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1日訊】胡適與儲安平

胡適爲何不願給儲安平的《觀察》撰稿？

儲安平言論立場之反思

胡適與儲安平態度之異同

【注釋】

胡適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宗師，他于1946年夏歸國，適逢儲安平在上海辦的《觀察》雜誌出刊不久。《觀察》雜誌以“自由思想”相標榜，也曾恭請胡適爲撰稿人，但是胡適始終與《觀察》保持一定的距離，原因似乎是胡適與儲安平對時局的看法和立場差距甚大，其中的分別今日觀之仍不無啓迪。

胡適爲何不願給儲安平的《觀察》撰稿？

儲安平的《觀察》雜誌創刊之前，胡適已經從美國回國，但是，《觀察》創刊號封面下端所列68位撰稿人（自第7期增至70人）中卻沒有胡適。儲安平並非不想邀請胡適爲其雜誌撰稿，而是擔心胡適對《觀察》的立場有不同看法。

1947年1月18日，《觀察》出到第21期，儲安平藉陰曆除夕之夜給胡適寫了一封非常誠懇的信，這是他第一次致函胡適。信中寫道：

“適之先生：

……我們創辦觀察的目的，希望在國內能有一種真正無所偏倚的言論，能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我們自己雖然撫心自問，是真正無黨無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對於一個不爲先生所熟知的刊物，決不會給予任何關切與支助。……從過去二十幾期中，先生或能得到一個大概印象：這確是一個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們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們也吸收，而這個刊物的本身，確是真正居中的。……我寫這封信給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請先生俯允擔任觀察的撰稿人。……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幾個人能不顧一己的利益，忘私從公，獻身於一種理想，盡心盡智，爲國家造福。到底有幾個人，能這樣認認真真，實實在在，做人做事。……因爲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從政。但是我覺得一個有爲之士，他應當看得遠，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盡忠於他的國家。刊物出版以後，我除了我的寓處，社裏，學校三處之外，任何集會不參加，任何人物不周旋，這就表示，我不以這個刊物爲私人進身之階，不以這個刊物爲活動的根據。今日中國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氣的人。我們請求先生俯允擔任觀察的撰稿人，是爲對於我們的鼓勵，並非要先生鼓勵我這個個人，而是鼓勵並贊助我們這種理想，這種風度，這種精神。……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們並想求先生爲第二卷第一期寫一篇文章。”

儲安平在信中以“後學”自稱，執禮甚恭，既寫得誠懇坦率，也表明了自己的志趣和人格。以胡適的爲人及其待人之道，他對儲安平的請求自然不會拒絕。不久胡適的名字出現在《觀察》的撰稿人名單中（此時的撰稿人已增至74人），但胡適卻未應儲安平之懇求爲《觀察》撰稿。

1947年7月，儲安平曾赴北平面見胡適，行前曾專門致函再次懇求胡適爲《觀察》寫一篇文章。儲安平回上海後給胡適寫信說：“在平數謁，恭聆教益，深爲感幸。先生對《觀察》的鼓勵和指示，尤使我們增加不少勇氣，我們願以全力持久經營此刊。先生允爲《觀察》三卷一期寫文一篇，大大增加《觀察》的光輝，擬乞至遲於8月18日擲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書，如承便中一揮，尤感。”然而，迄《觀察》停刊，也就是在1947、1948年整整兩年中，胡適並未給《觀察》寫過一篇文章。這是什麽原因？從儲安平主辦的《觀察》奉行民主、自由、進步、理性4個基本原則和獨立超然放言論事的基本立場來看，胡適是會取支援態度的。但是在具體的觀點或價值評判上，恐怕就差異懸殊，見仁見智了。

儲安平言論立場之反思

儲安平在他主持的《觀察》雜誌上經常發表尖銳的抨擊時政的言論。他爲此刊寫的第一篇政論是“失敗的統治”，主要觀點是說國民黨20年的統治完全失敗。其實，國民黨的腐敗不能遏止，是抗戰後期才發生的。從北伐到“七·七”事變的10年間，是它的上升期，對外爭回了不少利權（民國史學界稱“革命外交期”），對內的建設有不可抹煞的成績。抗戰勝利後的國共鬥爭時期，儲安平仍然可以辦雜誌自由批評總統、行政院長及執政黨的各方面，幾乎無所限制、不受阻撓，這本身就是民國初年以來民主在言論、新聞自由方面逐步走向制度化的實證。然而，通觀整個《觀察》時期儲安平的全部政治評論，均構成一個悖論：一方面，他明知那個最有勢力的在野黨治下“絕對沒有自由”，另一方面他力促那個有自由而尚嫌其不充分、不理想的政府速朽速敗速亡。

1946年11月，《雅爾達密約》公佈後，中國自由主義及無黨派人士在傅斯年領銜下曾自發地掀起了一個抗議蘇聯的運動。反政府力量置國家民族權利與尊嚴於不顧，不擇手段地策劃了一個反美浪潮，以轉移全國視線。作爲自由主義者的儲安平，在批評蘇聯和美國的時候，由於民族主義的心理障礙，不能清醒地判斷當時極其嚴重的局勢，竟然說出“美國和蘇聯，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大家都想犧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國成爲他們的附庸”那樣失諸理性、昧於事實的話。

美國前駐蘇駐法大使蒲立特是當年最清醒、最有遠見的外交家，他訪問中國後寫了一份《訪華報告》，揭露蘇聯的對華陰謀和在東北肆意危害中國國家的所作所爲，並爲美國設計出一個合理而可行的援華方案。儲安平因極端痛恨當時的政府及民族主義情緒，在“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一文中質問“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國淪爲美國的附庸？”而胡適對蒲氏訪華報告的評價卻客觀、允當、高明得多：“我覺得蒲立德的《訪華觀感》寫得很好，也很公平。他對中國最近廿年來歷史的演變看得十分清楚，批評得很公道。我想就是讓最公正的中國人自己來寫，也不過如此而已。我個人對他的看法是完全贊同的。蒲立德認爲中國是應該幫助的，也是值得幫助的，他這種態度是極嚴正的[1]。”

在“我們對於美國的感覺”一文中，儲安平說：“今日中國全盤的政治問題，不僅僅是黨爭問題；不是黨爭問題解決了，就解決了中國的政治問題。”他認爲黨爭“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一項”。這個看法顯然是對局勢的一個極大的誤判。蓋黨爭止，則內戰停；內戰停，則國家轉入溫和的改革和建設，其他問題則在有利的環境下逐漸得到改進、改善直至逐項解決。連戰敗國德國、日本都能在沒有國內暴力爭鬥的情況下走向經濟復蘇和發展，“五強”之一的戰勝國中國在和平環境裏反不如德、日之進展嗎？在當時的中國，號稱“傅大炮”的自由主義無黨派人士傅斯年先後將孔祥熙、宋子文兩任行政院長轟下臺，不就是正氣得以伸張的進步因素嗎？儲文的主旨在於反對美國在華駐軍，其次亦基本上不贊成其參預“調解”。儲文還說：“假如美國在此時間，欲使中國爲其尾巴，成其工具，是直乘人之危，非盡友邦之道。我們看到現在中國美國人橫衝直撞，任意毆打學生，調戲婦女，碾死行人，簡直目無‘中國’”。這些話都不無偏頗及誇大之嫌。

由於儲安平對美國持全面反感的態度，所以他曾在《觀察》第1卷第2期上登過一篇由徐盈以“本刊特約記者”名義撰寫的關於中美農業合作的新聞。這篇新聞的標題是：“十年來屋頂花園式的農業試驗全盤失敗，不顧現實的農業政策徒然浪費國家公帑。”徐盈寫道：當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到上海時，“代表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者已經迎頭送上請勿走‘農業中國，工業美國’的覆轍”的告誡。美國的農業與工業本來就是並駕齊驅地發展的，怎麽會利用中國爲農業基地、自己只偏重工業發展呢？這個代表團相當於一個政府級的“和平隊”，來幫助滿目瘡疤的中國恢復和建設農業，這些左傾自由派人士卻懷疑人家的動機。徐盈在報導中說：“在北平，我從他們對於四個問題的回答上，證明了赫契生團長如果不是有意逃避現實，那就是滿腦子充滿了技術，不配作一個政治性集團的領導者”。赫契生是世界知名的育種專家，當時爲加州大學副校長兼農學院長，本來就是一位技術專家，從他“對政治沒有興趣”的回答中恰恰反證了這個農業技術代表團本來就不是一個“政治性”的團體。徐盈最後寫道：“赫契生還舉了一個很滑稽的例子，‘東北的高粱由於農業試驗場沒有了，害蟲藥劑缺乏，今年收穫要減少10％。’我跟著追問道：‘東北各鐵路線兩旁不准種高粱與長糧食，又要減少百分之幾十，是不是比前者還多？’”當時的反政府武裝不顧民生和國家的元氣，利用鐵路兩旁高作物的隱蔽而破壞鐵路，徐盈乃明知其因而故意設難。

10年後徐盈被打成“右派”，此雖值得同情，但他們自己也是很早就開始左傾的。人心一左便乖張。中國後來的極左超過蘇聯和東歐各國，左得格外出奇，達到登峰造極，其實也是綜合因素造成的，譬如知識份子的大多數就一直在跟自己的命運作對。像中美農業合作這樣純粹的建設性專案，竟然也不乏中國人跟它作對。當時的在野黨反對勢力有這麽一個特點：只要是對政府稍微有利的，即使是與國家人民的福利完全一致，他們也要破壞、搗亂。黨爭的狂熱使得這些人時時違背他們標榜的“爲人民”初衷。

以上所舉事實、觀點及所涉價值評判，胡適肯定是不會贊同的。或許這就是胡適與《觀察》保持距離之原因？

胡適與儲安平態度之異同

胡適於1946年夏歸國以後，眼見內戰難以遏止。經過8年對外戰爭的國民政府已經難以支撐疲憊、千瘡百孔的局面。在內戰、學潮、貪污成風、經濟凋凋敝、民生艱困的狀況下，以共產黨爲首的幾個在野黨正欲拖垮這個幾乎令人人不滿的政府。但是，結束“訓政”，召開“國大”，畢竟是歷史走向憲政的一個進步。如果連這一點進步都輕率地摒棄了，則歷史絕無再進步的基礎。如此時參預摧毀這個政府的運動，則無異於爲虎作倀。須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種全盤考慮，便是胡適40年代後期發言和批評政府的原則立場。從《觀察》創刊到終刊，儲安平的政論文字凡批評政府多取激烈態度，而胡適在批評政府時多注意分寸。對學潮，儲安平全盤肯定，完全支援，尤其激烈地批評政府，所有《觀察》刊登的報導學潮的新聞和儲安平撰寫的評論學潮的文章，都有助長之勢。胡適對學潮則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認政治腐敗是導因之一，但不贊成動輒罷課。

今天若以理性、冷靜的態度回過頭來反思上世紀20至40年代的學潮，只有“五四”運動是純粹自發、健康和正義的，那次學潮中湧現的人才如傅斯年、羅家倫等後來並未以鬧學潮爲職業。而20年代以後的學潮，凡不是自發的，被在野黨利用作政治鬥爭工具的，都不很健康，養成了一代人乖張、戾虐的破壞性性格。其領袖人物往往以鼓動學潮爲職業，自己沒有好好讀書，大多終身一事無成，只是做了一趟歷史的過客而已。

1947年9月28日胡適在南京的《獨立時論》雜誌上發表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一文，發表之後立即引起全國教育學術界的討論。此文發表前胡適在文中所提之主張已經受到廣泛關注，儲安平曾於9月22日致函胡適，希望《觀察》能首發此文，但胡適的文章已先投送《獨立時論》。不過，胡適同意《觀察》轉載此文，同時爲《觀察》寫了9個字：“要那麽收穫，先那麽栽。”胡適用這句話來表達自己的信仰，也希望別人相信這句話的道理。他給別人也題過這9個字。從這9個字來看，再考慮到儲安平的時政觀點及《觀察》的編輯風格和內容，我以爲胡適對《觀察》的態度是有所保留的。

後來，儲安平在編《觀察》第5卷時購買了張今鐸所寫的軍事通訊多篇。這些軍事通訊倒是招徠了讀者，但對《觀察》而言卻是一個重大失誤。張今鐸是一個極端反蔣分子，他的軍事通訊暴露了重大軍事機密。刊登這些軍事通訊導致《觀察》的永久停刊。

儲安平太痛恨那個腐敗的國民黨政權，便不顧一切地促其速敗，而敗于何方他卻不顧。假如他是一個堅定的左派，他的所有做法當然天然地合理。但他實際上更不願接受那個勝方。人對利害的通常取擇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他卻是兩害相權取其重，這便不可解了。這也直接導致他自己後來的命運悲劇。我絕不懷疑儲安平的人格、操守和良知。他的確是一個蘊懷浩然之氣的關懷國運民瘼的知識份子。但他慷慨有餘，理性不足，冷靜亦遜。至1948年冬，大局都不可收拾了，他還在寫“一場爛汙”、“政治失常”那樣的政論文字。而胡適當年的立言行事，直到5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仍不得不佩服他的清醒與穩健。

胡適、儲安平這兩代自由思想分子雖然在見解上頗多差異，但他們一身正氣、堅持思想言論自由、促進民主、秉持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終生不渝的精神，以及崇高的道德人格魅力，卻長留在後輩人的心裏。朱元璋立國以後，命人刪改《孟子》一書，不使“民貴君輕”思想傳播民間，成《孟子節文》。而《孟子》全書後世又得恢復，《節文》終遭淘汰。毛澤東“批判胡適思想”、“肅清胡適思想流毒”，傾全國之力批判之、誅討之，終未奏效。迄80年代後期，“胡適思想”又複歸來。

嘗有妄人，侈談自由主義，謂“主義之不存，遑論乎其他？”此是唯力是崇的陋見，只見短暫、未瞻長遠的短淺眼光。胡適在40年代末陰霾壓城的日子裏，就很自信地斷言：“思想文化的途徑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遠的影響。”所謂自由主義，它不是靠極權的強力來推行、“貫徹”的。它是“超市”裏誠實無欺的“貨品”，敞開貨架讓你自由挑選，讓你得從容“購物”之樂。它具有“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功效。它不向你蠱惑，不許諾你一座“天堂”。它是平實的，有人情味的，讓人人覺著受用舒服的精神情感品。它是人類的一種文明合理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種進步的文化價值。它在這個蕞爾小“球”上，已經彙成一股潮流，它終必爲全球絕大多數人類所歡迎接納。無論我們這片不潔的土壤上長出多少“左派”、“新左派”的罌粟，它都會自滋自榮，開花結果！

【注釋】

[1]胡適，“援助與自助”，《中央周刊》，第2卷第2期，民國36年11月12日南京出版。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2期（總第85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