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5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夏愛茗採訪報導)在北京出席第28屆國際心理學大會的專家指出，艱難的生存狀況和陌生的城市使中國農民工飽受心理疾患之苦，政府和社會應關注這一問題。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邀請了旅美的政治學者王軍濤和方覺就中國農民工承受的心理壓力問題進行討論。

記者：據新華社的報導，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員指出，這些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他們遠離家鄉和親人，從事高強度勞動，受到歧視，缺乏適齡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島冮一樣。那麼首先，方覺先生，您認為這些民工在患心理疾病最直接的因素是什麼？

方覺：我覺得最直接的因素，第一是，大量農民工，大部份心理狀態是不平等的，他們沒有把自己看做是成年人的輔成部份，通常他們認為自己是二等公民，心理上處於壓抑狀態和一股社空狀態。第二個原因是，農民工的工資偏低、生活條件偏差，特別是他們在城市當中缺乏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很容易導至精神上的失常。

記者：王軍濤先生，您認為實際的因素是什麼呢？

王軍濤：我認為實際的因素還是中國現行的制度有問題。在現實中，很多農民是被視為二等公民的，他們的權益，沒什麼保障，就算城裏人本身也沒什麼保障，就像天天上訪類、遊行類、下崗工人，他們也沒什麼保障。但是還是去鬧一鬧，城裏人還有個組織渠道，雖然不知道管用不管用，他都可以安慰、安慰你。但是農民他們連個組織渠道都沒有，他到一個新環境，他們沒有地位，也沒有渠道去和國家發生關係，除了就是受了欺詐之外。再廣泛的說，中國的政治環境造成很多人都有心理疾病，不光是農民工，就算是城裏人，包括領導人，像江澤民一樣，通通都像有心理疾病的人。從這個政治角度來說，造成中國多數的心理文化上的這種疾病。

記者：我想在中國，可能不同階層的人都面臨不同的壓力，就像您說的有不同層度的心理疾病和壓抑。那麼我們現在還是回到農民工心理疾病的問題。報導中提到城市並沒有真正接納這些外來者。方覺先生，您認為「這個城市」是指那些方面呢？

方覺：首先是中國政府沒有把農民工看成是城市的公民，中國政府歷來把農民工看成是簡單的勞動力，一個緩解農村經濟困難和增加城市某種比較危險或者比較骯髒工作的補充勞動者。所以政府對農民工的不平等態度，直接導至農民工的地位相對低下，以及城市人對農民工很多方面的歧視。

記者：王軍濤先生，您認為「這個城市」主要是指政府方面，還是指普通老百姓、城市的居民方面？

王軍濤：我覺得居民方面。面對這樣的矛盾，肯定是有的。不要說是城裏人對鄉下人。就是上海人對武漢人、對北京人，都會有。但是那也不過是老百姓之間的隔閡罷了！但是現在農民的問題沒有人關心，沒有人解決，這個主要還是國家的政策問題。雖然中國出於經濟發展須要，少數的知識份子、記者出於人道主義，確實也把農民問題提到議程上來。但是，實際上，國家的政策並沒有真正的解決。因為這個東西真正的解決，起碼有二條，第一個就是在財政上要有落實；二就是在教育、社會福利等等發展要一視同仁。

記者：新華社的報導以四川成都為例說，政府的民工培訓項目，部份緩解了這個局面，在成都辦了二十多首農民工的夜校和舉辦了各樣的娛樂活動。我想請問一下方覺先生，政府對農民心理方面的問題，有沒有足夠的重視呢？

方覺：現在有少數的地方政府注意到農民工精神受到壓抑的問題，以及他們生活當中某些艱苦的條件。有少數的地方政府已經在小範圍內舉辦一些農民工的培訓，以及成立一些農民工精神方面資詢的機構。但是我從政策角度講，中國政府還是沒有把農民工視為一個平等的城市居民看待。

記者：你認為政府應該從那些方面來著手？

方覺：我覺得首先要改變中國這個戶籍制度，然後建立農民工在薪資條件上和城市工作者的一個平等環境。第三點，就是為農民工的醫療保險以及其他社會保障提供條件。

記者：王軍濤先生，民間組織在農民問題上，起什麼樣的作用呢？

王覺；民間組織作用，我覺得主要還是在教育。比如說在西方民主國家中，民間組織主要作用還是透過他努力工作換起社會的注意，然後由社會注意再通過選票增加壓力迫使他的政府改變政策。但是這個機制在中國政府可能不太會，中國政府不允許民間獨立的獲取比他們還好的影響力，這是中國政府絶對不允許。只要你出現這個狀況，一定要打壓你。必須要到中國的制度有變化，由老百姓選舉，農民工能夠用他們的票迫使政府去考慮他們的利益。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