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一、“享有”是從被授予立場肯定“賜予”

胡錦濤政治局講話的第五問是：“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也享有空前自由、民主權，但對党仍然有強烈意見？”他這個為什么，与其他七個以及全篇的精神都陷于矛盾，不能自圓。他整個講話都是沖著他們党的官員勿祝人權發出的譴責，也就是對人民所以不滿的追因，再反問人民為什么對党強烈不滿就自掌嘴巴。他應說的是：

把本來屬于人的自由還給人民。社會剝奪人民自由的時代該結束了！

一個專事剝奪人民自由的党還不應該為人民所推翻，被時代所唾棄嗎？

他如此說話讓我們發現兩個問題：其一是他對自由、民主沒有本質上的理解；其二是我們看到了他的勉為其難，雙重性，他的人格的分裂。

“享有”這個詞暗含著的是“賜予”—-

只有我已給了你—-你才能享受到。

你已享受到，證明我早就給個你。

他拿當下中國人的生活去比七十年代中葉以前那二三十年，拿今天人們滿街亂罵与毛澤東時代嘴貼封條做比較，就得出自由量的增大，別的不說，單是在憲法里增設人權就是前三代所沒有的。他不明白：人的自由（即人的權利）本來就是生命存在的性質—-（請注意，這里把自回解釋為物的性質。）

人在存在上的無原因就是存在方式上的自由—-

生命的獨立性反映在人際聯系上就是自由（對此作者將有《論自由》）。

如果他知道人權直接來自老天，就不會這樣說話了。他會說—-

社會是因需要而形成，一步步向從認識過渡的，從需要出發确立社會原則往往只對目標負責，漏掉了對人的性質的責任，對目標負責的社會制度就剝奪了人原有的性質—-自由，現在我們已認識到自由是人這一物質的天然性質，不是侈奢要求，到了把自由歸還人民，讓國家權力對人的性質負責的時侯了。

國家權力的本質是公民的約定，權力就出自人的存在。

文明就是還政于民。

他這個追問有兩個成分，其一是他的心對現實狀況（生活水平，現實的自由、民主概況）的認定；

其二是他心里的人民對現實狀況的反應—-“仍有強烈意見”。

這句話是以“提高、享受到”為立論根据的，結果就成了—-党已經給了人民那么多了，人民還不知足，真不知好歹！他所以這么說是因他腦海里只有對四中全會將采取步驟的責任，卻沒有人權到底是什么，源在何處的了解。就不自覺地把個人自由從存在里剝了，當成了社會賦予，這立論就陷于專制主義的權威恩澤。這是一個嚴峻的錯誤，一种形与影的顛倒。

促使他這樣講話的背后動力是什么？這是他所不知道也從來沒想過的—-

他做如是講話的動力就是他的—-凡人常心。

孟子說的：“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側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党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這樣一种情感并不需要實際關系的近密為其條件，只需一個最普通的原因—-只要他們都是人，同為人類成員就足夠了。

同質物當然就是同情。

情也是物的性質，人是同一种物質，情是人這一物質的性質—-能不同嗎？

同情并不是人的特別努力，不是意志行為，而是天之使然。黑社會也有規矩，行俠作義，就因他們也是人，是人就不能逃避人所共同的情。這是胡錦濤一二再，再二三地向他的党發出警告的真正動源—-他也是一個凡人嘛。但由于共產党把意識形態神圣化，就總把人所必有的同情用党性來做解釋。從我們所能看到的這個胡錦濤來看，他性格中多的是追隨，墨守，少的是創建，在他當獨斷的今天，也不肯輕易甩開党性，他不肯用赤裸裸的人話來理解自己，認識世界。當他看到同類遭受同類的污辱、壓迫、作踐時，當然不會引發精神上的愉快，被激發出的肯定是一种不平。如他視察山東河南：兩省委的報告盡是花明和柳暗，實地一看竟有人住七十年代的防震棚，三百八十二個适齡儿童只有八十多個在上學；他的車隊被跪在地上的老老少少所包圍，為震天喊冤所凝止……此情此景，凡人常心能不生出怜憫，能不气憤，能不本能地產生鏟惡除暴的感情？他的“共產党官逼民反”以及圍繞此題而發的那些話，他的“网上民主牆”，其動力就來于他是凡人，有的就是常心—-產生出這些情感的胡錦濤与共產党党性全然無關，這完全是一個赤裸裸的人性的胡錦濤。

但是，當他把自己用常人心態的所見表達出來時，卻要通過党的名義，這一過濾就染上了意識形態的色彩—-成了他所說的那個樣子。

民主与自由對生存著的人來說，不就是選擇生活方式不受妨礙嗎。

用什么來選擇？用意識。

意識通過什么才能形成？通過語言。

所以民主、自由的體現也就是—-言論自由。

中國人民享有言論的自由嗎？—-看看程益中、喻華峰就行了。

中國人有選擇信仰的自由嗎？看看那些自發基督教教徒，法輪功就行了。

中國人有選擇官員的自由嗎？看看陳良宇怎么折騰鄭恩寵就行了。

中國人有組織政党的自由嗎？看看民主党們怎么進牢獄的也就行了。

這些都是言論的具體表現。哪有自由啊？更別談什么“空前享有”了！

二、胡錦濤勉為其難—-其人格是分裂的

胡錦濤做為共產党的党魁這是一個事實，他還是自然界之一個生靈這也是事實。

前一個事實是關于關系領域的，講的僅僅是關系聯系；后一個卻是存在事實，是剛性的，客觀的。

他的凡人常心不能不被現實所剌激；這此條件不他反應出來的是真相，他上台以來有不少類似言論。

但他畢意又是共党的魁首，當他要將自己用凡心看到的真相轉換為社會結論時，就不自覺地用了党人格，一張口就使來自凡人的所見染上了党气党味，党八股，盡是虛的、假的—-到了實踐的領地就是騙人的。

他的講話證明他的凡人常心在對共產党這個事實的認識上与我等是一模一樣：認党為最邪、最惡、最畜牲！

但他的党心卻要他把衰敗的党救出來，這個矛盾就使他只具有凡人常心的同情心，卻沒有思想家的洞察，他能看到血淋淋事實，卻看不到事實背后的根源。

他朝思暮想的是既要廓清世界又不触動共產政體，他要的是一個异想的兩全。好像在沸騰的水里還要保證冰塊不溶化，在救國与救党之間只有一种可能，有國無党，若硬要救党呢？是党死國也災難。他的雙重人格，雙層責任迫使他在發救國救民的講話時為他的党留下可救的后路，他哪里知道党的后路一留，任你千方妙策万般力气也廓不清這個世界。他怎么就不去想想既說了“共產党官逼民反”，就沒有發問“人民對党有強烈意見”的余地—-党都把民逼到非反不可的程度了，哪還“強烈意見”的份儿？

當然我們也從這話中體驗到阿濤的苦衷，他左右的為難。

他授命于危難，他的任務是救党，這個任務屏障了他的視野—-

救党与護教一樣，不可能對該不該救發生大徹大悟，他的理智被救的任另所屏障、蒙騙。

該用人的眼光來下的決心他卻用了党的眼光，該用人的立場來處理的問題他卻采用了党的立場。若用人的立場中國的危机、困境是輕而易舉可以擺的—-不就這個鳥党阻礙人民擁抱幸福嗎？一劍也就斬了亂麻。一旦用了党的立場就就必越理越亂：只有机制的力量才叫做党，机制力量并不按照人的約定發生，靠經驗怎么會覺知共產党做為力量必然是惡的呢？你要“共”就必然排斥—-正，要“共”的党性，就必須去絞殺人性。那賊江真正恐懼的不就是亡党嗎？他卻用“亡党亡國”來做幌子，他強把國家當做肉票劫了來綁在党身上，使共產党內有良智的救國者被縛在党茧子里—-阿濤的眼界就沒跳出這個騙局，這就是他明明是譴責踐踏人權的發言，為什么會夾雜上一些對人民的指責的机制解釋—-這就是他的“人民享有空前自由、民主”的來歷。

胡錦濤看問題時是用著人的眼光，解決問題卻用党的立場。

悲哉！意識形態毒害的證明：人格分裂的胡錦濤。

三、信仰對人具有屏障作用

民主表現為信仰的自由，但這話并不表示信仰一定是可靠的。

凡客觀可靠的東西，都不須用信仰來對待，真接去認識就行了，人都有爸爸媽媽，還用相信有嗎？需要用相信

來對待的，至少是不能馬上被感知的，所以相信不依仗人的感性，也不依仗知性，它仰仗意志不去考察。

把信仰賦予自由，表示的是不通過命令、法律。因為自由沒有權威—-一個意志只能支配本已人格，如果信仰是自由的，信仰也就不构成權威：甲可以去念經文，乙可以去崇拜基督，丙可以去修練法輪……信不信全然由個人來自主，無論那被信的東西是真是假，是正是邪，再神再圣再崇高，也只是信仰者個人的事，井水流不到河里去，妨礙不著別人，民主就是自己對自己。民主是自由的保證程序，自由是對信仰可能權威化的瓦解。

信念一旦成為公眾的，那可就必惡無疑，什么諾斯替教、基督教、襖教、伊斯蘭教……它們都有過排斥异端的歷史，与今天的共產主義一模一樣。其實人類生活就兩個世界：一是客觀宇宙，人与它是個認識關系，看到什么就是什么，這就叫人的眼光。這里不考慮理從何來，只問是不是有無情事實的支持。

其二是主觀世界，這個世界是由人的主觀能力所造就，人的主觀能力是個复雜的組合，有許多成分，各有不同的功用，承擔不同的責任。人不只是在感應，在認識，人也在想像，想像出來的東西就不一定可靠，人把想像出來的東西賦予認識的可靠性，是伺空見慣的錯誤，比如：神、真主、共產、烏托邦、理想國……如果有什么人硬要按照《桃花園》去建一個國家那不就是海市蜃樓嗎？能不造成災難？科學心理學能夠證明由于想像，連想像者自己也醉迷了，對自己的虛幻堅信不疑，巫婆、神漢、馬克思……都一個樣。

許多虔誠信徒用來證明神明的見證，馬克思的門徒們之吹“社會主義好”是同一种心理類型，都是把毫不相干的真事件硬往神的頭上套—-所采信的例子是人的切實經驗，即用人的眼光看到的事實，在解釋与應用上卻加上了神的能量，在我們凡人听來“見證”是那樣荒唐离奇，在虔誠者心里卻是那樣不可動搖。

胡錦濤能講出“人民享有空前自由、民主”，完全是由于外部加給他的那個信仰—-共產主義。共產党的党性也就是意識形態的虛無，最初是出于同一階層有同一要求，但實踐的結果呢？最后沉淀成凡在解釋的場合，總要用党的立場來過濾一切用凡人心靈看到的事實，在凡人那里是“己達達人、己立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了党的立場就變成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其實這“利”字就不屬倫理學，而是价值效力。讓我們冷靜地拿自己回回憶：當我們還處在追隨党，一心要做党的好孩子、好青年，好戰士時，看問題時采用的都是凡人心態，但要向党，向組積匯報時不知不覺就采用了党的立場。這方面有一個一生被党折騰了十几年，最后混身党气党味的著名作家：姚雪垠，他寫的那老太太裹腳布的《李自成》活生生就是大寨党支部。那些年人們向組織做的思想匯報，組織生活會上那些發言，雷鋒和他的日記……統統如此。

我們都有這种記憶，如果去回憶并用今天的眼光評判自我—-會說：那是撤謊、欺騙。

錯了！那是意識形態机制力量對人的扭曲。有一位名作家將之稱為《訓化》，卻不能回答誰來訓化的毛澤東？誰來馴化的馬克思？所以說不是訓化，是心靈的异化，一种扭曲。

人的所見是常人的，只到了要反映所見時才包上党的大旗，虎皮，不是去嚇唬人，是去求取社會認可，這不是共產主義獨具的特征，是一切信仰的共同性，這就是信仰的机制性。因為被相信的東西客觀上并不存在，又要主觀上普遍承認它，怎么辦？就只有去煞有介事。這就是為什么胡錦濤感官所見都是對的—-因為他是人；但他把所見反映出來，卻都是假的了。他并沒存心要欺騙，但他從對党的責任出發去救民族、救國家，還能不南轅此轍—-還能不欺不騙，說意識形態的机制作用意義就在這里。

信仰對人心的屏障。

信仰有了自由，各人有意志，也就吸收化解了信仰的屏蔽性。

四、我們的批判著眼于激勵

因為我們清醒地認識到胡錦濤在民族中的地位，在共產党与人民的深刻對抗中，他的作用是我們新生力量在短期內所不能代替的，在共產党內日益加深的矛盾中他的作用尤為關鍵。在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上，體制內人士的介入与不介入所能造成的客觀成果是大不一樣的。因此我們一二再地對胡溫發出在世界上存在的究竟是人還是党，人究竟應對人的存在負起責任還是去負擔虛幻的意識？我們所腳踩的這個世界是一個确實的存在，只是當我們要确立自己在它之中的位置時，不得不通過轉換，這就是我們的主觀精神。确實的世界不可能有錯誤，所有的錯誤都發生在用來轉換的精神以內。

我怎么搞都弄不懂共產党人為什么不能自己回答：你到底是世俗中的凡人，還是虛無中的共產党？人是對人的存在負起責任，硬扯上虛無的党皮有什么必要？

“穩定壓倒一切”這句話的反動性是否定原因、手段的合法性，它排斥正義、踐踏公平，拒絕真實—-胡溫施政的手腳明明就受制于這句話，應走出這個困境，用人的心態干脆扔掉它就結了，可他們卻偏要轉彎抹角給党留下偉大、光榮、正确的余地，而說成“穩定壓倒一切，關鍵時期，要加倍顧全大局”，這种蒙一半露一半的把戲究竟有什么好處？一旦說出：“人權至高無上，正義壓倒一切”什么問題都解決了，真話不只是話，真話連同話的根一同呈現出來，你推不倒，證不了偽；真話的根是先于真話早在事實里，所以真話一出口，就堅如盤石：像蔣彥永老人，你軍委可以抓他，撼蔣彥永容易，撼蔣彥永的話比登天還難！不管你什么委也不能讓他的話失真，執行抓他的任務的人未必不在心里豎大拇指！他的話太真，真倒讓你發抖—-動他是以自己的徹底小丑化為代价的。蔣老人事件對胡溫的教導是什么呢？—-只要主義真，真主義就是用人的眼光，一步可以到位：什么陳良宇，吊毛！你搗亂嗎，你就滾蛋！你滾刀肉嗎？我給你一副鐐銬！什么政治局，玩完！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豈容癟三胡攪蠻纏！可胡錦濤們宁可讓人們猜謎，一步直路他非要繞上九曲十八彎。就以最近他一系列講話、《人民日報》文章、四中全會文件……等等來看：中國的危机的原因只是一個-

—共產意識形態對人性的侵犯，廢了它，既省事又有效，什么困也都解決了，他們卻非走盤絲洞，繞來繞去，不肯直逼中堂。

我們要向他闡明：他完全沒有必要去為舊跡承擔責任，時代所賦予給時代良心的只是面對現實，是奠立在這個現實上的正直和誠實，現實中有些什么就承認些什么，負些什么的責任。無須顧及歷史積淀下來的舊跡，既是舊跡就已喪失約束力，不應納入責任的規野，一個大活人干嘛去背古人的包袱？

走什么道路，采用什么觀念才能走出這個困境，才能制止道德的衰敗，才能喚起人心，才能重建民族精神，那就毫不猶豫地采用它，沒有任何理由來問共產党含辛如苦多少載，流血几條河，白骨几座山，這些統統沒用，俱往矣！統統不是拘守的理由。開明者只承認當下的活人，只為活人找出路。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

你胡錦濤、溫家寶面對的是來者，歷史的責任是對著來者，干嗎用往昔的負擔搪塞來者？責任是對著現實生民，不是姑息亡魂。開明者只有從往昔中吸收經驗的權利，沒有把陳跡當成心頭重負的猶懮，唯一應承認的就是這十三億生命，其余都是枉談，該甩的壇壇罐罐非甩不可，該丟的垃圾非丟不可，絕不能再有絲毫猶豫。如果有了這樣認識，決不會有“為什么人民對党還有如此強烈的意見”。大智者的回答是：党早就該死了！該死的不死人民能不有強烈意見？胡溫政體的困境就出在他們的當斷不斷上。

五、存在与賜予，天然与精神

存在就是有—-它在那里。存在不涉及任何主觀的原因，不是人用行為所提供。但賜予就不同了，賜予是一种行為，它的可能要由某种力量的使用、許可。我們常常說的“天然”就是指由天做原因，也就是指直接存在的事態。行為得有精神來發動，所以精神是其原因。

民主政權与專制政權的根本區別就是：民主政體（憲政）把人的權利理解為天然，肯定人的權利是個存在問題，不是人心欲望。是生命在存在上的一定性質。而專制制度把自由、民主看成是人的一种要求，因它是要求，就歸為許可、恩賜。人是并列事實，誰來許可誰呢？

自由所能還原的只是意志，意志是可加經驗的，人想干什么自己都清楚，就自己想干的事來說，體會到自由—-受沒受妨礙。從這里我們把自由納入精神的范圍，若作還原的考察，自由就是生命存在的本身，誰也改變不了人的物質獨立性，自由不過是存在上的獨立性被感覺到罷了，它不過是生命物質又綜合上理性能力，還是一种性質。若弄清這一點，人的勇气就較易培養起來，所有的人都不是共產党的私產，它有什么理由來擋住人的路？冷暖痛痒是人才能夠又不是什么党所能的，只要人能幸福何必去問党愿不愿意呢？党擋在人通往幸福的道上，怎辦？當然是鏟除它！這又有什么不好過的關口？党又不是真東西，讓不是真東西的東西顯出原形，乃天理也。

胡錦濤能不能把自己也當做觀察對象而非主體來問一問：毛澤東不是与今天的他一樣也說自已的社會主義有民主有自由嗎？

這段話是他個人主體性證明，卻不是道理的求證。人從一下生生命就是各人的，自由不就是生命各是各人的公共承認嗎？民主不就是為了保證個人自由不受公共的侵犯而設計的程序嗎？所以，人的自由不是由于社會，而是生命天然內在的，社會的進化只是對這一性質的發現。

我，就向即要召開的共產党十六屆四中全會，向胡錦濤、溫家寶及一切良知尚存的共產党人發出呼吁：更換一下立場吧：

把頑固的主觀性換成證明性：別再去說共產党如何的好，咱來求證它是真是假不行嗎？共產党人能不能自己問一問：這個世界究竟是人的還是党的？人是自身在活呢，還是為党為革命才來存活的？那就得回答：究竟社會是人造成還是党造成？社會對人負責還是對党負責？人有什么必須忠誠于党，忠誠于組織？

世上本無党，不過是一些人在騙大眾，因騙人也騙了自己。從對人的責任出發，凡是非人的東西統統滾蛋，包括對党！胡錦濤一旦明白了人是世界上唯一准則，就不須再繞彎子，讓它一步到位—-消滅共產党，所有的困難不全都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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