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7日訊】 一、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是中華民族的兩隻眼睛

出版自由、言論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爲政府保護民衆的這些個人權利，爲公民提供了個人之間最好的自由交流環境。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個人的認識能力總是有限的，人總是會犯錯誤的。在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的條件下，能夠逐步在許多人的反復認識、相互自由交流和試錯、反饋中，消除失誤與錯誤，判別真僞，得到被公認的真實的知識（或者達成共識），即使真知最初不能夠被公認，一代又一代新成長起來的後人卻能夠平等看待各種不同觀點看法，能夠不受權力和各種僵化教條限制，得到確切真實的知識或共識。而真知是一切的基礎，在真知的基礎上才可能有良好的問題解決辦法。而且，自由的交流和辨析，集思廣益，還能夠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所以，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相互的自由交流和辨析，有助於明確問題何在，清楚真實情況，並得到良好的問題解決辦法，提升中國在各方面的專業研究水平乃至民衆的認識水平。因此，只是在西方才出現了現代科學與現代技術，人類能夠得到真實可靠的科學知識，在科學知識的指導下産生並更好地運用現代技術以及各方面知識，創造出以前任何時代都不能夠相比的財富，造福於人類。當然，只有擁有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的西方國家才能夠保持現代科學與現代技術、社會科學與人文知識的高度發達，繼續造福於人類。缺乏這些自由，民衆以及專業人員的認識以及研究處於低水平乃至接近於愚昧，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學者以爲：自由主義是價值體系，民主只是一種手段。這看法存在巨大缺陷：自由是能夠獲得真知與良好解決辦法與價值評價的基本保障，自由先於主義，在清楚事情的真實情況後才有可能作出正確的價值評價，所以，自由主義也是一種基本認識體系，還是建立在真知基礎上的價值體系，至於民主確實只是一種手段。

另外一方面，出版自由、言論自由能夠對個人特別是政府官員的行爲提供非常重要的真實情況和反饋，制約官員，這些對握有大權政府官員的執政特別重要。哪怕是一個一心爲民、手握大權的政府官員，都需要真實的資訊來獲得清醒的認識，清楚真實情況（包括民衆不滿原因與程度等資訊）是正確決策的基礎，在思考後做出決策就要執行，人是必定會犯錯誤的，由於決策可能有錯誤或者下級的執行會有錯誤或者疏失，決策者都必須跟蹤決策執行情況，獲得真實情況的反饋，分析決策被執行的效果如何，問題出在哪里，並做出相應的具體調整，也常常需要知道各方提出的解決辦法，找到並實行更好的具體調整辦法。但下級政府官員都有各自的利益，根本不願意讓上級知道對自己仕途有害的真實資訊，只會努力隱瞞或扭曲資訊，尤其不願意讓上級知道自己出錯誤或因私心産生的惡果，資訊會連續被扭曲失真；所以，上級不可能指望從下級那裏得到全面真實的情況，這樣，執政既不公正也缺乏效率、決策錯誤、調整錯誤之類錯誤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至於通常的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官員，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更是對官員必不可少的制約。出版自由、言論自由，使得權益受傷害者能夠把有關資訊傳播出去，若受到討論、關注或許就能夠避免資訊被有特殊利益的官員封鎖，彌補這一切，但若沒有出版自由、言論自由，資訊的上下脫節情況會更加嚴重。

古人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如果自由受到權力的極大限制或者能夠被輕易剝奪，如民衆沒有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等自由，就不能夠知道其他的有關資訊如真實的情況、獲得真實的知識，沒有輿論自由，就不能夠普遍地傳播、相互交流真相與真實的知識，而對真實情況與知識的掌握是正確決策並實施、準確調整與評價判斷的基礎，對個人，缺乏真實情況的知識與反饋就會出現錯誤乃至重大的災禍，如果是執政者，那就會導致巨大的錯誤，乃至出現影響極其巨大的災難；沒有言論自由、輿論自由，就不能夠充分交流有關資訊，相互辨析，集思廣益，找到良好的問題解決辦法並實行。

總之：政府官員和政府可能是無知的，自私的，言而無信的，如果沒有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的保證，那就不能夠得到真知和真實情況的資訊，保證科學技術特別是文科的良好發展，不能夠保證決策的正確和執行過程中正確的調整。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是中華民族的兩隻眼睛。

所以，資訊公開化以及相互交流、討論、辨析是一個國家公平與效率最重要的保證條件之一，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是成本極低，收益很高的權利，是必須象生命安全權那樣受到最高保護的人權；民衆擁有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其他的權利，利國利民。再加上紙面媒體上的文章是單向的，民衆是被動接受的，網上文章、言論特別是論壇上的是雙向互動，易於相互辨析，難於欺騙民衆，造成惡果的，因此，網上的言論自由是不可退讓的底線。馬克思指出：“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體現，自由的體現，就是肯定的善”。“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破壞這一切，連符合執政黨的利益都說不上，最多只能符合特殊的小集團和個人利益的需要。

　　二、剝奪民衆言論自由的歷史教訓

歷史的教訓早就反復證明，剝奪民衆言論自由，給民衆帶來災難，對統治者也向來沒有好結果。舉幾個著名例子：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剝奪民衆言論自由的就是兩千多年前的周厲王，結果是國人暴動，周厲王被流放。史籍記載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歷史上秦始皇也愚民殘暴，民衆的勞役負擔太重，還焚書坑儒，結果是“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強大而殘暴的秦朝一下子土崩瓦解，滅亡。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也有過全面剝奪民衆言論自由的運動–反右運動，把說真話的知識份子（特別是民主黨派的）和一部分黨員打成了右派，一些右派被批鬥還被強迫做苦役，而後，黨內的反右傾運動又在相當程度上剝奪了黨內的言論自由，導致了另一個重大後果：誰權大誰說的就是真理，再加上新華社被臨時由地方領導，終於，由於上下資訊交流完全脫節失真，加上錯誤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強制，在五九、六○、六一年，中國第一次在和平年代出現了皇帝專制時代都未出現過的特大人禍，餓死大約一千萬人。反右運動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代價就是：中華民族在那幾年裏成了白癡民族，各方面水平嚴重下滑，特別是文科方面水平低得慘不忍睹，民衆智慧也大幅度下降。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那個白癡加瘋狂的年代中表現得特別突出。

中國在四九年以後，一切都是由上至下的。三年特大饑荒的出現，直接原因固然是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強制，但出現如此特大人禍，言論自由更不用說出版自由被全面剝奪導致上下資訊交流完全脫節失真，導致領導者們的耳目被堵塞，無法正常地清楚實際情況，根本想不到需要調整也太難太慢做出正常應對才是主要原因。

我偶爾看到過一篇文章，提到毛澤東批示要保護幹部的積極性，因此認爲是他爲了一個政治目的而蓄意要謀害國人。其實真實情況並不是這樣的。政治上貫徹執行任何重大措施，總是會因爲各種原因而有人反對的，一有人反對就終止的話，那麽什麽稍微大點困難些的事情都辦不成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總是要堅持一些時間，要保護幹部的積極性，觀察執行效果並研究繼續堅持還是進行相應的調整。當然，這種情況下，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保證真實資訊的上下交流就很重要，而且，在中國的上下資訊交流脫節的情況非常嚴重的情況下是更加重要。

所以，中國這個國家，統治者不難剝奪民衆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但這一切是以國家民族的巨大災難包括推翻政府的死傷無數的大暴動、大內戰爲代價的。以中國現在的人口數量，若出現這樣的情況，死亡幾千萬人已經是上蒼格外開恩。

所以，歷史教訓已經充分證明：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喪失了這一切，民衆連最基本的生命安全權都不能夠得到保障。

　　三、破壞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案件對現實政治、經濟、社會的其他影響

以中國現在的言論自由情況，可以肯定不再會出現大饑荒那樣的特大災難了。本人現在能夠寫這樣的文章就是證明。但爲什麽會連續出現南都案、杜導斌案等如此踐踏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的案件？中國還稱不上有出版自由，南方都市報的喻華峰、程益中等人的作爲也沒有超過執政黨所容忍的限度，也不過是在孫志剛案、SARS等事情上說了一些真話，危害了一些官員的利益而已，但卻導致南方都市報報社編輯部對合法獎金中的一小部分進行調整被定罪爲貪污，無罪的喻華峰被判處12年徒刑，無罪的程益中被正式逮捕，這些都是違背法律的，是借法律名義實行暴政而已。

我到現在也想不明白爲什麽抓捕羅永忠、杜導斌、劉水等人，因爲抓了他們，對中囯共產黨的意義與作用也實在是利微弊大。羅永忠是一個殘疾人，自己開個小賣部謀生，在網路上寫的東西不過是喊喊口號類型的，卻也毫無煽動暴力顛覆內容，估計除了國安、公安的沒多少人在意；杜導斌的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府”，但杜導斌的文字毫無煽動暴力顛覆內容，因此罪名根本不成立，只是因言獲罪而已。杜導斌也就是寫了一些評論文章，向海外媒體投稿，得到了一點稿費，還有就是爲了不銹鋼老鼠劉荻被抓，持續不懈地發起簽名呼籲營救。杜導斌如果是爲了營救劉荻而被抓，那麽政府這樣的行爲簡直是宣告中囯共產黨和政府就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敵人。在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營救被冤屈的人是在做莫大的功德，是最被稱讚的行爲。(2004年6月11日得到消息，杜導斌被判刑三年，緩刑四年，放出來了。)

如果我的估計不錯，抓他們，連續關閉文化先鋒網站、關閉北國之春、民主與自由、不寐之夜等網站的原因之一在於在2003年，網路網聚民意，顯示了極大的力量，以孫志剛案、黃靜案、劉湧案、寶馬案網上四大案爲標誌，對社會産生了一定的影響，對中國政治也産生了影響，由於相關利益不同，處理意見不同，也許導致了執政黨內高層的內部紛爭，而且民意站在哪一邊對黨內高層的內部爭議結果也是有重大影響的，一些人很清楚，這些民意與網上文章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並繼續影響黨內的政治生態。於是，有些人由於自身的利益關係，坐不住了，要以防止顛覆政府、防止破壞黨內團結之類的名義，防微杜漸，把萌芽扼殺。至於這種行爲也是扼殺中華民族的生機，逐步加重中國於滅亡危機之中，這些人是不會考慮的。

其實，他們這樣做，是要麽過高估計了網路人士的力量，要麽是有意無意地作出了錯誤的判斷。2003年網路四大案中，孫志剛案、劉湧案、寶馬案都是民憤極大的案子，網上帖子貼了被刪，刪了再貼，網民們反復頂帖子，評論，中國網民數量很大，主要成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這樣的案子，政府不重視不採取必要措施，那簡直是拿政府自己的生命開玩笑。但這樣的情況是很少會出現的，偶爾集中出現而已，而且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並不是網路造成網民的憤怒，而是有關的人物行爲與處理情況造成了網民的憤怒，政府措施得當，網民集體的怒火自然會消失的。但如果沒有網路網聚民意，引起重視並得到恰當處理，被壓制的這些怒火集中爆發，後果將不堪設想。

爲什麽2003年連續出現孫志剛案、劉湧案、寶馬案這些民憤極大的案子？只要略微思考一下就十分明顯，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官員擁有太大合法傷害權的國家，官吏對老百姓本來就是老爺，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在腐敗橫行，政府全面軟政權化的情況下，上級命令可以高於憲法和法律，官員和官商、國安人員、警察已經習慣了違法的太過分的囂張跋扈。官員的情況不說，包括本人在內的說真話的一些獨立知識份子都領教了名爲國家安全人員實爲毀滅國家安全的違法囂張跋扈：找一個違背憲法的藉口，國安人員就能夠讓你失去自由，象強盜一樣闖進你的家裏，在你的家人面前搜查、扣押並沒收你的合法財産–電腦等。但獨立知識份子在這個國家還算是上等人，所以國安人員違法的囂張跋扈與大陸警察相比簡直算奉公守法。網上帖子中說：孫志剛案中，警察說了一句話：這個人不能讓他活著出去，就導致孫志剛在收容所被毒打，最終死亡，爲什麽警察這麽驕橫？原因就是這個收容所，其實已經有過許多人無聲無息的死亡了，其他地方也有類似情況。但唯一不同的是：這次被打死的無辜者是上等人–孫志剛是大學畢業生！這個國家連上等人的性命在警察手裏都是小雞一樣，其他下等人的工人、農民的命運可想而知，結果導致了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爲主體的網民前所未有的群情激憤。即使這樣，警察在被審判的時候依舊囂張跋扈，對上級說，你不搞死南方都市報，我出來就搞死你！寶馬案最激起民憤的原因是有極大權力背景的蘇繡文對被撞死的農婦說的一句真話：信不信我敢撞死你，撞死你也就是十萬塊錢的事情！當然，審判結果是緩刑，網上消息說真是用了三十萬元擺平了農婦的家人。

當然，這些話是不會受到官方調查承認的，但網民根據自己的生活閱曆，都不懷疑這些傳言的可信！

某些官吏、官商如此違法，還如此囂張跋扈，而新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權利保護意識在成熟，又有國際互聯網這樣低成本的資訊交流渠道，激起極大民憤並最終遭到嚴厲懲罰是毫不奇怪的。

當然，也有一些官員認爲違法的囂張跋扈是理所當然，卻認爲遭到懲罰是網上言論自由和媒體報道的原因。據網上帖子《南都案全紀事》說：（孫志剛案）南方都市報在一篇後續報道中曾提到，廣州市的收容辦法是超出國務院和省裏規定的範圍的，市里分管政法工作的一位領導同志曾在一次會議上強調，凡是沒有暫住證的都收起來！此報道出來的當天，廣州市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就給南方都市報負責人打電話，指責“你們這樣報，是否要把責任追到張桂芳書記的頭上？想想人家這樣一位老同志容易嗎？奮鬥了這麽多年才幹到現在這個位置上，按你們這麽往上追，豈不是要人家下臺？”後來南方都市報沒有追蹤下去。6月底，廣州市委召開有關會議，總結孫志剛案的教訓，但會議沒有反思廣州政法系統在收容方面的錯誤做法，卻指責南方都市報不應該報道。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張桂芳說，收容案件全國各地都有，南方都市報如果不報道，不就沒這事了嗎？這次會議確定了要查處南方都市報經濟問題的基調，並成立了專案組，張桂芳自任組長。也就是在這個會議後不久的一次飯局上，南方報業集團的同志聽到幾名警察說，你們南方都市報牛啊！報了一個孫志剛，害得我們的弟兄坐牢的坐牢，處分的處分。這事沒完，你們等著瞧吧！

而後就是對南方都市報喻華峰等人的違法判決。根據帖子描寫情況來看，這帖子裏的內容恐怕是真的，這一切說明，一些官員還在繼續地違法囂張跋扈。而且，也有別的人同樣以官吏的違法囂張跋扈爲正常，搜狐的張朝陽在一篇文章中說：中國國際互聯網已經樹起了斷頭臺。而後是搜狐星空論壇的關閉。

當然，這樣下去，必定還會出激起民憤乃至民衆起義的大事。當然，要解決這些問題，唯一有效的辦法是擴大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強化對官吏的約束，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權力相互制約並實行直接選舉。

當然，對這些事情處理意見的不同是會導致黨內高層爭論的，但依照法規公正處理不會破壞黨內團結；相反，扼殺網上言論自由和還很少的稱不上的出版自由，反而必定會造成破壞黨內團結的重大惡果。中國是一個官員合法剝奪民衆權利能力太強的國家，上下資訊交流脫節情況非常嚴重，人是必定會犯錯誤的，剝奪了出版自由和網上言論自由，如果一些官員由於上下資訊交流脫節情況嚴重，缺乏真實資訊的反饋與辨析，不明真相，而導致執政出現較大錯誤的話，將導致國家、社會、經濟方面付出代價。這些出現錯誤的人當然認爲是剝奪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缺乏真實資訊的反饋使他們不能及時調整決策所造成的錯誤，至少也是原因之一；相反，那些爲了一己的私利主張並實行剝奪民衆出版自由和網上言論自由的人會認爲這是他們自己犯的錯誤，是他們自己缺乏能力或者沒想到收集真實資訊導致的錯誤。

如果官員出現錯誤不被追究的話，政府就會進一步軟政權化，而且現在中國已經明顯地軟政權化了。但若追究，出現這樣的錯誤，彼此爭執不休，雙方似乎都有道理，如何處理？難免出現執政黨高層“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的結果了。還不如認真執行憲法與法律，公正司法。

　　四、執政黨與政府的作用，中國政府的永恒問題

中國出現這類案件的第二個原因恐怕就是要消除“不和諧”的聲音，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消除不滿的聲音，避免不滿聲音的擴大；但這些目的要麽是錯誤的，要麽只對少數官員有利，危害國家和民族。

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所保證的資訊公開化是公平與效率的保障之一，是強制官員執行公正規則的重要保障之一，公民的權益遭到傷害，就必定會有抵制，包括發出不滿的聲音，這些不滿的聲音或許能夠制約侵害公民權益的行爲；但如果政府不是努力消除對公民權益的傷害，而是鉗住公民之口，那就是不解決弊政，卻拼命掩蓋問題，還會加劇問題的惡化，當然，問題終究是掩蓋不住的，只會加劇不滿，造成最後爆發的後果。中國目前上下資訊交流脫節嚴重，扼殺網上言論自由將導致這個問題更加嚴重。歷史早就反復證明了；消除了所謂的“不和諧”聲音，也就消除了這種保障，不可能一心一意搞好建設。所謂“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以經濟建設爲中心”，說得好聽點是執政黨錯誤理解了執政黨與政府的作用，說難聽點，這樣的情況必定導致官府與老百姓爭奪利益，而老百姓是爭奪不過官府和官員的，必定會出現如暴力拆遷等的各種暴政。政府將被老百姓視爲一個“劫貧濟富”的政府。現在的中國不是處於戰爭狀態，也不是急需全面動員的情況，更何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導致的“GDP崇拜”已經導致了吃祖宗飯，造子孫孽的結果，中國的生態系統狀況急劇惡化，這樣，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從報紙雜誌的一些文章強調科學的發展觀來看，新一代領導人已經認識到了這些問題。

但中囯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什麽時候能夠真正把以經濟建設爲中心轉變爲以提供公正的服務和管理，即爲公民提供公正的發展環境爲中心，爲民衆提供必要的起點公正和程式公正（包括執法公正）保障，讓國民個人自己努力去創造財富，這還是未知數。

對政府作用的這種糊塗認識不只限於官員。簫功秦在《中國百年現代化的六次政治選擇—-從清末改革到鄧小平新政》中說：“後發展國家一定需要一個權威主導型的發展體制，用一個看得見的手來創造看不見的手。就像我手拿杯子一樣，必須要不受制約的才能夠使得這裏邊的水按照一個最佳的方式倒下來。它的角度、它的速度、它的平衡點完全由手本身來掌握，不能用其他來制衡，一制衡就沒法進行了。就像一個軍長，他發佈命令一定要絕對服從。如果說要爲了防止軍長腐(和)敗要設置一個軍長命令審查委員會，爲了防止這個委員會腐(和)敗，我們還要設置一個委員會委員會。等這個委員會都成功了，戰爭也結束了，他也被俘虜了。現代化初期一定需要軍長型的權威政治體制。我想客觀情況就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權威不受制衡又是權威腐(和)敗的一個難以避免的結果。很難避免，因爲人性都是有問題的。正因爲如此，這個悖論貫穿了袁世凱，也貫穿了蔣介石，在一定程度上也貫穿到了我們現在這個體制裏邊。雖然我們的體制相對於前邊來說是一個更好的體制，它在現代化方面的實效已經是非常明顯的了。”

有空的時候我將全面駁斥這有不少糊塗話的文章。簫功秦作爲歷史教授居然把一個國家政府的作用比喻爲倒水，比喻爲軍隊的作用。它們的根本區別簫功秦知道還是不知道？一個國家政府的使命，是多個目的同時存在，必須謹慎安排協調的，根本不存在象倒水、軍隊那樣只有一個極其明確可以完全不顧其他目的，或者容易控制其他目標的目的，國家政府的某一個明確目的，必定會在資金等各方面資源對其他的目標造成損害，而這種其他方面的損害，最終會損害它。中國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導致的“GDP崇拜”造成的惡果，只是又一個證明。

政府是由政府官員組成的，官員總有自身的利益，官員的執政行爲可不是倒水那樣的事情，而是能夠決定利益與傷害分配的，如果沒有必要的制約，一般官員的執政必定會使結果向著有利於自己而不是有利於國家、民衆的方向，總是盡可能地讓自己多獲得利益，避免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的，而且，總有一些政府官員會靠損害民衆利益來謀求自己的利益。

因此，西方人早就認識到政府的意義與目的在於保護人權（自由），政府的作用在於提供公正的環境，讓個人自由努力去創造，包括創造財富。

從秦始皇統一中國起，幾千年來，中國政府的永恒問題都是：中國政府與政府官員從來都是擁有合法剝奪傷害權力太大的政府，太容易剝奪傷害民衆權利，中國政府從來都不是充分保護民衆權利、真正制訂並全面執行公正規則的政府。從洋務運動到現在，中國現代化方面反復的失敗在於政府未能充分保障個人權利，未能真正全面執行公正規則。簡要舉例如：洋務運動在經濟上的失敗原因在於沒有充分保障個人的權利特別是自主創業權，卻擔心民衆個人自由創業必定導致對滿清腐敗政府的不滿甚至危險，結果是滿清腐敗政府禁止或危害民衆的自主創業，卻利用政府資金創辦效率低下的官營企業，結果是官府與老百姓爭奪利益，效率低下而且腐敗，還進一步阻礙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國民黨政府在經濟上失敗的原因在於工商業方面未充分保證個人的自由創業，卻實行“節制資本”政策；農業方面未利用政府權力實行“耕者有其田”或者實行“減租減息”政策，對地主和佃農執行公正的規則，卻對農民的苦難麻木不仁。

所以，政府必須執行公正的規則，政府權力必須有嚴格限制、受到強有力的制約。中國政府與政府官員的永恒問題能否在中囯共產黨手上解決，不得而知。但破壞中國很可憐的一點點出版自由，破壞言論自由，只會使得中國政府與政府官員更少受到制約，加劇政府官員靠損害民衆利益來謀求自己的利益的現象，使這個永恒問題與造成的後果更加惡化。

　　五、網上人士的力量還來源於說真話、言論自由導致更高的專業水平

網路文章對中國社會影響相當大，原因除了來源於網民集體的力量外，還與網上一些業餘愛好者網友的專業水平相當高，一些高水準學者也在網路上活動（由於在網路上能夠說自己的真心話）密切相關。在這方面，除非乾脆不要國際互聯網，否則扼殺網上言論自由除了造成惡果外是毫無作用的，封鎖網站一是技術上做不到，也降低不了網上衆人（職業學者和業餘愛好者）的專業水平。另外，教育與專業化的分工正是爲了提高個人專業水平，誰都知道任何國家都是“科教興國”，中國文科水準的低下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制約中國的發展，想要降低網上個人的專業研究水平的舉措純粹是胡鬧。在中國，由於網路有更大的言論自由，許多專業學者也把自己的論文文章放在網上，資訊充足，論壇則提供了說真話、平等討論、相互辯論、分析的場所，能夠提高專業研究水準，加上歷史的原因和中國文科難於暢所欲言地說真話，目前中國的大學評價體系的糟糕，中國文科的整體水平確實不怎麽樣，所以，在某些領域如憲政、教育，出現網上業餘愛好者的文章比專業刊物刊發的職業學者論文水平更高的情況，不足爲奇，尤其是時政評論，說真話的網上時政評論，水平遠高於報紙雜誌，但這樣的結果必定是網上文章對中國社會有重大影響。　　

例如：本人討論北大改革的三篇文章只在網上的世紀沙龍和關天茶舍、燕園評論發表，沒有在紙面媒體發表，但對北大改革影響極大，尤其是第一篇《北大的改革與合理性》，幾乎是扭動北大改革方向的文章，原因就在於北大比較特殊，重大事情需要大多數人的認可，而且本人懂得教育與科學。北大改革最初張維迎的思路是加強競爭，分流教師，許多北大教師不贊成這樣的方案，但理由的闡述很有問題。本人的文章從提高效率的思路出發，做了點成本收益分析，否定了北大校方的思路，強調只應該由本專業專家決定誰能夠獲得、晉升學術職位，而且這樣做成本最低、收效最高。北大這樣的研究型大學，當然應該是行政後勤機構爲教學、科研服務，而不應該讓教學、科研圍著行政後勤轉，大學的教授治校、民主自治能夠以最低的成本得到促進科學技術發展和人才脫穎而出的結果。

這文章産生的反響是我在網上看到第二天北大書記便信誓旦旦地宣稱北大改革能夠處理好成本與收益，至少一半的網上和媒體中的文章裏面提北大應該進行教授治校改革。四天後，北大校方作出重大讓步，修改了北大改革方案的許多部分。

第二篇《令人憂心的大學改革方案—-再評北大改革以及中山大學改革方案》，把進行教授治校改革的理由補充了一些，主要內容是討論如何建立公正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的，這是核心環節。而且，順便否定了甘陽的“華人大學理念”中的兩個實質性內容的論點，讓甘陽的“華人大學理念”只剩下了空洞的“華人大學理念”（甘陽主張建立以中文雜誌爲基準的評價標準，我批評甘陽的這個辦法是要科技成果的數量不要質量，會繼續降低中國學術水準。甘陽批評北大改革打算多用留美博士爲留美近親繁殖，本人認爲中國研究生教育退步，質量下滑的情況下，北大面對留美博士和本土博士當然應該公平地擇優選聘）。

媒體上對北大改革的討論很熱鬧，但給我的感覺卻是水平不高。張維迎、甘陽都是中國文科一流職業學者，本人的文章也有一些細節缺失，卻連續否定了張維迎、甘陽的基本思路，並對北大改革産生了重大影響。在北大改革討論前，我曾經看過甘陽最被人推崇的兩篇討論憲政的論文，感覺是甘陽的水平只比我低，不比我高，但我沒想到的是，在北大改革討論中，我的文章和甘陽的文章，放在一起做比較的話，水平差距太明顯了，高下立判。

一個國家，網路上至少有一個業餘愛好者的水準比一流的文科職業學者水準還高，另外，網上活躍著許多職業學者，也還有一些業餘愛好者水準相當可以（如任不寐就是中國文科一流職業學者水準），當然，這個國家的網上文章對社會的影響力低，那才是怪事。

張維迎曾經說過（大意）：在中國，所有能夠公開討論的都是不重要的，所有重要的都是不能夠公開討論的。他自己是不說皇帝沒穿衣服的，他會說這衣服太透明了。這也是中國文科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做學問，就是要勇於單刀直入面對真問題，做出真學問。討論假問題，只能做出假學問；彎彎繞繞，至少浪費時間和精力，而且會降低非常重要的學術洞察力。當然，若有關方面想要降低網上文章的影響力，唯一有效的辦法是實行出版自由，在一個有出版自由的國家，有水平的人物當然都願意在紙面媒體和專業刊物上發表自己的心血之作，網路文字的水準將迅速降低，不復重要，而且，這還能夠真正提高中國文科的研究水準。

當然，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網路，沒有世紀沙龍這樣一個集中了許多中國大學文科學者的地方，象我這樣一個中學生物學教師，要對北大改革産生重大影響，肯定是不可能的。

　　六、結語：

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有助於明確問題何在，清楚真實情況，並得到良好的問題解決辦法，提升中國在各方面的專業研究水平乃至民衆的認識水平，也能夠提升政府的執政水平，利國利民。當然，也可能導致一些新問題，但這是很小的代價。當然，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會使得官吏等的違法囂張跋扈激起極大不滿，但扼殺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只會使小集團得利，繼續違法囂張跋扈，危害民衆。

網上傳言：由於歷史教授陳勤（網名西北狼）在貓眼看人上發表了一篇預測中美在台海戰爭中，中國將失敗的小帖子，導致陳勤教授在病中失去人身自由，被“國安人員”拘押大約十天（陳勤8月5日回家了），凱迪網路被罰款一萬三千元。這事情若是真的，那麽就是又一次愚蠢透頂的政府違法行爲。誰都知道，中美兩國的軍事、經濟等實力存在非常明顯的差距，中國還連真話都不讓說，一個人在論壇說了真話，結果導致失去人身自由，網路服務商被罰款，中國政府機關如此破壞言論自由和財産權，不正好是從另一個方面提供了中國和美國若交戰，中國必定失敗的證據嗎？

此事估計很可能是真的，真名網管理員王一葦告訴我：在這次暑期“掃黃戰役”中，基本上討論學術也有時事評論部分的真名網由於一個帖子，服務商的伺服器被扣押了，到現在還沒歸還，真名網只好搬家。我想再重申一遍以前文章中的話：“如果具體執行的公安機關、公安人員有憲法、法律的解釋權，也就有了裁決權，口含天憲，將會有何等暴虐的情況出現，公安機關、公安人員都能夠成爲暴君，法治將不復存在。所以，公安機關在關閉個人學術網站進行檢查的行政行爲中，實際上已經侵佔了法院的權力。”警察扣押或沒收服務商伺服器的情況比以前關閉個人學術網站進行檢查還要糟糕，因爲它還額外侵犯了服務商的財産權，還開啓了違法執行者個人能夠得利的大門，非常危險。我實在不明白，對待網路，爲什麽有關方面拿出來的辦法比兩年前還差很多？有關方面是不是要激起民憤才肯罷手？

爭取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本來應該是幾百年以前的事情，但在二十一世紀，我們卻不得不努力地去爭取它。幾十年前，胡適說過大意類似的話，但那時他肯定想不到，同樣的事情，同樣的話，幾十年後還在重復。

源自《議報》159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