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4日訊】(亞洲時報記者羽立8月13日報導)（編者按：上海作家余秋雨《借我一生》即將問世，有關他在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角色的爭論也進入了高潮。近日，這位被捲入“文革角色”糾紛的中國著名散文家接受亞洲時報在線特約記者訪問時，特別親自回應了有關的指控，並解釋了引發爭議的“記憶文學”文體。現全文刊載訪問內容，敬希讀者垂注。）

記者：為甚麼要在這個時候出版新書，與多年批評你的輿論抗衡呢？你有信心新書的內容（會）令攻擊平息嗎？

余秋雨：近十年來中國大陸文化輿論界對我的誣蔑和攻擊已經到了一切正常人都很難理解的地步。簡單說來，起因是一個人，這個人在１９７6年因為我說了一句“毛澤東對文革錯誤應負很大責任”，審查了我整整兩年，稱是“攻擊毛主席”。後來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１１屆三中全會承認毛澤東犯了錯誤，又否定了文革，對我的審查也就結束了，我還被公推為中國大陸最年輕的高校校長。但是事隔二十多年之後，那個當年審查我的人趁人們失記，突然在報紙上宣佈他當初審查我是因為參加了一個叫“石一歌”的小組（但他避而不談是不是也審查我批評毛澤東的一句話）。當代中國人都不知道“石一歌”是一個甚麼組，以為是文革中的陰謀組織，因此引發起了不少文人心底的鬥爭欲望，竟然在報刊上發表了一千多篇文章來批判我，我怎麼解釋也沒有用。我在新書中寫到了，“石一歌”是文革中的極左勢力受挫後周恩來總理要求成立的一個高校聯合教材編寫組，我參加的時間很短，只寫了一段魯迅在廣州的生平就離開了，沒有一句話有涉現實政治。我在新書中說，他們在“石一歌”問題上鬧了整整六年，我現在發出“懸賞”，如果有誰能找到我以“石一歌”名義寫過一句有他們指控內容的句子，我就獎賞給他我的全年薪金，如果找到兩句，我就獎賞兩年薪金。香港朋友也許會覺得我這樣做有點誇張，但是，除此以外我沒有別的辦法。

新書出版之後，攻擊我的輿論不可能平息。因為他們其實很早就知道了真相，但還是天天罵。原因是：一，大陸報刊為了追求刺激，只要是罵名人的文章，特別是罵最不該罵被罵的文人的文章，立即就能發表；二，大陸報刊沒有“對立制衡”機制，都自稱“政府喉舌”，所以一家罵人都跟著罵，不可能有反駁、辯論、糾錯、反調查；三，中國大陸的司法起步較晚，法院的重點是刑事大案，經濟案件，在保護名譽，人權，懲處誣蔑、誹謗方面還極不健全，幾乎找不到嚴懲誣陷者的先例；四，那些誹謗者知道我有名無權，任何攻擊都不可能受到行政力量的阻止，我甚至還沒有參加過作家協會、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等組織，是一個徹底的個體文人，因此他們完全有恃無恐了。

我曾試著到上海市中級法院起訴那個誹謗我最嚴重的古遠清，他不得不在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８日當著法官的面向我道歉，還簽署了道歉文本。我發覺他在報刊上宣稱家境貧寒，付不出１６萬元人民幣的賠償款，也就出於憐憫放棄了賠償要求。誰知道他一離開法院繼續在電視和報刊上大罵，罵得比以前還凶。據說還要在香港出一本《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的書。這一些人，完全不在乎事實的真相，法院的判決，更沒有良知和羞恥感，只想一次次用最有刺激性的恐怖話語罵我，引起社會轟動。他們公然在報紙上宣稱要剝我的皮，咬我的骨髓，這兩天又宣佈我要自殺。由於中國大陸還沒有“大報”和“小報”的區別，這些文字各報轉載，對我的家人，親屬，學生和讀者造成巨大的傷害和困擾，因此，確實無法再寫下去了。

記者：新書還未出就已經引起哄動了，今後還會有平靜的退隱日子嗎？

余秋雨：他們已經罵了我十年，幾乎每個月都在編造我的歷史，再過幾天很可能會說我是希特勒的參謀，蔣介石的間諜，或謀害了毛澤東。我一直沒有反駁過，這次書還沒有出版他們就罵成一片，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他們害怕真相，因此想堵我的口。如果不是這樣，為甚麼不再等幾天，等到書出來之後看了內容再批判呢？這實在是下少有的奇事。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他們。我只寫我的記憶，純個人的記憶，主要表現我們一家在文革中遭受的災難以及我在災難之後的精神歷程。我是寫給我的長輩和我自己看的，寫了就平靜了。那幾個人再罵，我還是平靜。當然也可能考慮打一些官司，促使中國法律在保護人權，保護文化上有實質性的進步。這可能是我能夠做的最後貢獻了。

記者：您覺得文革這一段歷史對您的人生經歷有甚麼影響？回顧過去，你怎樣評價這一段歷史？

余秋雨：由於那幾個人的誣陷，很多好人心也以為我在文革中做過一些不應該做的事，只不過他們說得太誇張了。其實正好相反，我在文革中是最乾淨的。原因很簡單，我爸爸一開始就（被）打倒了，成了“階級敵人”，我是“階級敵人的兒子”，永遠抬不起頭。我如果當時受“重用”，為甚麼不救出我爸爸？文革初期我受造反派批判，全校都能証明；文革中期我被下放到外地農場勞動，幾百人可以証明；勞動回來後為復課編過一點教材，從事過短暫的學術研究，一聽到極左派重新得勢我又到家鄉山間隱居，直到“四人幫”倒台。我因爸爸被關押，十九歲就挑起了全家生活重擔，成天忍饑挨餓，但從未向惡勢力低頭。現在他們那幾個人批判了我那麼多年，也沒有查到我傷及任何一個人的蛛絲馬跡。中國知識界，很少有人能夠像我這樣，因為那是一個人人互相傷害的時代。我痛恨文革，因此明確認為，現在那幾個人對我的圍攻，完全是文革災難的局部性重演。當年我爸爸和很多知識份子，都是被查問到所謂“歷史問題”，然後萬炮齊轟，不容解釋，才陷入絕境的。我比爸爸遭遇好的地方，是沒有被關押；我比爸爸遭遇壞的地方，是被公共傳媒圍攻了十年之久，爸爸當年只是本單位的造反派在批判他。

我認為，文革雖然是上層政治人物發動的，但為甚麼會引起全民族的瘋狂？因為它釋放了中國文化界一種渴求鬥爭，渴望整人的集體心理。這種集體心理，至今沒有受到過清理。因此，我要把三點經驗告訴年輕一代：

一，千萬不要相信那些熱衷於“揭發”別人幾十年前“歷史問題”的人。文革就是這樣開頭的。對於那些舉著鞭子盤問路人的人，我們必須奪下他們手上的鞭子，進行反問。

二，在災難中從未傷害過人的人，是上等好人。在災難過後還在借著災難話題來傷害人的人，是最壞的人。

三，中國文化近幾百年來很少建樹，因此判斷中國文化界的是非，第一標準是看建設，還是破壞。一切文革式的大批判，從來沒有為中國文化做過任何好事。

記者：余教授，您對傳播中華文化，作出了有力的貢獻和推動，中華文化本來已經不被年輕一代關注，也不被媒體重視，現在您要退隱了，是不是中華文化的一大損失和遺憾？您覺得在當前文壇上，有沒有人能夠取代您的地位和工作？

余秋雨：感謝您對我工作的評價。但我如果不退出，那些人在向我投污的時候也會投到中華文化，現在還不知道有沒有人能替代我的地位和工作。

記者：您覺得中華文化會走一條甚麼樣的路？前景樂觀嗎？

余秋雨：我以前一直對中華文化的前景抱樂觀態度，包括在文革災難中也沒有喪失信心。直到前幾年，我還冒著生命危險考察了中東，中亞，南亞地區，肯定了中華文化歷幾千年沒有中斷的原因，想把這種樂觀帶給全球華人。但事實上，我內心的悲觀成分越來越大。我從自己和其他文化建設者的經歷感受到，文革式的破壞力量正在借助於現代媒體快速膨脹，而誰也找不到能夠抑制它們的辦法。它們破壞的重點，在於文化的創造者群體，它們能夠容忍的，是保守，左傾，外來的文化。因此，回顧這二十年來，雖然經濟發展迅速，文化上基本上沒有成績。近七，八年來，情況更加糟糕，幾乎沒有像樣的創造性文化能夠在中國大陸生存下去。正如最近賈平凸對我說的：“不知道從哪裡放出來一群野狗，把僅存的一點莊稼全啃壞了。”直到今天，我還沒有看到遏止這種情況的可能。

記者：您稱新書為“記憶文學”，請解釋一下，這與傳記，回憶錄有甚麼區別？

余秋雨：我強調“文學”二字，而傳記，回憶憶錄並不是文學。文學的本質並不是虛構，而是結構。我只抓記憶中有特殊光亮的片斷，由神奇的歷史邏輯來組接。例如開頭的山和結束的山，兩個想進入上海又終於遷出上海的家族，極小的村庄和極大的世界，災難的困境和精神的釋放……這一些帶有宏大詩情和哲理的架構，就是文學的基座。但是，我又是用真實而具體的歷史事實來搭建這個構架的，即表層極真，而深層則是一個精神性的審美結構。我只擔心很多讀者只對表層興趣，因此一再申述它的文學本性。另一方面，在文學上，它又由那麼多真實塊面組成，成了一種文體創新，就像用很多真實的照片拼貼成一個抽象意境。

記者：重新發現父輩的事蹟，對您有甚麼啟發？這次寫作與以前有甚麼不一樣？

余秋雨：我內心的憬悟，集中表述在最後一卷的最後兩節《那一疊紙條》和《借住何處》裡邊。我因看到了父親在關押處向造反派借錢的紙條，猛然意識到我在外面沒有盡到家庭責任，深感羞愧，因為我畢竟沒有被關押，而且是大兒子；由此想到，父親不僅向造反派借錢，企圖養活我們，而且也向城市和鄉村一次次地為我們租借著居住地。那麼，“借”，很可能關及我們生命存在的本質，也體現了生命和空間的奇怪關係。這一切當然要比以前的寫作深入多了，因此在寫作期間常常雙眼含淚，滿心震憾。

記者：您退出文壇後有甚麼人生計劃？

余秋雨：還沒有想好。等想好了一定及時告訴您。(//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