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9日訊】近日在中國北京舉行的第十三屆「亞洲杯」足球賽無疑是大眾注目的焦點，賽前為了重慶、濟南幾個賽區的觀眾在奏日本國歌時候發出噓聲，以及向日本球員喝倒彩，鬧上了外交層面，甚至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出面發話，要求中國政府保證日本人的安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則指責日本傳媒小題大做。賽後中國球迷又包圍日本隊員住宿的酒店宣洩失敗的憤怒，再次惹上外交風波。

為一場足球賽鬧到外交糾紛，實屬罕見，也只會出現在共產黨中國這樣一個畸形的社會裏。筆者認為這是共產黨一方面長期的進行所謂「愛國主義教育」，一方面又崇洋媚外的自相矛盾做法的結果。本來，足球比賽就是足球比賽，不應該摻入任何政治內容。中國球迷對日本隊的每一場比賽發出噓聲，在參賽的十六支球隊中，唯有日本隊得以享受到這一「殊榮」，即使是中國足球的宿敵韓國隊也沒有得到這種「優待」。究其原因，肯定是中日兩大民族近一個多世紀來積怨已深的緣故，廣大中國民眾對日本政府拒絕為侵華戰爭道歉和賠償；霸佔中國領土釣魚台；在中國遺留下大量生化武器等等表示憤怒，心情可以理觧，可惜找錯了時間和地方。因為一來日本球員衹是代表日本足球界來參加亞洲杯足球賽，本身的使命與政治無關；二來二次大戰侵華戰爭發生的時候，這些年青一代的日本球員還未出生，他們的父輩欠下中國人的血債不應算到他們身上。如果要對日本政府堅持侵華戰爭有理，不道歉不賠償的錯誤態度表示不滿，大可以游行到日本使館遞交抗議書請願信；又或者待日本首相或其他日本政府官員來華訪問時示威抗議，這才是表達政治意願的地方和方法。不過，話說回來，發生這樣的球迷起哄、帶政治標語入場和圍攻日本隊球員乘坐的巴士，居住的酒店的事件，除了日本輿論指責的中國政府進行「反日宣傳」和「狹隘民族主義教育」之外，更深一層的原因其實是中國政府一貫的壓內媚外錯誤外交政策。試想一下，如果真的發生大陸群眾到日本大使館游行示威，又或者是在日本首相來華訪問時集會抗議，中國政府會像西方民主國家那樣容許自己的國民自由地表達政治意願嗎？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期間，殺害了過千萬的中國人，實行焦土政策，將中國的城市，特別是戰時首都重慶炸得片瓦不留，血流成河，這種民族仇恨不可能不由上一代傳播給下一代，更不可能一日之間消失乾淨。大陸民眾在壓內媚外的專制政府的壓制下，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宣洩，最後在球場上爆發，其實完全是中國專制獨裁政府的責任，怪不得人民大眾。再試想一下，如果中國政府不是這樣壓內媚外，對內像西方民主國家一樣，人民群眾有眾多的表達自己意願的渠道；對外堅持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會在球場上發生這樣的事情嗎？

再從球場外說到球場內，雖然中國球迷和廣大民眾給這場亞洲盃決賽賦予了額外的政治意義，將輸贏看得太重，但是結果還是輸了，而且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將原有希望一嘗問頂滋味的冠軍獎杯拱手讓給「民族敵人」日本，失望的心情可以想像也可以理解。體育比賽總有輸贏，一時之敗，本來不必耿耿於懷，所謂「失敗乃成功之母」；最要緊的是，如何正確認識自己，如何正確認識別人，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如果能做到這樣，遲早總會有取勝的一天；最可怕的是，失敗了還不知為何失敗，不在自己身上好好地找原因，卻怨天尤人，埋怨裁判，埋怨對手……，就不知道埋怨自己，這樣的人，永遠也不會有勝利的一天。

比如這次中國隊以1:3輸了球，不是自己好好檢討自己的缺失，反而眾口一詞埋怨裁判誤判，將日本隊的手球判為有效，令中國隊「情緒受打擊」，並且「造成比賽轉折點」，導致輸球；荷蘭藉教練阿理．漢甚至拒載上台領獎，結果被亞洲足協指為「缺乏體育精神」。這就是典型的「怨天尤人不怨己」的心態和表現，在這樣的教練指導下，怎麼能指望中國隊的球員能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別人，總結教訓，力求上進呢？沒有對待比賽的正確的心態，技術戰術再好也沒有用。中國隊如果不從這樣的錯誤心態中猛然省悟過來，筆者敢斷言：中國隊永遠也拿不到冠軍。因為足球比賽本身就存在著眾多的意外因素，就看你有沒有足夠的意志力去克服它。就拿裁判誤判而言，一方面是無可避免，因為裁判也是人，人對任何事物的判別力都是有限度的，很難百分之一百判斷正確。另一方面裁判誤判其實是利益均等，不可能永遠偏袒一方。中國隊的前任教練霍頓說得好：「足球比賽中必須接受裁判有時對本隊有利，有時對本隊不利的裁判」。比如說，在中國對伊朗的一場半決賽中，伊朗隊員扎雷在爭執中出手輕推中國隊員邵佳一，後者作勢倒地，裁判出示紅牌，這是明顯的誤判，結果導致伊朗隊少打一人，讓中國隊佔了便宜；在同一場比賽中，中國隊後衛張耀坤在背後剷倒伊朗隊員卡米里，該判紅牌而未判，這也是誤判；並且根據統計，中國隊的六場比賽中，竟有三場是11人打對方10人，這些有利於中國隊的誤判又如何解釋呢？是否每一場中國隊都佔了裁判的便宜才算公平呢？又比如同樣是半決賽中，日本隊員在和巴林隊員拚搶時，被裁判誤判紅牌出場，也是少打一人，伊朗隊和日本隊也會覺得裁判不公平。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沒有因為裁判的誤判令到自己「情緒受打擊」，「造成比賽轉折點」。日本隊在少打一人，並且在完場前五六分鐘被對方入球領先的危急情況下，仍然憑著出色的意志力和頑強的拚搏精神，再次奇跡般地起死回生，在完場前幾十秒打進扳平的一球，並且在加時賽中反敗為勝。中國隊被誤判，被日本隊領先時，離終場還有足足二十五鐘，比日本隊對巴林隊急於扳平時剩下的時間多得多。但是雙方的表現卻有天壤之別：日本隊員個個如下山猛虎，直撲對方心臟，氣勢上已經壓倒對方；同時又不急不躁，頭腦冷靜，終於取得勝果。正如他們的教練薜高所說：日本隊幾次反敗為勝，靠的是堅強的意志力和頑強的拚搏精神。中國隊的表現正好相反，雖然他們擁有比日本隊多得多的扳平時間，一旦落後，個個都疲軟無力，慢慢吞吞，縮手縮腳，毫無鬥志。時間已經十分寶貴，仍然不知珍惜，在英超踢球的孫繼海在輕微的碰撞下居然故意倒地不起；補時三分鐘內還有人故意將球踢出界外；最不堪的就是在補時階段的最後一分鐘，被日本隊反越位攻進第三球，後衛和守門員才如夢方醒。難怪被外國輿論抨擊為「沒有取勝的決心」。輸了球，拿不到冠軍還理直氣壯，振振有詞。居然說被人打入第三球也是因為第二球受到誤判的原因。請看下面中國報刊的評論：

「……除了濟科，日本國內的媒体也是振振有詞：“就算日本隊的第2個進球可能是手球的話，但是日本隊還打進了第3個進球，所以無論如何，這場球日本隊取得最終的勝利是沒有任何爭議的。”但是明眼人都很明白，如果不是日本隊場上比分領先，迫使中國隊不得不全線壓上作最後的殊死一搏，又哪會暴露出那么大的後防空檔，讓日本隊如此輕松的取得第3個進球呢？」

在李瑋峰看來，日本隊的第二個進球正是這場比賽的轉折點：”如果沒有這個進球，也就不會再有第三個進球了。正是因為比分落後，所以在比賽臨近結束時大家才都撲上去了，結果才有了對方這次打反擊的機會。否則的話，日本隊沒有那麼容易突破中國隊的防線。”

這就是典型的強詞奪理，也凸顯了共產黨長期的，與具有普世價值的公理標準背道而馳的教育，在新聞輿論界和運動員中間所造成的惡果，以致他們的思維方法邏輯推理與民主自由世界完全不同而不自知。照他們的說法，自己在進攻中疏於防守被對方反擊，不是自己的過錯，反而是對方的過錯。如果任由這種凡事不檢討自己，一味逶過於人的思想方法和行為準則繼續和發展下去，中國足球運動永遠都不可能拿到冠軍。如果是真的英雄，為什麼不像日本隊一樣，在被裁判誤判並且少打一人的情況下，憑自己的鬥志和技術把球踢進對方的網底而反敗為勝呢？

失敗了就怨天尤人，偶然取得一兩場勝利就忘乎所以，誇誇其談，連小學生都懂得的「驕兵必敗」的道理都不懂。不能正確認識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又怎能談得上改進，談得上進步呢？比如說同樣是點頭決戰，眾所周知，撲救點球是心理戰，守門員大多選擇猛撲一邊，並且不斷變換撲救的方向，日本隊在落後約旦兩球極端不利的情況下，守門員川口能活就是這樣令到對方連續被撲出或射失四球而反敗為勝的。而中國隊守門員劉雲飛在與伊朗隊的點球大戰中，五次都是軟綿綿地倒向左邊，憑藉對方最後一球無力的吊射失誤，才勉強地取勝。劉雲飛的表現連國內的教練都大加批評，劉雲飛卻振振有詞地堅持他五次都「倒」向左邊，「堅持左傾路線是對的」，真是叫人哭笑不得。須知運氣只能偶爾出現一次，體育競技場上最終仍然是靠實力。

再就是要說到輸球後到日本大使館和日本隊員住宿的酒店鬧事的球迷們，他們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體育比賽應該贏得起也輸得起，自己的球隊輸了球，應該幫助他們檢討自己，鼓勵他們不斷上進，才有贏得勝利的一天。而不是拿對方不相干的球迷、球員、官員等等來出氣。這樣做不但對自己的球隊進步毫無幫助，反而只會讓全世界看到中國大陸民眾的素質低下。

所有這些都是中日兩大民族性的巨大差異，而這些差異與其說是先天形成的，不如說是後天社會環境不同所造成的。這就需要全世界的中國人為之深刻的反思。做為一個中國人，筆者同樣希望中國隊獲得冠軍，但是筆者悲觀地認為，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化之前，可能性不大。即時能夠像六十年代的北韓打進世界杯八強，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說到底，獨裁專政的國家裏，由於全體人民的思想和活動受到嚴格限制，個性自由得不到發展，期望他們長久地在體育運動競技中取得好成績是不現實的。

最後就要說到足球運動和國家體制的關係，眾所週知，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足球協會都是民間組織，都是由足球界從業員，包括俱樂部經理、教練、管理人員，球員等等自己組織起來管理自己的民間組織。偏偏只有像中國這樣的共產專制國家才會將足球協會當做一個官方組織，最搞笑的是派一個排球教練員出身的官僚袁偉民當足協主席，派一個不懂足球的官僚幹部「閻掌門」當副主席，統管足球運動。足球從業員沒有自己的民間組織，他們的訴求得不到理觧，他們的願望得不到滿足，卻不得不服從外行的官僚主觀的領導和盲目的指揮，足球事業怎麼能成功呢？共產黨統治中國五十多年，足球運動始終衝不出亞洲，原因就在這裏。也只有到了全中國人民都有了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那一天，廣大足球從業員能夠自己管理自己的那一天，足球教練、球員在思想自由的情況下，形成了自己正確的思維方法，從而自發地形成了頑強的意志力和強烈的求勝慾望，中國足球才能改觀，才有希望在國際大賽中取得和中國是一個大國相應的地位。

(筆者註：該文略有刪節刋載於香港「動向」雜誌04年8月號，此處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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