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之廣泛興佛

北朝各代囪信佛教，北魏拓跋氏從道武帝開始就信奉佛教。道武帝本人喜歡看佛經，每次見到沙門都要行禮。明元帝則在都城的四方建立佛像，並令沙門開導民俗。

不過，魏太武帝卻在太延四年三月，令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概還俗；後又聽信崔浩讒言，下令殺盡長安及各地沙門，並焚毀經像，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滅佛。史書記載，“後魏時，太武帝四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群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殊滅。自余征鎮，豫聞詔書，之匿得免者十一二。”但太武帝因為滅佛而不得善終，45歲時為宦官所害。

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諸帝都是信佛的。文成帝時，下令重興佛教，准許諸州城郡縣於眾居處各建寺一所，並允許平民出家，寺塔經像漸漸修復。獻文帝繼位後，在宮中建寺習禪。到孝文帝太和元年，平城即有僧尼二千餘人，各地僧尼達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到北魏末年，各地僧尼多達二百萬餘人；而位於平城的佛寺約有100所，各地合共6478 所，洛陽中已有1376所，各地寺廟達三萬餘所(見《釋老志》和《洛陽伽藍記》)。

北魏至孝靜帝後，分裂成東西二魏，繼承東魏的是北齊帝室，文宣帝曾派遣高僧法常入內庭講經，之後北齊諸帝，多半好佛，鄴都內的大寺約有4000所，僧尼近80000人，全境寺院有四萬餘所，僧尼二百餘萬人。

繼承西魏的是北週王朝，明帝時建陟岵、陟屺二寺，至武帝時又有滅佛之事，至宣帝時才漸次回復舊貌，至靜帝時全國恢復佛道二教，重立佛像及天尊像，使佛教全面復興。

北朝時佛寺建築盛極一時，如《洛陽伽藍記》序中指“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當北魏道武帝接受佛教時，便於天興六年在首都平城“作五級浮屠，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繪飾。”後來獻文帝又於皇興元年在平城起永寧寺，構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孝文帝在遷都洛陽後，更大力營造寺塔，洛陽一地就有一千餘寺，其中以永寧寺、瑤光寺、景樂寺、法雲寺、皇舅寺與只洹精舍較著名。

北朝之北魏的興亡

* 北魏的建立

北魏是由鮮卑族的拓跋部落建立的。拓跋部最初在東北大興安嶺北端東麓一帶活動，過著遊牧生活。西晉末年，拓跋部分為三部。

307年，猗盧統攝三部，有騎士四十余萬。猗盧因幫助西晉抗擊匈奴的劉聰和羯人石勒，被西晉封為代王。316年，猗盧被殺。從此，拓跋部落分裂，又陷於紛亂之中。

338年，什翼犍繼代王位。拓跋部“始置百官，分掌眾職”，國家機構逐步完備。什翼犍頻繁的對外進行征伐，虜掠了數以百萬計的牲畜和人口，勢力逐漸壯大。376年，前秦苻堅征服了拓跋部，什翼犍被殺，部落離散，余眾被分為二部。

386年，什翼健的孫子拓跋珪乘前秦瓦解之際，在盛樂稱代王，重建代國。同年，改國號為魏，史稱“北魏”。

* 統一北方

拓跋珪建立北魏後，推行屯田制度，發展農業，國力日益強盛。395年，他大敗後燕軍隊，接著攻佔信都（河北冀縣）、中山（河北定縣）、鄴（河北臨漳）等地。

398年，拓跋珪遷都平城（山西大同）。北魏在征服中原過程中，任用漢族地主為官，許多著名漢族豪強都成了拓跋珪的得力謀士。

元帝拓跋嗣（409年～423年）即位初，繼續任用有能力的漢人，並給他們高官要職。他們幫助出謀劃策，制定政治、禮儀、法律制度，使北魏逐漸鞏固和強盛起來。後來，山東、河北的著名士族豪強也都歸附了北魏。

到太武帝拓跋燾（424年～451年）即位時，十六國後期的各個政權，經過互相吞併，只剩下北涼、北燕、夏和西秦了。經過征戰，到439年北魏統一了北方。

* 魏孝文帝的身世和仁德

471年，魏獻文帝拓跋弘把帝位傳給五歲的兒子元宏，是為孝文帝，由其祖母馮太后執政。

史書記載孝文帝出生時就有異象。當時“神光照於室內，天地氛氳，和氣充塞”。他出生時就長得不同凡響，長大後十分仁孝，綽然有君人之表。

孝文帝對待兄弟親族、大臣及週圍的人，都非常寬和仁慈。有一次，別人在用餐時用熱羹傷了他的手，文帝微笑著予以寬恕；還有一次，在飯中吃出了蟲穢之物，文帝還是笑著寬恕了從人。有宦官曾在太后面前說皇帝的不是，太后大怒，打了文帝數十杖。文帝默然而受，也不進行申辯。太后死後，文帝也不以為意。

文帝喜好佛法，十五歲起就不再殺生，也停止了射獵活動。此外，他生性簡樸，騎馬的鞍子只是鐵木的而已。

文帝親政後，從善如流。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為倦。他常思慮並關心百姓的疾苦，對手下的大小百官則留心觀察任用，對於賢能之士，根據才能的大小加以任用。他常說：“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御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

文帝告訴史官說：“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

在其南北征巡時，有官員上奏請求整治道路，文帝說，只要簡單的修橋樑可以通過馬車就行了，不用鏟草令土地平整。他是凡所修造的，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急之事損民力也。在文帝巡幸淮南時，如果需要砍伐老百姓的樹的，一定要留下銀兩，而百姓的田地從不踐踏。

* 孝文帝的改革

北魏建國之初，官吏沒有俸祿，因此農民的負擔較重。國家規定：“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實際上農民的負擔遠不止此。

此外，北魏初期對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民採取歧視政策，將其變為奴隸和雜戶；戰時還驅使他們為步兵在陣前衝鋒，鮮卑騎兵在後面督陣，如果步兵不前進，便被騎兵踏死。而在上層的鮮卑貴族和漢族地主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如清河大族崔浩在鞏固北魏統治上出過大力，後來因與拓跋燾意見不同而被殺，與崔浩有姻親關係的漢族門閥也都遭滅族之災，被殺者達二千多人。這種矛盾也影響了北魏政權的穩定。

上述矛盾使北魏統治者意識到了改革的必要性。

孝文帝於485年開始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首先實行了均田制。北魏初年曾推行過“計口受田”制，而新實行的均田令的主要內容是：

（1）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只種穀物）四十畝，婦人二十畝。為了輪種，露田加倍或加兩倍授給。露田不准買賣，年老免課及身死還田。

（2）男子每人給桑田二十畝，作為世業，終身不還。在二十畝桑田上必須按規定種一定數量的桑、榆、棗樹。初受田時，原無桑田者，依制受田；原來桑田不足者依制補足，多餘者將多餘部分充做倍田；再多的也不充做露田來還授。隨著人口的增減，多餘部分可以賣出，不足部分可以買進，但買賣都不能超過應得分額。非桑之鄉給麻田，男子十畝，婦人五畝，還受法和露田一樣。

（3）奴婢受田與良人相同。耕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

（4）土廣民稀之處，任力耕墾，不受限制。土狹民稠之處，增丁應受田而不願遷移者，以桑田抵應受露田數；不足者不給倍田；又不足從家人田中減量分給。願遷者，任到空荒之地，但不得逃避賦役。

（5）官吏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八頃，縣令、郡丞六頃。離職時移交下任，不得轉賣。

其次，實行了三長制。三長制是地方基層行政組織，它規定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裏長，五裏立一黨長。三長的職責是檢查戶口，管理農民，征發租調力役。

第三，實行新租調製。新租調製規定：一夫一婦每年出帛（麻鄉出布）一匹、粟二石；十五歲以上未婚的男女四人、從事耕織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頭，分別出一夫一婦的租調。新制實行後，按戶等徵收租調的“九品混通”制便廢除了推行上述制度後，農民有了一定數量的可耕土地，租調相對固定和減輕，農民的生產條件有所改善，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此外，許多少數民族百姓成為均田戶，對鞏固他們的定居農業生活也有積極作用。而北魏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

* 魏孝文帝遷都和漢化措施

490年，馮太后死，魏孝文帝開始正竹政。他親政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都城從平城遷到洛陽。之所以遷都，是因為北魏孝文帝本人十分崇尚漢族文化，希望推行漢化政策，但在鮮卑貴族集中的舊都平城，推行漢化政策阻力很大。

於是，493年，孝文帝以南伐名義，率二十萬大軍南下。到洛陽後，他聲言繼續南下，羣臣跪在馬前勸阻。他利用羣臣不願南伐的心理，宣布定都洛陽，並由此推行其漢化措施。

漢化措施包括：

第一，改官制。魏初，鮮、漢官號雜用。遷都後，改定官制，完全依照魏晉南朝制度。

第二，禁北語。鮮卑人原使用本族語言，北魏軍中也用鮮卑語。朝廷上則鮮、漢語雜用。孝文帝在遷都後的第二年六月正式下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在具體實行上，因為三十歲以上者不能一下改變，尚不強求；三十歲以下者，在朝廷上必須使用漢語。

第三，禁胡服。鮮卑舊俗披發左衽；婦人冠帽著夾領小袖短襖。遷都之同年，下令禁胡服，服裝改為漢制。

第四，改姓氏。鮮卑人多是二、三字的複姓，如拓跋、獨孤、步六孤等。姓氏與漢人不同，標誌著民族的差異，影響“胡”、漢貴族合作。因此，遷都的第三年，孝文帝下令把鮮卑族的複姓改為單音漢姓，如拓跋氏改姓元氏，獨孤氏改姓劉氏，步六孤氏改姓陸氏，丘穆陵氏改姓穆氏等。

孝文帝的漢化遭到了一部分保守的拓跋貴族的反對。他們不僅在改制前進行抵制，在改制中和改制後也不斷反抗。496年，太子拓跋恂企圖逃回平城發動叛亂，被孝文帝處死。同年冬，舊貴族在平城發動兵變。孝文帝派軍平服了叛亂，保證了改制的順利進行。

孝文帝的漢化，促進了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大融合。

* 魏孝文帝改革和漢化的影響

孝文帝改革後，由於立長校戶，政府控制的編戶增加了。到孝明帝神龜年間，戶口數目比西晉太康元年增加了一倍多，大約有五百多萬戶，三千多萬口。而吏治的改善，負擔的減輕，使農民可以安心從事生產，農業有所恢復和發展。

北魏的畜牧業原本就很發達。孝文帝時期，又在河南設牧揚，養戰馬十萬匹。如契胡爾朱榮的父親爾朱新興有“牛羊駝馬，色別為群，谷景而已”。

手工業也有所進步。絹布產量增加，絹價下降。魏初，每匹絹千錢，孝文帝以後降到二三百錢。榨油、釀酒、造紙、煮鹽、冶鐵等部門也有發展。

孝文帝改革和採取漢化措施之後，北方的民族矛盾也有所緩和。

* 魏孝文帝之後的發展

北魏後期，商業也有一定的發展。大的城市有洛陽、鄴和長安。洛陽既是北方政治中心，又是貿易中心。洛陽西陽門外有大市，週圍八裏。“市東有通商、達貨二裏。裏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

當時經商的，除了列肆商販和大商人外，許多貴族、官僚也從事經商。

西域、中亞、朝鮮、日本的商人也到北魏進行貿易。但總的來說，北方商業不及南朝活躍，較長時間是以絹布穀物作為交換媒介。

北魏後期，鮮卑門閥在優裕的生活中已經完全腐化。如高陽王元雍有家僕六千，使女五百，吃一頓飯要花費數萬錢。河間王元琛更為奢侈，他有十幾匹駿馬都用銀槽來餵養，請客用的器皿如水晶砵、瑪瑙碗等，都是由外國買來的稀罕之物。元琛曾自負的說：“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魏孝文帝以後，政治日益腐敗，賣官鬻爵，賄賂公行。這使統治者和老百姓的矛盾越來越激化。

在5世紀末至6世紀初，北方已不斷爆發農民起義。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義遍布北方各地，名號繁多，但主要有四支：北方邊鎮起義、河北起義、山東起義和關隴起義。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起義，前後延續了八年之久，席捲了今河北、山東、內蒙古、寧夏和甘肅的廣大地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