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5日訊】淮生，一個在城市里謀生的農民，他認真地關注著農民的利益，筆者讀過他多篇關于農民的文章，他的情怀是讓人感動的。今天讀了他的《我對“六四”難屬及民運人士的疑惑》之后，我有一种怪怪的感覺，他問了這樣一個問題，“六四”難屬及民運人士是否會像下鄉知識青年和右派那樣維持著對農民的冷漠、對農民權益的排斥？在他看來，“六四”難屬及民運人士可能會維持著對農民的冷漠、對農民權益的排斥。淮生是這樣表達他的判斷的：

我只關心一點：你們能不能肯定，你們不會是下一個知青群體、不會是下一個右派群體？

我自認為是中國農民中對你們有較多了解的那部分人。即便如此，我依然對你們存在疑惑。

——因為，號稱“社會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過去的日子里一直在心安理得地踐踏良心、踐踏社會公正；

——因為，在你們公開的信息中，我依然沒有机會，找到獲取明朗答案所需的線索。

個人認為，淮生不應該把“六四”難屬拉進來，把他（她）們和民運人士放在一起接受淮生的質疑是不妥當的。因為這些人的政治訴求僅僅局限在為他們的親人討公道這個特定的范圍內，這些人都是中老年人（老年人居多），這些人今后參与政治制度建設的可能性很小。淮生問他（她）們，“建立一個基本公正、基本正義的中國的使命，有沒有納入你們的計划？讓生活在中國土地上所有的同胞擺脫奴役命運，有沒有納入你們的計划？你們作為城里人，是否把拒絕接受不義、不公正的优待（相比于農民），納入你們的計划？”，對于淮生這樣問人家我是這樣看的，讓國民都來考慮這樣的問題具有一定的意義，但是現在就對不搞政治制度設計的人提這樣的問題，在時間上顯得有點儿早；對于不參与制度設計的人，最好不提關于制度設計方面的問題。淮生有什么問題，可以單獨對民運人士說就行了。

一部分右派和全體知青在農村生活過很長的時間，他們對農民的艱辛有著深刻的體驗。這些人回到城市之后，并沒有使歧視農民的現實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淮生對此很失望。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知青中有一些人對農民還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有的知青在回城后就幫助過農民，但是歧視農民的現實絲毫沒有改變。在這里我們不能責怪那些曾經同情過農民、又不喜歡當下制度的右派和知青，因為他們是在制造不公平的制度下生活的，當他們無力改變這种制度的時候，他們只能服從這個制度、或偷偷摸摸地修改當下的制度。還有一些右派和知青也同情農民，但是他們非常喜歡當下的制度；還有人不同情農民，又很喜歡當下的制度；對后兩部分人應該另當別論。知青和右派維持著對農民的冷漠、對農民權益的排斥，這既有個人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對此我們應該有所了解。

民運人士与右派、知青群體最大的不同是他們的起點不同。民運人士一開始就是站在反對不合理制度的起點上，右派和知青則不是。右派是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參加整風的，是去給共產党提意見、幫助共產党改正錯誤的。下鄉知識青年根本就沒有政治訴求。民運人士和右派、知青的起點不同，他們的作為也不會相同。從民運人士的政治表述和他們的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是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這种制度給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的人提供了一個說話的机會和說話的場合，有了這樣一個制度安排，農民就可以參与政治博弈，并從中獲取自己的利益。民運人士為民主制度建設出了力，這就可以視為對農民的幫助。

也許淮生認為民運人士只能在制度建設方面給農民提供幫助還是不夠的，也許他認為民運人士應該象為自己爭取權利那樣為農民爭取權利。任何人都可以向民運人士提出這樣的要求，可是他們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能不能有效地幫助別人？這樣的問題值得一問。他們既要面對警方的打壓，又要為自己謀生而奔波，在這种惡劣的生存環境中，他們的作為實在是有限。即使是這樣，海內外的民運人士也沒放棄對中國農民問題的關注。中國人權發表過唐山農民維權的新聞稿，其主席劉青就唐山農民維權還接受過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采訪。《网絡文摘》發表過多篇研究農民問題的文章。孫志剛事件發生后，國內的民運人士參加了批評收容制度的活動中。王丹為廣東石三村農民維權寫過文章。張林寫過《比奴工還不如的的農民工》等討論農民問題的文章。個人也有類似的文章。

淮生認為“六四”難屬及民運人士可能會維持著對農民的冷漠、對農民權益的排斥。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實支持著他的這個判斷，希望淮生能指出他所知道的那种事實。也許有的民運人士發表過輕視農民的言論，可是個別民運人士能代表民運群體中的其他人嗎？淮生對“六四”難屬及民運人士表示的失望，這樣做是不是有些輕率？

不可否認的是，淮生現在提出農民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他讓我們不敢忘記農民，他讓我們這些城里人記著這樣一件事，我們欠農民一筆債。如果我們還有一點點良心，我們就會与淮生這樣的有識之士站在一起，為農民做一些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