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廉政公署以調查秘密證人被泄露身份爲名，搜查七家報館和一名記者的住宅，引起社會上的強烈反應，不但擔心新聞自由再受嚴重傷害，也擔心廉署的濫權將損害法治和人權。這是香港九七回歸以後，暴露出來的另一個核心價值受到損害的問題。

八○年代中國決定收回香港，推行「一國兩制」，那時中國朝野對「兩制」所體現出來的香港核心價值表示尊重，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所需要學習的榜樣。面對當時中國貪污腐化的滋長，中國一些媒體不乏推崇香港廉署的言論，一些內地來的朋友，也會向我詢問廉署的情況，但是我否定中國學習廉署可以進行有效反腐敗的任何可能。

我說，廉署向港督負責，港督由英國的民主體制制約，還有香港言論自由的監督。然而中國的廉署向誰負責？向總書記負責，總書記敢動利用特權做生意的鄧小平等權貴的家族嗎？向鄧小平負責，鄧小平能夠整肅自己的兒女嗎？這是整個體制的問題，模仿廉署的形式有甚么用？

果然，近二十年下來，中國的反腐名堂多得不得了，各種機構成立，各種政策出臺，完全沒有用，貪污愈來愈厲害，就算槍斃幾個，不是做做樣子，就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不久前社科院向中央提出在全國實行懲治和預防腐敗的「一二三工程」特別行動：貪官可不具名在大陸任何一個縣市退贓，就既往不咎；反之，一經查獲，則加重刑罰。

這似乎也有二十年前廉署成立時，一些警察鬧事，當局爲了社會穩定而提出「既往不咎」而下不爲例。但是中國目前在沒有雷厲風行類似香港當年廉政行動的配套措施下的既往不咎，只能以「寬大」來縱容貪污。試問現在貪污動輒上千萬元、上億元，「加重刑罰」又能加到哪里去？

中國學不到廉署，反而中國的政治文化可能使廉署因爲「中國化」而墮落。其實就在彭定康擔任港督的時期，廉署查到中資的貪污問題就阻力重重。一些官員逃回中國，案子就無法查下去。而彭定康一談起反貪，中資高層就對號入座而煽動反英情緒。但是九七回歸後，廉署對全國政協委員胡仙的案子還是沒有手軟。這次搜查七家報館，也包括中共喉舌的《大公報》在內，說明還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但有些方面還是令人憂慮：

第一，因爲廉署現在向特首直接負責，現任特首董建華的無能，可能就擴張廉署的權力而到濫權的地步。這次的搜查行動是必須做的嗎？能夠「亡羊補牢」嗎？還是旨在教訓和懲罰？如果濫權，就會嚴重傷害到人權與法治，形成白色恐怖。

第二，更令人擔心的是，因爲特首是北京的傀儡，完全沒有自己的主見，廉署的獨立性就可能喪失，就如中國的司法機構必須聽命於中共各級組織不可。這樣，涉及中國權貴利益的一些案件就可能要服從北京的指示，廉署甚至可能成爲北京在香港鎮壓異己的工具。

第三，由於中國的反貪涉及高層的權力鬥爭，香港的廉署也可能被迫捲入而失去其獨立性與公正性。例如在江澤民保護下「上海首富」周正毅的案子得到輕判，劉金寶案也吊在那裏，因此在香港涉案的毛玉萍會不會等到北京權力鬥爭明朗化再定奪呢？

香港與內地競爭的優勢在於自由與法治，法治中包括廉署有效的反貪。一旦廉署同中國的反貪機構一樣，本身不廉或淪爲權力鬥爭與鎮壓的工具，香港的優勢就會消失。香港該如何維護與監督廉署的正確功能，除了輿論監督外，還難找出其他，更可見新聞自由的重要。

原載《蘋果日報》(8/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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