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4日訊】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不論是否在紙質媒體和影視媒體上顯身，但凡是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必是在網路媒體上出現。出現在網路上的中國真正公共知識份子裏，只有一個“農民”，這個“農民”的名字叫淮生。

淮生本是農民，是生長在淮河邊的農民。淮生不是農民，是在北京擺鋪子做小生意的生意人，算是小商人。淮生終究是農民，是北京的外來人口，是攜著妻兒到城裏討生活的“盲流”。淮生不願是農民，以鍵盤爲筆做起了公共知識份子。淮生終於還是農民，他告訴人們中國農民的實際狀況、求解放的真實想法。

淮生的文字總是謙卑的。他不以爲自己有知識，不像我等所謂的知識份子，把逛街就可以看見的事實說成是知識。他不以爲自己有學問，不象我等所謂的知識份子，把人本能就有的吃飯、走動、言論、尊重說成是學問。但他謙卑的文字，總是讓我少有感動的公共文字中的一個。今天讀他《我對“六四”難屬及民運人士的疑惑》一文，竟是流出了眼淚。

中共的歷史，是不斷進行政治清洗又不斷進行平反、昭雪的歷史。淮生從中共曾經給右派脫帽、讓知青回城進行補償的故事裏，判斷中共總有一天也會給六四、民運類似的待遇。但他告訴我們，中共從來沒有給農民“平反”、補償過，而中國農民所遭受的遠遠要甚於右派、知青。淮生說的事實很讓我悲傷。我悲傷的不僅是事實，更悲傷這是永遠的規則，——在中共的治下，不論補償，即使一聲道歉，農民也是不能夠得到的。中共是馬列主義的政黨，其基本的教條是把農民看作落後、愚昧的階級，因此，無論革命還是建設，都必然是要剝奪農民。俄國布爾什維克是舉行了城市暴動後進軍農村剝奪農民；中國的農村革命道路更是依靠剝奪農民起家，而建設至今仍然依靠剝奪農民獲得成本優勢，將來也還必然是要這樣。

淮生告訴我們，解放的右派、回城的知青本應該是最瞭解農民疾苦的，但他們一當解脫了自己的苦難，進入了城市，掌握了中國社會的主流權力，又恰是壓迫農民的分子。這是事實，這事實讓我覺得悲痛。淮生或許不知道，無論右派還是知青，在中共的政治集權、思想集權、教育集權、文化集權、經濟集權、人身集權等等集權之下，本是屬於中共的體系或是依附於這個集權體系的分子，雖然他們曾經是中共的被清洗物件，但這種清洗本質上屬於“內部”的清洗，他們至少在對待農民的問題上，其立場、觀念與中共有著一致性。他們在表達情感時也許會“愛”農民，但一當站到集權主流地位落到行動，必然壓迫農民，甚至，由於農民的天地曾經是他們的受難地，他們的壓迫會在理性名義下空前冷酷。

淮生以農民的樸素對“六四”、民運人士表示了自己的敬仰、支援，但他問：“建立一個基本公正、基本正義的中國的使命，有沒有納入你們的計劃？讓生活在中國土地上所有的同胞擺脫奴役命運，有沒有納入你們的計劃？你們作爲城裏人，是否把拒絕接受不義、不公正的優待（相比於農民），納入你們的計劃？”他問：“你們成功了，訴求實現了，你們是否會像知青、右派那樣維持著對農民的冷漠、對農民權益的排斥？”淮生的問題讓我覺得悲哀。我的悲哀，是我看出，淮生的問題不能得到肯定的回答。“六四”、民運人士所行的運動，不是民衆的運動，他們行的是精英的運動。昨日我還跟一個歷史學家談起相關的問題，我說“六四”雖然堂皇得多，但僅從涉及社會階層和民衆運動的角度，比之“五四”衰退了不止千萬裏。精英運動的狹隘性反映了運動者政治意識、社會意識的狹隘性，不僅農民，甚至工人、普通市民也不能納入他們切實的計劃，而“成功”了，對農民而言，遭受精英主義的歧視一定難以避免。

淮生呀，你的所說、所問，讓我流出了眼淚。我不知道該怎麽跟你說。農民的問題要靠農民自己解決，別人所給的，——即使給了——也只能是要農民承認了是奴才後的賞賜。而這賞賜，在中國也是很難得到的啊！

2004/8/23

──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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