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4日訊】在中國，從古代型的文人到近代知識份子的轉型實際上至今還沒有完成。這個轉型開始於戊戌變法以後，可以三個人為標誌：張元濟被革職，永不續用，只能南下另謀出路，於是他就走上了出版業，創辦了商務印書館這個巨大的事業；第二個人是蔡元培，戊戌失敗，覺得看不到希望，所以以他翰林的身份毅然辭去一切職務，南下辦學，先是在紹興，後來輾轉到上海，開始他的近代辦學事業，後來他能夠在1917把北京大學發揚光大，是建立在世紀初辦學的基礎上的，他的教育觀念也是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第三個人是張謇，他在戊戌變法稍早的時候，就以狀元的身份棄官南下了，到他的故鄉南通創辦近代工商業，戊戌變法之後，他更進一步得看清了依附朝廷、做官這條路不太走得通了，所以他決心走他自己的路。以這三個人為標誌，近代知識份子的轉型已經開始了。

到了五四運動，有更多讀書人不在政治這條獨木橋上擠了，不再以追求做官為目標，而是要做一個學術文化方面的人物，比如在大學教書、辦刊辦報辦書局等，也正是在他們手裡，這些近代的事業才稍具規模，但是這次轉型很快就中斷了，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些知識精英當時認為靠馬列主義就可以救中國了，很快往左翼的方向轉了，包括魯迅，晚年也受左翼的影響。所以，這個主義話語給中華民族的影響可能是不止100年，到現在為止已經是六七十年了。胡適他們堅持的這一條路，在當時被左的一翼遮掩得差不多了，所以中國的獨立知識份子的傳統，近代轉型沒有完成。

如果說張元濟、蔡元培、張謇代表了第一代知識份子的轉型，他們最初都沒有受過外國教育，全部是傳統型的知識份子、讀書人。那麼第二代是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出現了分化。有一部份人搞現實政治去了，像陳獨秀，最後他境況很慘，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反而是胡適為他的出獄活動。胡適堅持在當時左右激烈鬥爭的夾縫當中，他的聲音在中國沒能傳達得太大、太久。以後的中國就是左的天下，依然是一個一元化的社會。

第二次的轉型就出現在五四前後出生的這些人身上，就是顧准、許良英、李慎之、張思之、何家棟、吳祖光，他們幾乎都是共產黨員，在年輕的時候基本上都屬於拋頭顱、灑熱血的知識青年，都受過共產主義理想的影響。但是到了打成「右派」，經歷「九死一生」之後，他們的晚年都有所反省。這個反省跟整個國際潮流也是結軌的，整個世界都已經認識到了烏托邦的破滅，中國搞市場經濟也是在烏托邦破滅之後走的一條路。這個轉型現在沒有完成，但已經開始了。如果這次轉型完成了，中國就有希望形成一個非常強有力的知識份子傳統。如果有了這樣一個傳統，那麼即使出現一些比較大的波折，一些大的社會動盪，社會就有了自己的主心骨。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精神支柱，而這些精神支柱不是一個虛無的、飄在空中的、摸不著的東西，而是靠若干個生命個體來呈現的。台灣今天已基本完成民主化的轉型，這跟雷震、殷海光等人是非常有關的。因為在這些知識份子身上，就寄托了這種價值體系、價值觀念，這種肉體生命上可以看到的東西，他們的傲岸人格，不向權勢低頭，不依附權勢這種精神氣質。有了殷海光以後，其他知識份子就有了可以傚法的參照系，所以慢慢地就會形成一種風氣，社會主要是一種風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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