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0日訊】近段時間關於民工荒的討論頗熱：有人說這是政府不能提供公共品即反歧視制度安排的原因；也有人說這是南中國地區經濟重心已由珠三角向長三角轉移之故，凡此等等。此中，“隔山買老牛”的方法論（類于盲人摸象）可謂時隱時現，更兼有人重翻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的“舊帳”，問題便一同呈現出來。

民工荒無論于發展經濟學、還是公共選擇理論，基本上與制度公共品的供給與經濟重心的轉移無直接關係。這不是信口雌黃、而是進行實際考察的結果。

通過大量考察，我發現：相當一部分農民不再到異地（大城市）務工的重要原因有二：

其一，本地新企業開工率較高，且新企業的經營與本地勞動力優勢（如某一傳統手工技術）正相關。

其二，農村土地取得的便利，使新開工和待開工的企業的建設速度加快。

依我們徐屯爲例，自2003年初以來，有兩家鑄造廠提高了開工率，需要勞動近30人。在此兩家企業未開工之前，這50個勞動力約有6%的即18人要到山西、河南等有鑄造行業的地方打工。進一步調查發現：兩家企業一爲復工（新建不久後市場前景不好）、一爲“趕場”（看好市場，急忙建設）。何以有較高的開工率呢？原因之一就是運輸成本的降低，即交通便利程度的提高。由於這一提高，資源與勞力的結合就有了更好的隨機選擇，簡單地說：不用再讓“人找活兒”，而是“活兒找人”。

這種結合的另一種雙贏選擇是：（一）資方依託本地傳統技術人力資源，節省了招工與相應的管理成本；（二）人力資源一方減少了流動成本並能兼顧農業。

再進一步調查發現：開工率提高的另一原因是土地使用權轉換的便利：業主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或使用荒地、或使用交換的熟地，都不必付出更昂貴的成本。至少，這種建設選擇要比進開發區的建設成本要小得多。比如開發區１畝地3到5萬元不等，在本村（屯）１畝從最高3,000元到幾百元不等。

此兩家企業一爲占荒地者，利用的是以熟地換荒地的方式籌得土地；另一定則是：以自願交納罰款的方式取得熟地使用權利。

縱觀整個案例，有兩點非常值得思考：其一，“經濟過熱”（不談它背後的政治派系鬥爭因素）對農民工的利益後果是什麽？或者說，“熱”向農村的工業下游産業的轉移的方式是什麽？鑒於自己要譯書掙錢，我沒精力再往下做。

其二，土地資源使用應當如何讓最緊密的利益者受益？簡言之：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徹底解決政府在土地權益方面的非理性衝動，比如亂建開發區。

在我們屯往南的一個鎮（約爲5公里）的路上邊東固路，從山東東營到河北固安，還有三家類似的企業正在建設中。可以肯定地說，它們會吸納更多的（本地）農民工。其連鎖反應是：（一）沒有什麽技術的地區，要在本地招工（如已提的山西、河南）並進行“新技術”（其實只能稱爲“手藝”）的培訓；（二）資源的流動（如鐵、炭）率將大大提高，並抵銷一部分勞動力資源的流動。

以上的分析也許太專業化了，但我估計非專業人士也能“想象”個大概。

本文的另一論題是：對那些著力構建大理論又不願進行“田野考察”的經濟學家提出批評。比方說，稱承包比聯邦路線（的經濟功能）好的說法，即“張五常的理論自囿”。

當然，承包作爲一種權宜之計或對強大計劃（統制）經濟的“逆時風向”政策，還是取得了極大的經濟效績。甚至可以說，中國自出現“三農”問題以來，整個經濟體制就是在吃承包的“老本兒”（什麽13年或“近5年”，只是“吃老本兒”吃得更凶而已！）。到目前，應該解決的問題是放下“承包的夢幻”。在現實中，市場、股份之類的經濟強勢也早把“承包”給抛到後邊去了。但這兩者之間已留下了巨大的真空，那就是如何對待“以人民的名義”積累起來的巨大國有

資産問題。也許20年內出不了傑出的頭腦來解決這個極具“敏感”背景的問題，但是農村土地私有化確是一種“歸還本主”的必擇之路。

本文論述的農村土地依靠傳統資源轉移的內在合理性，與政府土地權益的非理性衝動之比較，已經告訴了人們應該選擇的方向。

張五常先生關於《經濟學家可能誤導大陸的政治改革》一文，是1986年的結論，“帽子”似乎扣得大了些。現在應當說的是：經濟學作爲顯學，是應當如何引導政治改革的問題了。

真誠地希望國內、外那些大牌的經濟學家們做一些真正的“田野考察”，而不是你從香港飛到某個省會、乃至地級市就算瞭解實情了；更不是你從北京開車到某縣或某鎮就算“體察下情”了。中國的真情沒在各種彙報中，更沒在各類媒體的訪談（秀？）中！林毅夫奇迹論的消失，很好地證明了此點：靠年鑒和報表的推論，往往南轅北轍！

在是否有力引導中國的政治改革之前，經濟學家首先要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掉“隔山買老牛”的習慣。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