勝於蘭，因爲把民主運 動說成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個自相矛盾的邏輯，這個矛盾將使鄧處於尷尬的境地。因爲 我們知道，鄧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給”文革”定義爲”領導人錯誤發動的……”而鄧 自稱是”中共第二代領導人”，如果民運就是文革的話，顯然是”鄧小平錯誤發動的！”

5、”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這裏他就不在乎’干涉別國內政’了—-說他們實際 上有三個政府。……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 鄧這一代人對美國的政治”瞭解”就是這樣有限。孟德斯糾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會驚 詫莫明。辜鴻銘不是也用類似的居高臨下的姿勢嘲弄過美國的政治自由嗎：”美國人如 此迷戀他們的憲法，實在讓人憐惜。”而辜如此迷戀皇太后，似乎是足以讓人欣羡的。

6、”在這次學生鬧事中，民主黨派表現是好的，周穀城、費孝通、錢偉長等幾位著 名的民主人士的態度是好的……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 點，想改變共產黨……” “表揚”本身就是自上而下的話語霸權。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我的”態度”和當權者是 沒有任何關係的，更無需你認爲是好或不好，你又有什麽資格以你的標準評價我的態度 呢？”表揚”是一種人格上的污辱，你的人格價值是由”表揚者”予奪的，而你自己什麽也 不是。我爲什麽一定要和你”保持一致”？我有道德上的必要和真理保持一致，而任何人 ，任何政黨都不能代表真理。如果一定要同什麽人”保持一致”的話，我寧願和自己保持 一致。在大多情況下，和權力保持一致，更可能和錯誤保持一致，而在一些時候，和權 力保持一致，簡直就是和罪惡保持一致。 “周”等的態度是”好”的，這是表揚，也是警告，也是分化。這種態度自然是”好”的 ，與我一致就是好，否則就是壞。這種警告蘊含著這樣的潛臺詞，讓我們把他還原：” 你們是什麽東西，你們只不過是我可以隨意捏碎的工具，你們只有唯命是從，才得以生 存; 你們在這世上，只是根據我的法律而活著……你們現在活著，僅僅是因爲我的幸 福、我的愛情、甚至我的嫉妒需要你們奴顔婢膝的服務。……我對真主的所有先知和其 中最偉大的阿裏起誓，如果你不履行你的義務，我就要象踩死腳下的小蟲那樣對待你的 生命。”（孟德斯鳩《波斯人信紮》）什麽東西就不能”改變”？世界上沒有什麽是不能 改變的。改革不就是在某種意義上的一種改變嗎？看來這只能由權力”領導”著進行。這 才是真正的狂妄。方勵之等是二等公民，因爲他們和鄧是不平等的，鄧對他們的態度， 對享有公民權的公民的態度，是完全主人對奴僕的態度：”處理要堅決”。這就是鄧的” 社會主義的法制”，不是法律要求處理要堅決，而是鄧命令法律處理要堅決。

7、”1952年殺了兩個人，一個劉青山，一個張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現在只殺兩個 起不了那麽大的作用，要多殺幾個，這才能表現我們的決心。” 　　這仿佛是在談論殺院子裏的母雞。以如此輕鬆和霸道的口氣談論殺人，仿佛任何人 的生命他都有生殺予奪之權。執法首先不是爲了懲治犯罪，而是爲了”表現我們的決心” ；而別人的生命只是”爲了表現我們的決心”必需的犧牲品和實驗品。鄧在1988年9月的 一篇講話中說：”中央要有權威”。他不知道，最重要的是法律要有權威。中央的權威是 法律賦於的，而不是鄧個人”要”的，而法律的權威是公民民主制度賦於的，而不是”革 命”創造的。毛動員群衆迫害異己，而鄧命令法律整肅異己，然後他把自己對法律的這 種污辱稱謂”加強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

8、”臺灣集中攻擊我們四個堅持,恰恰證明四個堅持不能丟。” 這就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堅決擁護”的紅衛兵真理。根據這個可愛的邏輯，臺灣” 攻擊”我們文革殺人太多了,”恰恰證明”我們殺人太多是正確的，我們應該殺更多的人； 美國”攻擊”我們環境破壞嚴重，”恰恰證明”我們破壞環境是正確的，我們應該進一步破 壞環境！

9、”我們對香港的政策50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

　　爲什麽是50年而不是49年或51年？這個50年的概念從何而來？來自科學的論證嗎？ 不是。來自香港的民主決策嗎？不是。他來自”設計師”的”設計”！這個萬能的設計師不 僅設計大陸人民社會存在或政治存在形式的”質的規定性”，而且也”代議”香港居民政治 存在的”質的規定性”；他不僅”代議”中國人政治存在形式的質的規定性，而且”代議”和 “設計”中國人政治存在形式的”量的規定性”。”代議制”在中國發展到了徹底”科學”的高 度，已經採取了數學的精確形式，的確比西方虛僞的自由制度要優越得多。用算命或數 學的口氣對有關千百萬人命運的問題獨自”計算”，這種”數學專制主義”由來已久。”數 學專制主義”是”軍事專制主義”的”政治合法性”，或是後者的合法性表演。毛就特別鍾 愛這種獨斷方法：“15年趕上英國。””化分私人工商戶……就大城市說，前三類約占 95%左右，後二類約占5%左右。”“在北京5萬工商戶中，守法戶約占10%左右，基本守 法戶約占60%左右，半守法戶半違法戶約占25%左右，嚴重違法戶約占4%左右，完全違法 戶約占1%左右。”“在7年內，基本上掃除文盲,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字”，“堅決 反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只有2%。”……（《毛澤東文集》）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數學結 論完全沒有事實根據和民主決策的基礎。即使民主決策對未發生的事物也不能進行準確 的數位判斷——在重大的問題上採取算命式的政治決策，這正是哈耶克驚歎的”瘋狂的 自負”。這種”數位專制”首先起源與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唯科學主義”傳統，其次就是 來自獨裁者的獨斷和計劃經濟的理論教條。爲了證明獨裁者判斷的科學性，爲了達到胡 謅出來的數位指標，經濟生産和政治迫害是必然以完成任務的形式完成。這種數位化的 政治迫害是徹底的蓄意謀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講20年。”這裏的主體是誰？ 自然不是鄧，那就是後人。有什麽理由要後人服從前代的一個老人的誡命呢？他不僅要 爲現代人設計，還要爲未來的人設計；他不僅要現在的人和他保持一致，而且要求未來 的人和他保持一致。秦始皇要求後世”定於一尊”，使秦”曆萬世而久遠”，結果二世而亡 ；華國鋒續”大統”，搞兩個凡是，不也被推翻了嗎？50年不變，你不變，有人變。”我 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一個說話總是算數的人是不會強調這個話的，只有向來說話不 算數的人才總是強調自己說話是算數的。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當然，我承認，鄧在” 一國兩制”的這個問題上的確是真誠的，這正是他開明和務實的地方。他這種近乎低三 下四的表白，是他和他那個政府在其他問題上一向”說話不算數”的必然惡果。

鄧說：”不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理好香港，這是老殖民主義留下來的思想狀態。” 　　不相信在中國在中央政府是由中共執掌時中國人能管理好香港，是世界人民和中國 人民在中共幾十年建設”碩果累累”的歷史基礎上形成的普遍共識。人們是不相信那種權 力，而鄧把權力偷換爲”中國人”，這足以刺激中國人”說不”了，這一招的確頗費心機。 “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爲主體的香港人幹出來的。”是的，但這與”我們”何 幹？鄧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有多少創造繁榮的香港人，是在”我們”的迫害下妻離子 散、家破人亡、被迫背井離鄉逃亡到香港的。如果這也可以歸結爲一種功勞，那麽。是 的，”我們”對香港的繁榮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的。遺憾的是，我們是通過製造政治難民 而”創造了”香港的繁榮。另外，根據這個說法，那麽，大陸是完全”以中國人爲主體的” ，爲什麽沒有在大陸”創造出香港式的繁榮”？事實上，正是中共不相信（也許更是不願 意）香港人有能力管理好香港，就象他”不相信”大陸人自己可以管理好大陸一樣（強調 國情而拒絕民主化）。這是”老社會主義留下來的思想狀態”。”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和標 准”。誰要求港人治港要有一個標準呢？不是港人，他們是無權的。是鄧要求有個標 准。那麽，這個標準和界限是誰制定的呢？不是港人，是鄧們的界限和標準。那麽這個 界限和標準是什麽呢？”就是必須由愛國者爲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那麽，由誰來確 定誰是愛國者呢？不是港人，而是”我們”。那麽根據”我們””長期以來積累的歷史經驗” 來看，什麽樣的港人才是”愛國者”呢？那就是必須熱愛”我”的，與我一致的、而未必是 熱愛港人的。這裏我們看到，具有中國特色的”代議制”已經恩澤港人了。

鄧說：”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 個判斷少了個主語，讓我們把它補充完整：”我決定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我 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完全是一種”朕即國家”的口吻。人民有權選 擇自己的政治制度，這種選擇權不需要任何人”決定”或”允許”。”中國不能允許隨便示 威遊行”，是中國人不許中國人示威遊行嗎？顯然不是，這是自相矛盾。顯然是”我”不 允許。爲什麽呢？他是無權的，但他有槍，他是”有槍允許和不允許的”。 11、”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看 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産力 能否得到持續發展。”

這完全是一個災民理性的政治理論。監獄制度就可以達到這個標準。唐太宗和希特 勒的政治制度都能夠達到這個標準。如果生活在這種制度中人就是幸福的了，那麽，人 類和被精心照顧的畜類還有什麽區別呢。畜圈裏的豬群是穩定的，它們是團結的，伙食 是不斷改善的，也就是說，改善了豬民的生活，它們是得到持續增肥的，也就是說，是 得到了持續發展的。 總體來說，“鄧小平理論”體現了他的實用主義精神，這比毛根本不承認人也有吃 飯需求是一種進步。但鄧僅僅停留在這種“進步”之上，他否定人有超出吃飯權利之上 的自由。鄧仍然是一個獨裁者。總結鄧小平的“政治錯誤”至少應該感謝李鵬先生的回 憶文章，他談到的鄧的四大功績正是鄧的四大罪狀：“提出四個堅持”、“果斷平息六 四政治風波”、“確定江澤民爲‘接班人’”、“三峽工程建設的決策者”。鄧將因這 些罪惡被定在審判席上。

對鄧小平最大的恭維是稱他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稱呼是對整個民族的侮辱。一個社會的發展不需要別人的來設計，難道每個公民都是沒有自理能力的弱智兒童 嗎？而這個“設計”的主要內容就是堅決拒絕政治改革，這正是鄧小平政治模式最大的 局限，也是他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最大惡行。遺憾的是，鄧的獨裁模式被江拙劣倒也傳神 地複製下來，人們已經發現，這個槍指揮國家的政治模式已經成爲中國走向文明的最大 障礙。令人遺憾的是，最近北京似乎打算通過對鄧小平的歌頌而堅決延續這種野蠻和落後的統治方式。告別鄧小平及其精神的劣等僕從江澤民，是中國新生唯一的希望。

2004年8月24日定稿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