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一個人集中了平生學識,經驗,智慧,感慨,道出一番簡而明的肺腑之言,這是文章中的瑰寶.能讀到一篇這樣的文章,可一以當十,一以當百,迴腸蕩氣,啟悟至大.我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有這樣的感覺,如今讀到8月2日袁紅冰教授在悉尼接受大紀元專訪《我為甚麼要逃離中國》,又有這樣的感覺.

袁紅冰教授說:「我是七月二十四號早晨坐飛機經布里斯本到達悉尼，到悉尼之後我就離開了旅遊團，我這次到澳大利亞主要是想申請政治庇護，之所以要政治庇護是因為我寫的四本書的出版，以及把它譯成英文需要一定的時間過程。 以前蘇聯人出現了一個蘇爾米尼奇，他能通過古拉格群島一書 ，把蘇聯人遭受的苦難昇華為一種歷史的價值，一種精神的價值。而我們中國人，坦率地講，所受的痛苦比他們還要深重。我覺得我四本小說完成了這個歷史的使命。 我相信這四本小說中所蘊含的自由的人性，所蘊含的藝術價值可以為中國的文化，在整個人類文化史上取得一個輝煌的成就。 」從這幾句話中,使我們看出他的「其志不在小」.也可以說,袁紅冰教授的出書志向,很像司馬遷的寫《史記》.他們都是在屈辱條件下寫出的,又是用寫書戰勝屈辱的.

司馬遷的屈辱是甚麼?他在漢武帝面前為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便下獄受了宮刑（腐刑）!他若拿得出錢來,可以免罪,這在當時是規定,而不是走後門.但這位敬業而不貪財的太史公卻拿不出錢來,只能乖乖受刑.他對監獄中的感受也毫不虛飾地說了出來:「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阱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

袁紅冰教授面對的是富有統治經驗的中共國安,他們對待異見人士的手段比漢武帝時代當然與時俱進多了.袁紅兵說:「在94年被釋放之後，在整個的寫作過程中，他們一方面對我嚴密監視，另一方面也給我很多的頭銜，甚麼貴州法學院的院長，教授，甚麼貴州省教學名師，等等等等，好多人終生都難以得到的東西。他們給我這些頭銜的目的，和他們監視我的目的是相同的。監視我也好，給我頭銜也好，都是讓我背叛自由民主的理念，變成他們恭順的精神奴隸，並且不再寫他們認為的反動小說。而我之所以接受這些頭銜，就是為了麻痺他們放鬆對我的監視，從而使我在秘密狀態下順利完成這些小說的創作，更重要的是，能夠順利地把這些小說帶出來，以免被秘密警察像把我的「自由在落日中」手稿（A）一樣被毀掉。事實證明，這些頭銜也確實是對我這次成功地把手稿帶出來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為了對付狐狸,就得比狐狸更狡猾. 袁紅冰教授為了麻痺特務放鬆對他的監視，從而完成四本書的創作,撒播民主理念,同司馬遷下面一段話,有著同樣的心境,同樣的遠見,同樣的抱負:「僕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慾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筆者不久前讚揚楊建利在中共宣判刑期後不上訴,「不陪中共演戲」的精神;今天我同樣讚揚袁紅冰櫃胸有遠慮,同中共專制者在「演戲」般的週旋中,表現出的機智.他們兩個人,都具備民主鬥士大智大勇的素質.

我們期待著袁教授四本書的及早問世.你比司馬遷幸運,用不著將書藏之深山,靠先進的印刷技術,神速的互聯網絡,渴望民主的大眾心境,你將很快點燃一束閃現民主光焰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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