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今年香港七一大遊行，又是五十萬人上街，再次震撼世界。去年七一大遊行以後，江澤民的親信曾慶紅出面主持香港事務，這位足智多謀的政治人物上台，不少人為香港的民主運動捏一把汗。眾所周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對馬列主義所知不多，對五千年中國文化中的縱橫捭闔、爾虞我詐不但所知甚詳，而且駕輕就熟、靈活運用。所謂百戰百勝的毛澤東思想，就是這些思想。不但運用於黨內鬥爭，也運用於同國民黨的鬥爭，甚至於還運用到同國際「帝修反」的鬥爭。

現在為了煽動民族主義來加強黨國的凝聚力，也用到香港與台灣的「統一大業」。因為在中共看來，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與台灣人，不但是「化外之民」，還是桀驁不馴的刁民，所以也必須對他們恩威並施、分化瓦解。由於台灣尚未「解放」，所以中共甚至可以動用到超限戰和核訛詐，但是香港已經「回歸」祖國，而且是一個極為開放的城市，如果像六四那樣動用武力，中共所需要付的代價非常巨大。尚且它還可以發揮余熱，為中共提供厚利，也是貪官污吏財源或逃生的一個渠道。為此，唯有依靠曾慶紅這種角色來「智取」。

曾慶紅當年協助江澤民用陰謀手段打倒了中共非常重要的、得到鄧小平器重的楊家將與北京幫兩個山頭，為江澤民一統全黨立下不朽功勳。對手無寸鐵的香港市民，當然不怎麼放在眼裡。因此基本上是延續了原來已經推行的「革命兩手」，但是也為這「兩手」增加不少內容。這樣豐富多采的權謀使人眼花繚亂，缺乏鬥爭經驗的香港人應該很快就被曾慶紅降服。然而事情並不是這樣簡單，他的權謀沒有完全得逞，其原因也值得探討。

曾慶紅的第一個兩面手法是經濟拉攏、政治打壓。除了原先的「屍爬」（中港更緊密貿易關係安排）提供一批港貨可以免稅進口到大陸，以及若干行業（例如銀行、電信、電影等）可以到大陸發展外，又陸續開放廣東一些城市、北京、上海和浙江、福建一些城市可以到香港「自由行」。這些舉措刺激了上述行業與零售業，也使他們的從業人士，特別是演藝圈人士向中共靠攏，但是對整體經濟的轉型而使廣大市民受益並無明顯幫助。而以此換來的政治上的打壓也是九七以後所無與倫比的，例如凌駕基本法製造只有「愛國者」才可以治港的輿論，規定類似「漢奸」與「反革命」似的新「四類分子」，然後再度由北京再次解釋基本法，封殺香港近期的普選道路，也沒有承諾何時可以普選。而這一切，都是在北京赤裸裸干預的情況下進行的。

第二個兩面手法是將民主派分為激進與溫和兩類，進行分化瓦解。例如傳統的民主派中民主黨、前線等，基本上是採取打擊的態度，一貫比較溫和的民協，與去年反對23條立法時湧現出來的民主派，如一些大律師與教會人士，就採取拉攏的辦法。如何看出是打擊還是拉攏呢？除了中共喉舌的攻擊作為指標外，主要以是否准許進入大陸作為區分的標誌。但是也有個別的特殊情形，例如老牌民主派人士劉千石，較早就獲優待准許他到廣州探望母親；支聯會常委岑建勳最近獲發回鄉證。劉千石已經有多年取態溫和，健康欠佳，工作也意興闌珊。而岑建勳已經答應為紅色大肥貓、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的兒子霍震霆在立法會選舉中助選。天主教香港教區大主教陳日君，因為內外影響力太大，所以表現雖然激進，也獲中共「寬大」允許入境進行私人訪問。

第三個兩面手法是對付傳媒。最明顯的是用黑白兩道壓迫名嘴封咪，對《蘋果日報》的封殺，例如不許到大陸採訪，捉拿前去採訪的記者，廣告封鎖等早已經是「既定政策」，也對不聽話的電台施壓，但是對其他傳媒，除了封老闆為政協委員或頒授勳章以拉攏、並且以電視可以在廣東落地和收取廣告為誘惑外，今年五月，若干銷量頗大的報章已經獲準直銷大陸，哪怕內容黃色淫褻，只要不反共（「反董不反共」也從寬容許，因為董建華實在太差勁）而又攻擊民主派即可。所以在七一大遊行前，除了個別，香港報章都在大唱穩定壓倒一切、經濟發展最重要，為此，有的報紙在遊行那天還派記者調查隊伍經過的街道商舖影響了多少生意，主辦單位因為天氣太熱發放一些礦泉水也不幸的影響了商戶的收入。

但是即使在遊行前夕，曾慶紅在非洲朝香港進一步發功，也影響不了香港人的遊行熱情，也就是訴求民主自由的熱情。曾慶紅的發功主要三個方面：一，提醒香港人，七一還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紀念日，亦即警告香港人要給中共一些面子，不要以大遊行來「贈慶」；二，香港不是「非洲之星」的鑽石，而是世界級的「東方之珠」，為香港打氣；三，北京同民主派並無衝突。

但是曾慶紅功力不夠，或者臨時發功難見誠意，所以阻擋不了上街的人群。大致來說，香港市民的這些表現也有以下的原因：第一，英國人統治下，民主自由的訴求已經深入香港人心，不會滿足於畜生的「生存權」；法治觀念也比較普及，不會容忍中共的人治來破壞香港的法治。沒有「名嘴」的煽動，主辦單位也沒有那樣的號召力，大遊行實際上是廣大香港市民的自發需求。北京要洗刷香港的這個「百年恥辱」不是那樣容易，除非「乾坤大轉移」，把大批香港人趕走而換上大陸人。最近有些「愛國商人」要爭取民主的香港人離開香港，不知道是否秉承中共的旨意？

第二，江澤民在收回香港主權一週年時在香港表示，香港是祖國的「南海明珠」而不是世界的「東方之珠」。他從狹隘的愛國主義，降低了香港的地位，大概是為了拉抬他的「根據地」上海的地位，使之超越香港，香港也自然每下愈況。如今曾慶紅違背他的主子江澤民的「香港觀」，大概是一個戰略轉變，然而沒有交代來龍去脈，時間又緊迫，香港人一時還接受不了這個「善意」。

第三，香港人非常務實，不像很多人在中共薰陶下充滿政治細胞而能言善道和誇誇其談，因此對曾慶紅之類政客的一番「好意」還是將信將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何況中共干了八十年的壞事，怎麼可能用三言兩語就抹掉一切呢？就如「沒有衝突」論，根本違反了「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的基本教義，也同北京官員與香港土共對民主派潑婦罵街的現實情況不同，因此又怎麼可以輕信曾慶紅呢？因此倒不如以中共喜歡說的「聽其言，觀其行」來回應好一些。

為此，與其要讓香港人信任中央，不如北京改變過去對香港在政治上的打壓政策。在全中國，難道不是香港在政治上最成熟，最有法治觀念，因而最可以享有民主自由嗎？

──轉自《北京之春》2004年8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