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8日訊】今年五月二十七日，安徽省阜南縣甯大村惡霸支書張金彪父子行兇殺死村民王勇，再次將中國基層政權黑惡化的恐怖情景展現在世人面前。這類案件的頻繁發生表明，基層政權的異化已成爲各種社會衝突的誘發因素，根治這一頑症已刻不容緩。

「三農」困境使社稷危如累卵

長期以來，基層政權的主要職能，就是圍繞國家不同時期的中心任務，通過各種手段實現對社會的控制。在財權、事權分離的制度背景下，財政收入集中到中央和省級，但舉凡教育、醫療、公共基礎設施的興辦和維護，都成了基層社會的沈重負擔。這種施政方針，促使各級官員無不把「政績工程」作爲「數位升官」的不二法門，驅趕著無數大簷帽群起搶劫一頂破草帽。

「苛政猛於虎」。在發展經濟的虎皮下，農民的耕地被強佔、房屋被拆遷、隔夜糧和棺材本兒都可能被洗劫一空，安居樂業在太平盛世居然好夢難圓。面朝黃土背朝天一年忙到頭，他們的收穫竟然會是「交不足國家的，留不夠集體的，剩下就沒有了自己的」！正是這種來自公權力的橫徵暴斂，直接導致了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民不聊生。

毋庸諱言，使社稷危如累卵的「三農」困境，根子就在於各種農民負擔大行其道。而創設和徵收各項苛捐雜費，既是各級官員的業績體現，又是使農民生不如死的萬惡之源。慘死在亂刀之下的村民王勇，表面上禍起於占地補償款的黑箱發放，深層原因則是以張金彪父子爲代表的基層政權滅絕人性的本能作祟。不難想象，換成任何理由或根本沒有任何理由，張金彪同樣可以置王勇於死地，因爲狼要吃羊向來就不需要理由。

竭澤而漁的農村政策

人們看到，近年來農村發生的諸多衝突，大多與稅費徵收、計劃生育、征地補償直接相關。有史以來，老百姓都是誰當皇帝給誰納糧，本以爲闖王來了可以不必納糧，誰想到共產黨來了稅更多。更重要的是，這些被籠統稱爲「農民負擔」的稅費罰款，幾乎無不化作各級政府敲骨吸髓的口實。在極權政治的摧殘下，鄉土中國原有的鄉紳和順民早已爲惡霸和暴民所取代，田園牧歌式的恬靜生活如今已蕩然無存。就算天空中閃過任何一點雨露，砸到腦袋上時也早已凍成了冰雹，何況天有不測風雲本就雷電交加！

張金彪父子行兇殺人的悲劇，可能僅僅是惡夢的開始。安徽阜陽和於建嶸筆下的湘南地區，類似張金彪這樣的「惡人治村」現象比比皆是，在在觸目驚心處處令人髮指。至少眼下農村鄉鎮一級豢養的百餘人，職責早已從服務鄉村異化爲確保各項稅費罰款的徵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單純爲供養這支龐大、腐敗甚至可以無惡不作的隊伍，就足以致農民于水深火熱。張金彪能長期竊據村官職位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他能夠以異常暴戾的手段保證各項徵收任務的如期完成。可以肯定地說，假如長期奉行竭澤而漁政策，放任基層政權殺良冒功，其後果必將是把農民逼上梁山。

化解社會矛盾的釜底抽薪之策

筆者曾目睹臨泉縣王營村農民的苦難，理解他們上訪無非是爲了清退加碼多收的錢。從京城到縣鄉層層覆查的結果，每年應退資金不過區區萬元，但恰恰是爲了這幾萬元的徵收和清退，十年來難以估量的社會資源被無端浪費，幹群關係勢同水火。其實，鬍子上的飯粒就算吃了，也填不飽肚子，欠發達地區的「農民負擔」本就微乎其微，即使一概豁免也不會對各級財政産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況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種輕徭薄賦的小惠，客觀上或許是化解矛盾的釜底抽薪之策，因爲隨著收費隊伍的兔死狗烹，財政支出和農民負擔會相應減少，諸多社會矛盾或可因此而化解於無形。

唐太宗曾說：「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民間至今仍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說法，所以探討農村政策清明與否的關鍵，眼光也不能光看基層，更多的是要從廟堂之上找原因。

本屆政府總理向以親民自命，曾倡言將於五年內逐步取消農業稅，這表明他已經找到解鈴之道。既如此，何以會效法齊人攘雞非要等上五年，何不從現在做起勵精圖治解民倒懸，就算因此每年少給那些腐敗的銀行撥出幾百億，又有何妨？

二○○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於北京

《動向》2004年8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