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4日訊】談論中國改革的歷史，不能不談鄧小平，但也決不能只談鄧小平，並不意味著鄧小平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更不意味著鄧小平在後毛時代的作爲皆是“偉光正”的。我們既要對後毛時代的黨內開明派的巨大作用給予充分的尊重，也要對民間自發動力對改革的基礎作用給予公平的對待；既要揭示出鄧小平式跛足改革的兩面性，又要對胡耀邦、趙紫陽的貢獻及其政治悲劇給予尊重，並給予不同於官方定調的評價。

一、 中國改革的社會背景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啓動改革時，大陸中國還是一個全面奴役的極權社會，極權者毛澤東，不僅把政權和國家，而且把每個人，都變成實現他個人意志的工具。自1949年中共執政後，經過一系列政治運動，一黨專制和個人獨裁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將這一現代奴隸社會推向極端。

（一）絕對極權下的現代奴隸制中國

我之所以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稱之爲現代奴隸制度，就在於這種現代奴隸制和傳統奴隸制的區別，只有統治的意識形態、組織方式及控制手段的不同，而奴役的實質則完全相同，而且在奴役的廣度上和深度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傳統奴隸制，由於統治手段在技術上的落後，不可能在如此廣闊的地域內奴役如此衆多的人口，也不可能只有一個最高的奴隸主爲所欲爲地號令一切。傳統奴隸制，主人和奴隸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是赤裸裸的，主人就是主人，奴隸就是奴隸，戰爭中的掠奪所遵循的完全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沒有什麽堂皇的道德來裝璜奴役：沒有以“人民公僕”的僞善面貌而實施奴役的奴隸主，也沒有以“國家的主人翁”的漂亮名譽而被奴役的奴隸。傳統奴隸制，還沒有政黨和國家單位這類高效率的組織系統，可以把所有的人從生到死的全部納入奴隸主的有效而全面的操控之中；傳統奴隸制，也沒有“解放全人類”的意識形態烏托邦，沒有“爲人民服務”、“大公無私”的道德說教，沒有“偉大、光榮、正確”的自我標榜；傳統奴隸制，更沒有既是“道統”教主又是“法統”帝王的絕對個人，沒有“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救世主崇拜，沒有億萬人只有一個大腦的絕對的思想獨裁，沒有“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洗腦，也沒有現代科技所提供的高效的奴役手段。

執政黨控制的國家是現代奴隸制的載體，通過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形成了等級森嚴的金字塔結構，高居於頂端的黨魁就是總奴隸主，民衆包括執政黨的大小官僚（官僚既是總奴隸主的代理人又是高級奴隸）都是等級不同的奴隸，對領袖個人的絕對人身依附，通過黨組織和國家單位的雙重操控，即，通過“支部建在最基層”的黨組織，黨組織再通過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再通過共青團、婦聯、工會，再通過國營單位、人民公社、街道委員會……組成了一張無所不在的極權網路，並借助于現代文明的科技成果，把每一個個體網入其中，無所不包無時不在地剝奪著個人的一切——物質上和精神上、集體生活上和個人隱私上、出生和死亡、工作和婚戀，通過等級森嚴的組織系統，個人只能別無選擇地依附於國家、党和領袖個人。只有無條件的效忠和奉獻的義務，而沒有任何反對和索取的權利。在這樣的現代奴役制下，絕對獨裁者毛澤東，也最容易通過自上而下的全民動員來達到其個人的政治目的。

換言之，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是史無前例的新野蠻統治，法西斯極權的種族滅絕是前所未有的，共産極權的階級滅絕也是前所未有的，是前所未有的絕對權力、前所未有的人的工具化和前所未有的道德野蠻化的結合。人類歷史上，還沒有那個獨裁制度會把人分爲“必須加以滅絕的種族或階級”，並利用“集中營”和“勞改營”，通過“全民動員”和“系統洗腦”來實施集體屠殺或靈魂改造。也還沒哪一位獨裁者公開鼓吹“反道德”的公共倫理，對“殘酷鬥爭”、“造反有理”、“殺人不眨眼”、“說謊告密”……進行國家化制度化的激勵，從而把出賣良心、虐待弱者、殺人搶劫和說謊成性，變成人們應該且必須服從的國家意志。而那些被出賣被改造被歧視被迫害被屠殺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屬於政治上的“異見分子”，而絕大多數則屬於忠臣和順民，象被史達林清洗掉的蘇共黨內的高層人士，被毛澤東打到的“昔日戰友和同志”，大都是共産制度的堅定信仰者；而那些受到階級滅絕的普通百姓，也大都是共産制度下的順民。他們被滅絕的主要理由，不過是極權者本人的主觀認定的“敵對階級”。

作爲最高奴隸主的毛澤東，由於他擁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自然就作爲“人民的大救星”而承擔著維護社會秩序和提供民衆福利的主要責任，並且在這個奴隸體系中佔有了最大的利益份額。所以，他有資格嘲笑歷史上的所有被認爲大有作爲的帝王，因爲，在中國的帝制歷史上，還沒有一位帝王敢於象毛澤東那樣狂妄地自奉爲“神人一體”，可以對人性進行旨在再造新人的全盤改造——毛主席的好戰士和共産事業的接班人。進而認爲他領導下的人民具有無往而不勝的偉大力量，足以消滅一切邪惡勢力，足以解救所有的受奴役的人民。

然而，帝王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與帝國的官僚集團以及廣大奴隸的利益之間的一致是偶然的，而不一致乃至衝突則是必然的。毛澤東的絕對權力是終身的，他能夠爲所欲爲地追求異想天開的個人嗜好乃至怪癖，使奴隸主的個人及家族利益的最大化與其代理統治集團、民衆利益的最大化並不完全一致，從而就導致了他個人與代理統治集團和民衆之間的矛盾乃至仇恨。而在他個人與整個社會的反對力量的較量中，其結局總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他的隨心所欲讓整個社會付出了不必要的巨大代價，而他個人在有生之年卻可以不付任何代價和不負任何責任。毛澤東雖然沒有秦始皇那樣巨大的墳墓和陪葬的千軍萬馬，但是他身後的哀榮遠非任何帝王所能媲美。他所繼承的幾千年一以貫之“秦政”，使他有權力把胡作非爲的代價和風險轉嫁給整個社會與整個統治集團，也同時轉嫁給沒有與他一起進入墳墓的家族。江青沒有殉夫乃是她最大的不幸，她活下來替毛澤東承擔了文革的全部罪責。當毛澤東的遺體被保存在中國的政治中心最具象徵意義的天安門廣場、仍然受到人們的瞻仰和膜拜之時，他的夫人江青早已在秦城監獄中自殺身亡，而且死無葬身之地。

物極必反，毛澤東式的個人獨裁所造成的災難，在文革的後期達到了社會忍耐的極限，全社會的普遍不滿之強烈和忍無可忍，甚至在毛澤東還活著的時候，就通過“四五天安門運動”得到了象徵性的宣泄，“秦皇的封建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的口號，已經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了最高奴隸主毛本人。這大概是中共執政27年以來，民衆第一次自發地公開地把矛頭指向毛本人的群體抗議，而且是在中共政權的首都，在首都的心臟天安門廣場。1949年之後，這裏曾經只是毛澤東實現他個人執掌絕對權力的地方，是舉行中共執政的周年慶典、重大節日和百萬人集會的地方，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八次接見造反青年的准宗教聖地，除了向毛澤東朝聖之外，任何人也不能在天安門城樓上俯視衆生。而當民衆借悼念周恩來之名而自發來到這塊聖地，不是來朝聖而是來瀆神，“四五天安門運動”標示出中國社會的全面奴役化，已經到了忍無可忍和非改不可的臨界點。

即便毛澤東沒有在1976年9月遭到天譴——自然死亡，也不一定能夠繼續維持住億萬人只有一個頭腦的奴隸制秩序了。事實上，早在1971年林彪事件後，懷疑毛甚至反對毛的社會情緒就已經開始了暗中的醞釀，“四五運動”不過是這一暗流的公開爆發而已。更重要的是，民衆既是爲了悼念周恩來，也是爲鄧小平鳴冤，“樹小平”（在天安門廣場周圍的松樹上挂小瓶）這一象徵性的民意表達，使鄧小平被無端地指責爲這一自發的民間抗議運動的幕後黑手。由此，這一直接指向毛的抗議運動，也爲鄧的再次複出提供了豐厚的民意基礎。

然而，在總體國家的體制下，個人對政權的絕對人身依附和民間自組織能力的長期被壓制，致使任何來自民間的利益訴求的實現，要麽在秩序崩潰時表現爲民間造反的暫時占山爲王，要麽在秩序正常時必須得到政權的首肯才有可能，而二者最終皆要被統治者所利用以達到特權集團的目的。中國從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改革，也沒有逃脫這種迴圈了幾千年的模式，統治者利用了民意，達到了重掌權力和牟取權貴集團利益的目的，而改革的代價和成本經過層層轉嫁，最終的承擔者注定是廣大下層民衆，最大的受益者則是極少數以權貴家族爲核心的特權階層。

正如波蘭著名異見者米奇尼克論及後極權時代的波蘭時所言：“爲什麽是後極權的？因爲權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the power is still totalutarian），但是社會已經不再是，社會已經是反對極權的，它在反抗和創建自己獨立的機構，其結果導向一個我們稱之爲公民社會的某種東西，即托克維爾意義上的公民社會。這就是我們試圖做的：建立一個公民社會。”（《反權威的造反——丹尼•科恩－邦迪訪談米奇尼克（1987）》崔衛平譯）這樣的論述也基本適於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至少從林彪事件開始，政權未變而社會已變，民意已經自發地醞釀著社會變革，正是全社會的普遍不滿爲社會轉型提供了豐厚的民意支援。這種不滿，當然也包括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特別是在文革被毛澤東整肅的中共權貴們。被整肅的中共權貴的不滿和民間的不滿一拍即合，中共統治集團才有可能通過上層政變和推動思想解放來發動改革。鄧小平利用老權威毛澤東自然死亡之機，更利用“四五運動”的民意支援，清除了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以及毛主義的繼承者“凡是派”，通過對文革的有限清算與平反運動重返政治舞臺，通過思想解放運動及其“白貓黑貓”的實用主義獲得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和公衆輿論的支援，通過肯定農村自發包産到戶來發動了經濟改革，通過“對外開放”和“韜光養晦”重返國際舞臺，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的全面極權化的封閉時代。

（二）歪曲歷史和掩蓋罪惡的紀念鄧小平

一種標誌著新舊交替的歷史轉折的出現，肯定不是單一力量所能完成的，無論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歷史人物個人所能推動的，無論這歷史人物的個人貢獻多麽傑出。所以，回顧偉大歷史事件也好，紀念偉人也罷，任何把全部功績都獻給一個人的回顧和紀念，即便不是別有用心的惡意，起碼也是不尊重歷史真相和極不公平的。

不幸的是，由官方主導的鄧小平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也像中共政權主導的所有紀念中共元老活動一樣，仍然重復著歪曲歷史和掩蓋真相的造神運動。

從高層改革派的角度看，在八十年代驅動改革車輪的人物中，“鄧、胡、趙”曾被公認爲改革的三駕馬車，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惡、平反冤假錯案、思想解放運動的主持者，趙紫陽是經濟改革（農村的包産到戶和城市的企業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動者，甚至可以說，趙紫陽在八十年代樹立的“溫州模式”，爲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指出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趙二人還是抵制黨內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後阻止了“清汙”和“反自由化”等整人運動的泛濫。

然而，在論及黨內開明派對改革的貢獻時，只談論鄧小平之於改革的偉大功績，而抹煞胡耀邦、趙紫陽在八十年代的傑出貢獻，甚至連趙紫陽的名字都不願、不敢提及，顯然是爲了掩飾鄧小平及其獨裁政權所犯下的六四大屠殺之罪。被神話爲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就曾因整肅胡耀邦而犯下一連串的重大錯誤。他先是通過非程式化的人治強權罷免胡耀邦，間接導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耀邦之冤死又成爲八九運動的導火線。面對反腐敗、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間自發運動，鄧小平又拒絕趙紫陽提出的“在和平與法治的範圍內解決問題”的溫和政策，先是了聽信了李鵬等惡吏的誤導性彙報，口述了強硬的“四•二六社論”，把完全自發的學運誣衊爲由一小撮長鬍子的人操縱“動亂”，致使運動升級爲“5•13”大絕食的抗爭；繼而又故伎重演地罷免了趙紫陽，宣佈軍事戒嚴，致使運動進一步升級爲徒手民衆與武裝軍人之間的對抗；最後又把“動亂”升級爲“反革命暴亂”，命令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在一個國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體的注視下，釀成了震驚中外的血腥大屠殺。

現在，雙手沾血的鄧小平卻成爲八十年代改革的“唯一人”，而冤死的胡耀邦和被軟禁至今的趙紫陽都不見了。

從推動改革的社會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經濟這三大方面，中國改革的最初動力都並非開始於任何官方決策，而是來自城市的民間和農村底層。只不過，來自民間的自發要求和行動得到了高層改革派的默認。

在政治上，至少從林彪事件開始，民意已經自發地醞釀著社會變革。1976年借悼念周恩來之名而出現的“四五天安門運動” 是民間要求結束文革和進行改革的第一次公開的響亮呐喊；接著，“西單民主牆”運動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並受到鄧小平、楊尚昆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說，“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爲鄧小平的重掌最高權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援。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運動”中出現的一系列詩文和演講，迅速傳遍了全國各地，特別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的口號，已經具有了民間自發啓蒙的作用；“西單民主牆”的言論更是民間啓蒙思想的大彙集，特別是對民主、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呼籲，爲中國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導；鄧麗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說和《今天》詩歌對大一統的革命文化之衝擊，也是來自民間自發的創作、引進和傳播。即便是“思想解放運動”，也不能只談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而不談南京大學哲學系那位不知名的哲學教師的自發投稿，爲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最早的理論資源。而在鄧小平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鎮壓民主牆運動之後，仍然是民間思想推動著的啓蒙運動，而官方打壓民間運動（如清汙、反自由化等）。

在經濟上，奠定中國經濟改革基礎的農村改革，最早來自農民求溫飽的自發動力，“包産到戶”和鄉鎮企業等的制度創新，帶有純粹的底層性和草根性。之後，城市經濟改革也不是開始於中央決策，意在搞活企業的“獎金激勵”和“承包體制”，商業改革中的“個體戶經濟”，流通領域的“價格雙軌制”，也是先有地方企業、民間個體的自發嘗試和地方的開明領導人的支援，而後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國性改革的展開。

而且，這種民間自發動力的出現都帶有逼上梁山的性質，是忍無可忍之時的鋌而走險：“四五運動”是對文革的忍無可忍，曾被定性爲“反革命動亂”；“包産到戶”是對“人民公社體制”的忍無可忍，也曾被定性爲“復辟資本主義”；鄧麗君的歌和《今天》的詩是對假大空的意識形態灌輸的忍無可忍，也曾被定性爲“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和“資產階級文學”，許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們作爲先知先覺者皆爲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個人代價，理應被歷史所銘記、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須明確的是，中國改革，能夠被境內外媒體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導的表層邏輯，而真正推動改革的深層邏輯則是民間的自發動力。然而，這一深層邏輯，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壟斷的話語霸權所壓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輿論所忽視。事實上，正是這種自下而上的民間自發改革動力，在後毛澤東時代得到黨內開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許、鼓勵和支援，才開啓了難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現政權借出鄧小平百年誕辰之際，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鄧小平對改革的主導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績僅僅歸功於中共政權，並把現在的當權派標榜爲改革的正宗繼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殺民間的自發動力對改革的基礎性貢獻，也抹煞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對改革的巨大貢獻。

如果說，真有一種隻屬於鄧小平的改革的話，那麽，這樣的改革顯然就是被江澤民所固守的改革——弊端叢生和危機四伏的跛足改革。這種改革奠基於鄧小平重掌權力後的1979年，它通過重申“四項基本原則”的獨裁教條，通過“清汙”和“反自由化”的意識形態整肅運動，也通過先後廢除兩任中共總書記的人治手段，更通過鎮壓“八九運動”的血腥屠殺，使國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黨獨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權主導下的“強盜資本主義”歧路，小康承諾下的兩極分化、經濟高增長下的腐敗泛濫和生態破壞、大衆文化下的道德墮落和信仰真空……現在的中國，既是暴富的權貴家族的天堂，又是廣大無權無勢者的地獄；既是誠實經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詐投機者的陽關；是沒有社會公正和商業信譽的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其血腥和野蠻、無恥和厚黑，遠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罪惡。

中共現政權談論的鄧小平改革，既是對歷史的極大歪曲，也是對有功於改革的其他個人和民間努力的極大不公。他說明了中共獨裁政權在書寫歷史上的一貫的權力自私：通過歪曲歷史和掩蓋真相來進行自我標榜，利用話語霸權來壟斷所有功績和推卸所有的罪責。正如毛澤東時代編寫的抗日戰爭史一樣：真抗戰的蔣介石被歪曲爲假抗戰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戰的毛澤東卻被塑造成真抗戰的民族救星。（待續）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