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9日訊】九月二十九日

松岡環•兩個老兵的回憶•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上午，我們前去採訪《南京戰》的作者松岡環。松岡環的辦公室離我們的賓館不到五分鐘的路程。從一段仄仄的樓梯上去，小小的辦公室只有二十平方米左右，裏面陳設簡樸，書籍和海報到處都是。最新的活動海報是二戰題材電影的播放活動。

松岡環是一位中學老師，大約五十多歲，是一位樸實無華的知識女性。她講話溫和謙遜，且有條不紊。她的兒子與我同齡，早已大學畢業獨立生活了，她近年來才能夠從家務中解脫出來，花更多的時間在日本暴行調查的工作上。

松岡環告訴我們，這間辦公室是他們的和平組織租用的，假日她便到這裏來做事。此地對外保密，以免遭到暴力團體的騷擾。在日本，做和平事業居然也如此艱難，右翼暴力團體力量之大也超乎我的預測。

“從十七年前，我就開始關心南京大屠殺的問題了。”松岡環一邊翻資料給我們看，一邊講述她自己的故事。

一九八八年，松岡環來到南京，見到了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李秀英。在傾聽了李秀英的哭訴之後，她被深深震撼了。她緊緊握住筆，身體僵硬地聽著。李秀英講完後，雖然說了“當時軍國主義的日本人與現在的日本的民衆不同，希望中日友好”的套話，但還是臉色嚴峻地對她說：“就是現在，見到日本人還是心情不好。”

李秀英的這句話像釘子一樣深深釘進松岡環的心裏。這句話讓松岡環開始了對日軍戰爭罪行的調查工作。這是一項龐大的、沒有終結也沒有報酬的工作。爲了這項艱苦的工作，松岡環的頭上冒出了幾縷花白的頭髮。

這項工作並沒有得到大部分同胞的理解和支援。相反，許多人公然反對和阻撓她的事業。作爲老師，松岡環在教學中感到官方教材存在著嚴重問題，便開始自己編輯補充讀物。她告訴我們：“目前，在日本的學校中講授教材外的歷史真相要承擔很大的壓力，教育委員會警告教員不要講授課本之外的內容，有的老師甚至因此受到處分。有的學生認爲老師講的內容太過殘酷和恐怖，便回去告訴家長，家長不願意讓孩子知道這一切，便也向學校表達不滿。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可笑的鴕鳥心理。”

先後花費了五年的業餘時間，松岡環一共採訪了兩百多名日本侵華老兵，寫下了《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一書。該書出版之後，氣急敗壞的日本種族主義團體乃至暴力團性質的右翼勢力，在大阪街頭開著宣傳車，用大喇叭喊：“松岡環是賣國賊！”“砍下松岡環的頭！”這些人就這樣運用他們的“言論自由”。

外表柔弱、內心剛強的松岡環絲毫不爲所動。她對我們說：“當這些加害者講述在南京的暴行時，我們相信黑暗中將有一道微光照到歷史，於是繼續著我們的調查。被害的中國民衆只有在受到作爲加害方的日本的發自內心的謝罪和有形的賠償之時，才能夠重新恢復自敬之念。出於安全考慮，作證的老人們不得不使用化名，這使我們一直在反省當今日本不願正面看待侵略歷史的世態。現狀是不如人意的，但我相信，當封閉的記憶被打開、加害的事實被表明之時，受害的民衆將證明加害的歷史，他們的心將得到安慰。”

近年來，松岡環擔任日本紀念南京大屠殺六十周年全國聯絡會共同代表、銘心會南京友好訪問團團長等職務，積極舉辦畫展、電影會、演講等，把南京大屠殺真相告訴廣大市民。

接受完採訪，松岡環帶我們去市中心拍攝大阪教育塔。教育塔旁邊就是大阪古城牆遺址，寬闊的護城河內是石頭砌成的城牆，不若中國古城牆的整齊精細，卻別有一番粗糙曠達之美。護城河水清可見遊魚，河邊則是參天的古木。日本人對自己的歷史遺迹的精心呵護，讓來自歷史更加悠久的國度的我，感到既敬佩又慚愧。我們的多少古迹，統統都消逝在官員和房地産商的野心和貪欲之下？

教育塔規模宏大，是戰爭期間建立的，目的是表彰那些所謂“精忠報國”的教師。其中既有在颱風中搶救學生而獻身的老師，也有地震時搶救天皇照片而死去的老師。直到今天，大阪府教職員工會每年都在此地舉辦紀念活動。許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們紀念的教師當中有不少就是軍國主義分子。既然知識份子亦被籠罩在愚忠思想之下，學生們也只好成爲受害者了。

教育塔的碑身鐫刻一篇碑文，這是一個對天皇忠心耿耿的教師的故事。在地震中，搶救天皇的照片比搶救學生更加重要，保全天皇的照片比保全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這是一種何等可惡的邏輯。在這個故事背後，隱藏著一般日本人對天皇的微妙感情，這種感情夾雜著愛、畏懼與尊崇。對此，周作人在《日本管窺》一文中仔細分析說：“日本古來是一個大家族，天皇就是族長，民間亦有君民一體的信仰，事實上又歷來帶戴著本族一姓的元首，其間自然發生一種感情，比別國的情形多少不同，或更是真情而非公式的。”這種感情有其歷史合理性，但它與現代法西斯主義結合之後，立即變成一種畸形的殺人利器——在天皇對國民進行集體催眠之後，國民便在“爲天皇而戰”的口號下義無返顧地走向殺戮與死亡。這位因搶救天皇的照片而被倒塌的房屋壓死的教師，就是其中之一。這與呼喊著“誓死保衛毛主席”殺人或被殺的紅衛兵相比，何其相似！然而，至今日本的教育部門還在鼓勵教師向如此“先烈”學習，這比事件本身更加荒謬。

下午，松岡環帶我們去採訪居住在大阪郊區的兩個老兵。因爲多年研究南京大屠殺問題，她與諸多參加侵華戰爭的老兵建立起了密切聯繫，有的老兵她先後上門採訪了十多次。有了她的引薦，我們的採訪才有可能實現。

在出發前，松岡環再三叮囑我們，不可過於過於彰顯中國記者的身份，進出的時候攝影機最好放在包裏。否則，讓被訪者的鄰居看見了，會産生猜忌心理。同時，在室內交談的時候，必須在得到她的示意之後，攝影師方可進行拍攝。讓我難於理解的是，在號稱“言論自由”的日本，說出真正真相卻是如此地“不自由”，而攻擊和辱駡那些言說真相的人卻無比地“自由”。

一個小時左右，我們來到大阪郊外。這裏是一個傳統的住宅區中，大都都是兩層的小樓，巷子很深、很窄，無法行車，我們下車步行。

穿越幾個小巷子，我們來到一所顯得非常陳舊的小房子前。門口的門牌上寫著主人的名字，還放置著諸多袖珍的盆景。松岡環告訴我們，這就是我們要採訪的一名八十多歲的老兵。

松岡環在前面敲門，來開門的是一位垂老的老太太。她很客氣地向我們鞠躬，迎接我們入內。家中的房間都很局促，陳設也頗老舊，看來至少有幾十年歷史了。客廳的牆上挂著一張天皇頒發的已經發黃的獎狀，以及另外一張當地盆景協會發給的獎狀。角落裏還有一塊小小的匾額，寫著“武運長久”四字，落款乃是：“邢臺縣商會會長楊治寰”。恰好攝影師是河北人，他低聲說：“有機會的話，要到邢臺去，看看能否從地方誌中查到這個名叫‘楊治寰’的漢奸的情況。”

這個老頭剛剛結束午休，緩緩從床上爬起來，神智還有些迷糊。其人瘦長的身材，瘦長的臉龐，兩道濃眉猛然矗立，從面相看年輕時絕非善類。老人與松岡環之間已經很熟悉了，寒暄幾句之後，松岡環拿出一堆照片來，告訴他說：“這是您當年所在部隊的照片，看看有沒有您熟悉的畫面。”

看到照片，這個老頭才漸漸地有了些談興，並同意我們打開攝影機拍攝。但是，他害怕右翼暴力團體的威脅，要我們不要暴露他的真名，錄相上的畫面也要做些隱形處理。

這個老兵打開了話匣子。他於一九三六年參軍，到過天津大沽子牙河、參加過徐州和南京的戰鬥，攻佔南京之後還在光華門站過崗。他極其平靜地對我們說：“由於在戰場上不知什麽時候會死去，所以能夠享受一天便算一天，我們一有機會便強姦中國女人。我記不清究竟強姦過多少中國女人了。”他斷斷續續地講述了在南京強姦一個十三歲的中國女孩的經過，如何像老鷹抓小雞一樣抓到那個受害的孩子，強姦之後將其殺害。他像是在講述別人的故事，毫無羞愧和懺悔之意，也沒有一點情感的投入。他就這樣苟活了半個多世紀。

而這個老兵的妻子，一位七八十歲的老太太，靜靜地在旁邊給我們張羅點心和茶水，她對丈夫訴說的一切也沒有絲毫的驚訝和不安。她和氣地向我們微笑，像是我的外婆。她還特意指出一種可口的糕點，並讓我們每人帶一個走。

一個熱愛盆景的老頭，同時又是雙手沾滿鮮血的殺人犯；一個熱情待客的老太太，同時又是丈夫暴行的支持者。這個民族的文化真是扭曲得讓人無法理解。屋子本來就很擁擠，我幾乎透不過氣來，趕緊到門口呼吸一點新鮮空氣。以我自己脆弱的神經，我無法從事松岡環的工作，聽多了這樣恐怖的故事，自己的心靈會受傷害的。

出來之後，漫步在此老住宅區狹窄而整潔的街道上。各家的房舍皆連接在一起，不像美國的住宅那樣擁有闊大的草地與花園。房前屋後只有方寸之地，全都種植著各式的花草樹木。松柏全都是微縮式、盆景化的，卻有一種整齊與錯落交融之美，如昔日王桐齡在《日本觀察記》中所雲：“日本人好蒔花種樹，又善修葺盤紮，方園無不如意。微特庭階，蔥蘢蓊蔚，栽培都遍。且能以之爲屏、爲牆，若一色翡翠，堆疊而成，整齊略不參差。”美則美矣，卻又給人一種扭曲、病態之感，這些植物都沒有煥發出其本身的生命狀態來。

行走在幽深的小胡同裏，桂花樹的芳香處處襲人。盆栽和園林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韓國學者李禦甯評論說：“盆栽、盆景是屬於建造石庭和草庭的具有縮小意識的國民的。石庭進一步縮小成爲盆景，修整後的草坪、灌木進一步縮小後成爲盆栽。此時大此刻自然已經悄悄地從庭園又移到了室內。庭園自然又變做室內架子上精致的觀賞品，其美麗可稱得上一種精致的室內音樂。就這樣將回游式庭園、石庭套廊的景觀以及可眺望的山水一步步拉至自己身邊，已達到伸手觸摸的程度。”日本的園林雖然很小氣，卻也處處可以見其匠心。我不喜歡日本的盆景，不喜歡“病梅館”，卻喜歡這樣雅致清潔的小巷子，如戴望舒詩歌的意境。

緊接著我們又去採訪另外一位日軍老兵三谷翔。其家中更爲窘迫，客廳的地板上躺著正在輸液的三谷翔的妻子，大概沒有別的寬大的房間，我們只好在一旁小聲談話。三穀翔看上去比他八十四歲的實際年齡年輕許多，鏡片後面的眼睛炯炯有神。

三谷翔比剛才那個老兵勇敢，他欣然同意出現自己的真名和攝影的畫面。他告訴我們，以前因爲接受過類似的採訪，他的朋友乃至兄弟都打電話來辱駡他。剛開始他覺得很受傷害，“爲什麽我不能說出真相來呢？”不過，現在已經覺得無所謂了。

松岡環在地上攤開一張當時的南京地圖，就著地圖上的各種地名標識，三穀翔開始了痛苦而漫長的回憶。當時，他是一名日本海軍士兵，從軍艦上看到了長江兩岸的大屠殺場景。他面對著鋪在席子上的這張南京老地圖，指出了自己當時所在的方位。他說：“目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只有兩個半，我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殺人，但我仍然要負責。”

可見，老兵與老兵不一樣，有中田清康那樣的人，有三穀翔那樣的人，也有東史郎那樣的人。有的勇於懺悔並承擔責任，有的卻依然堅持屠殺有理的邪惡理論，有的則乾脆躲進自己的內心世界中自我逍遙。正如松岡環在《南京戰》一書的序言中所說：“在日本兵的證言中，關於日常化地殺害中國民衆、捕捉女性強姦，是以無所謂的口氣（輕鬆的心情）講述的。另一方面，也有許多證言頑固地否定在南京經歷的事實，始終辯解說自己的部隊什麽也沒幹。從老人們的態度中，多數讀者恐怕可以感到原士兵老人們對中國人依然充滿著根深蒂固的歧視。”

聽完兩個老兵的講述，我的心裏仿佛被堵住了一樣，呼吸也變得困難了。有一種想嘔吐的感覺。我想起了《戰爭》一書中的一篇回憶文章。這是一個名叫稻永仁的七十四歲的老兵的回憶。這位中學退休教師寫道：“老兵折磨新兵，在軍隊裏被叫作‘課目’。他們先喊一聲：‘摘下眼鏡!’‘站穩了！’接著，鐵拳飛來，打得他鼻青臉腫。連第二天早上喝醬湯也鑽心地疼。滿嘴的牙都打得東倒西歪。再來，釘著三十六顆大頭釘子的軍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槍都成了打人的工具，這不是‘課目’而純是毆打了。還有被罰雙手舉槍哈著腰站在雜物櫃下面。……總之只要想打人，什麽理由都可以。”

這支軍隊裏沒有愛和同情，他們的長官就是要製造一批殺人工具出來。從心理學角度來說，那些被施加虐待人，很多都會淪落爲對更弱者的加害者。只有這樣才能完成苦難的轉化。

稻永仁接著寫道：“用棍棒毆打臀部，老兵讓新兵：‘間隔一步排開!’，然後從頭開始，挨個打來。打過一輪，一年軍齡的新兵解散，照舊把他一個單獨留下，再打第二遍。連兩年軍齡的新兵也學會發瘋似地對他揮舞棍棒。那時部隊在靠近中蘇東部邊境的老黑山露營。輪到新兵洗澡的時候，髒水已經快沒到腳脖子了。所以，新兵總是乘老兵沒看見，偷偷到河裏洗澡。那次一起在河裏洗澡時，同期入伍的士兵喊起來‘哎喲，你的屁股怎麽了?’他自己就著水面一照，腦袋嗡地一聲，只見自己的臀部高高腫起，好像一個青紫色的大桃子。有些士兵自殺了。有些土兵逃跑了。這裏是國境線，衛兵實彈上崗。他抱著短槍站崗時，也曾經有好幾次把槍口塞進嘴裏——但是，戰爭終究會結束，無論如何，也要活著看到和平和民主主義降臨這個國家。這個頑強的信念阻止他去死。這個人就是我。時間是一九三八年，離戰爭結束還有很長時間。”

人要變成野獸，比變成聖徒要容易千萬倍。自古以來，變成野獸的人多如牛毛，但變成聖徒的人卻寥若星辰。

關於日軍暴虐的原因，可以從文化深入道宗教信仰層面。在我所閱讀到的相關研究文章中，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評論最爲深刻。黃仁宇在《對日本之好勇而不必好血》一文中指出：

德皇威廉認爲日人好血，並非毫無根據。但是也要追究其來源。若干人類學者以爲日本各島原有一個火山地震海嘯之背景，海上漁人又經常有風濤之險，於是在群衆心理中産生一種不能規避畏死的要求，進而崇拜視死如歸之勇氣。中國軍事學專家蔣百里亦曾解釋，日人崇拜鯉魚，因爲鯉魚雖受傷而不動。至此英猛與殘忍難分。從一個冒險犯難的心理狀態進而追求“祈戰死”。日人又崇奉神道。神道不難粗率的解釋，“神”與西方之上帝不同，而系一種崇高超特的品質。“道”乃是某種行動中發揮自然賦予的節奏之訣竅。是以飲茶有茶道，使劍有劍道，其他各種行動之中元不有其“道”。這樣看來，“武士道”何能避免尋覓各種機緣的力戰至死，殺傷過當？剖腹自殺更是避免失敗與過失，挽回名譽之出路。其死時不僅要有勇氣，還要合乎儀節。很顯然的，這已不是各個人內在之決心，而是社會與傳統的壓力。

一八六四年日本維新前夕，英美法荷船艦強行通過本州及長州海峽，與當地封建領主作戰，日方不支屈服，是爲“下關事件”。當西方各國要求懲凶時，藩主令武士十余人依次切腹，此時各人死態慘絕人寰，不及半而西方人士要求停止。日俄戰爭時乃木希典爲日第三軍指揮官，攻旅順三度失敗，參謀總長山縣有朋要求此人撤職，只因明治天皇袒護不允。以後明治去世之日乃木切腹，其妻靜子與之相殉，自此日人視乃木希典爲戰神。即在抗戰期間日軍中下級軍官亦有在戰場零星切腹事例，這樣日人已將封建社會習慣延伸而至現代。日本軍官以俘虜做訓練士兵使用刺刀之用，其違情害理，在他們看來仍繼續此好血好勇之傳統。紀思道所敘七三一部隊之軍醫，顯在誇耀其本人好血好勇。

日人作戰到底不計人命犧牲的精神與戰法，在戰場上確有成效。硫磺島之役，日軍兩萬人在美軍海軍炮及飛機轟炸之下仍殺傷美軍二萬六千餘人，日軍只一千零八十三人得脫，多系受傷無法行動。緬甸密支那之役，日方使盟軍受損五千三百八十三人（包括傷病），內美軍一千兩百二十七人。當時我們以爲守城者至少有日軍五千人，及至戰後真相大白，才知對方最多不過約三千人，最少時只一千餘人，但是因爲他們彈不虛發能遲滯我軍之進展達七十八日。最後其指揮官水上源藏自殺，但所指揮日軍仍有數百人能于夜間沿伊洛瓦底江逃脫。滇西松山之役，日軍一一三聯隊居高臨下，我軍在雨季之中冒險攻堅，但彼方之一千兩百人竟殺傷我軍人數六至七倍。最後日軍只有十人逃脫，此外又有九人被俘，乃因我軍坑道作業以炸藥將之震昏。據此中俘虜稱，先一日他們已焚燒軍旗，殘殺自方之傷病者。此種做法爲歷來軍事典範所無，只能視作宗教影響。

宗教確實有善惡之分。善的宗教拯救人類的心靈與肉體，惡的宗教則將人類帶入黑暗的深淵。日本神道教精神推展至極端，則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有相似之處。

回到賓館，稍微休息一下，我們去阪急交通社門前等待燕子，她約了中國文學翻譯家金谷讓來一起交談。穿過這條大阪最有名的紅燈區，兩邊全是聲色犬馬的色情場所和電子遊戲廳。人潮洶湧，廣告極其暴露。

這幾天來，我觀察到了日本社會有以下三大“怪現狀”：一是火車和地鐵的車廂中，成年人（尤其是男性）大都在看漫畫，漫畫的內容多是色情、暴力和偵探。日本人受教育程度頗高，這些男子多打扮光鮮，身份多爲白領階級，卻喜歡看這類我覺得幼稚乃至噁心的漫畫，真是“成人弱智化”。二是電子遊戲廳中，大多數玩家不是少年，而是西裝革履的成年男子，有不少甚至是頭髮花白的中年人。這些人似乎不在意他們的身份，在其中悠哉遊哉地玩樂。三是色情業雖然法律明文禁止，卻非常公開，有所謂的“無料情報站”和媒體廣告，公佈無數賣淫女子的照片並標注具體價格，客人可任意挑選，穿著學生裝的“學生妹”價格尤高。

此“三大怪”堪與舊時傳下來的武士、相撲、藝妓以及“女體盛”等“日本文化傳統”相提並論。有人以“文化相對論”之理論看待之，認爲應當尊重和理解日本的這些文化傳統及國民性格。而我更同意周作人的看法。周氏在《遊日本雜感》一文中說：“我們雖不宜專用理性，破壞藝術的美，但也不能偏重感情，亂髮時代錯誤的議論。武士的行爲，無論做在小說戲劇裏如何悲壯，如何華麗，總掩不住這一件事實，武士是賣命的奴隸。他們專爲主君爲家名而死，在今日看來已經全無意義，只令人覺得他們做了時代的犧牲，是一件可悲的事罷了。”他又評論藝妓曰：“藝妓與遊女是別一種奴隸的生活……詩人小說家畫家每每讚美詠歎，流連不已，實在不很可解。”我一直堅持，在各民族獨特的文化傳統之上，應當存在著一種普世價值，即人的自由、尊嚴和權利神聖不可侵犯。我們不可以用“絕對的相對主義”的觀點，來抹煞最基本的是非、善惡的判斷。從這個普世價值和道德底線來看，這些“文明”其實是“非文明”。

晚上，燕子請我們吃牛肉鍋和米飯。此牛肉以小鍋熬制，香氣四溢。而大米也像拌著豬油一樣粒粒飽滿、晶瑩剔透。每人一小鍋牛肉，而米飯卻可以隨便加。據說，許多養牛場的牛是喝著啤酒、聽著音樂、享受著按摩長大的。如此過一生最後雖然被宰殺，也是一種幸福。此牛肉鮮美之極，只是肉湯略微有點偏甜。

金穀讓文質彬彬，一看就是文人模樣。他從網上讀過我的很多文章，對中國當代文學和學術的情況可以說了如指掌。他還是一位元罕見的語言天才，大學時代念的是俄語，還精通中文、英文、法文等幾種文字。他翻譯過曹長青、鄭義等中國學者和作家的作品，希望以後能夠翻譯更多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

談及戰爭記憶問題，金穀讓對我說：“一想到祖輩父輩參加過戰爭，戰爭在我身上就沒有結束。”談到一般日本國民對戰爭的看法時，他認爲：“一般的日本人雖然自己沒有參加過戰爭，但心中還是感到內疚。認爲未經允許派兵佔領別國是正確的，這種日本人非常少。”而他個人的看法是：“日本政府應當賠償中國的戰爭受害者，國家負有很大的責任。有人從純粹的法律角度說，已經過了法律追究的時限。我想說的是，法律是爲人制定的，法律應當符合人性，因此我們必要時必須修訂法律。”

金穀讓倡導中日之間結束那種“形式上的交流”，而開啓真正的“非形式上的交流”。所謂“形式上的交流”，也就是“體面的人”——即政治家和商人——在宴會上“乾杯式”的交流；而“非形式上的交流”則是指兩國草根階層的交流、日常生活的交流。他舉例說，十幾年前到第一次中國農村，看到農民蹲在地上吃飯，感覺非常不好，在日本這是一種非常不禮貌的行爲。然而，日本人喜歡吃蓋澆飯，但韓國人卻認爲不美觀。在理性上人明知是一種文化差異，但在感情上卻難以認同。後來，知道蹲著吃飯是中國北方農民的生活習慣，這才慢慢以平常心接受之。這個例子生動而貼切。

金谷讓是日本青年知識份子中的異數。他放棄大公司中的職位，曾獨自經營一家小茶館。因爲茶館的生意影響讀書和寫作，幾個月前又主動將其關閉，現在全天候在家中讀書寫作。我笑曰：“這倒跟我一樣，自由就是最大的幸福。”

不久前，金穀讓寫了一篇文章批評中國學者孫歌的《主體性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一書。在遍及日本學界的“孫歌熱”中，他是第一個敢於對之提出質疑的人。金氏認爲，孫歌所謂的“中日知識份子共同體”，其背後仍然是對民主、自由、人權、博愛這些人類普世價值觀的反動，潛臺詞是對抗西方文化。她仍然從種族角度來看待文化問題，而不承認人類普遍的真理。從這個角度來看，孫歌與大多數中國“新左派”的思路是一致的。

我亦以奈保爾與薩依德之爭回應之。在這場論爭中，我選擇站在奈保爾一邊。如果說薩伊德是中國知識界的麻醉劑，那麽奈保爾就是一劑清涼油。然而，中國學界直到今天還奉薩依德爲聖人，卻不願面對奈保爾的思想衝擊。

像金穀讓這樣的邊緣知識份子，處境恐怕比我還要艱難。在中國國內，我儘管沒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但我的言論總是能通過各種渠道表達出去，並得到許多“讀友”的關注和支援；在言論相當自由卻高度商業化的日本，金穀讓的聲音被淹沒在潮水般的語言垃圾之中，他很難覓見一位知音，很難獲得真正的回應，他更加孤獨。

我們共同感歎：在任何社會，有精神生活的，總是少數人。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