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日訊】 ﹝一）

　　夏衍去世已十年，他那篇曾震撼過、感動過幾代讀者的報告文學《包身工》也被逐出了最新版的中學教科書，倘若他地下有知，不知是喜是憂？這位１９歲時在杭州接受“五四”洗禮的熱血青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加入中共，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以後的恐怖中，他以左翼文化人的面目在上海展開其革命生涯，十年間創作了大量話劇和電影劇本。抗戰爆發後，他操筆上陣，投身新聞界，從《救亡日報》到《新華日報》，從《建國日報》到《華商報》，他有過１２年的職業報人生涯，也曾是《新民報》等民間報紙的專欄作者，他那些簡短的雜文、時評，如寸鐵殺人的匕首，在抗日和反國民黨的歷史洪流中都發揮了特有的作用，成爲中共安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一顆重要文化棋子。

　　１９４９年，在經歷了漫長的地下鬥爭歲月之後，夏衍終於迎來了從“地下”走到“地上”的這一天。４月２８日，當時擔任中共香港工委書記的他與潘漢年、許滌新等受命北上。其時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已易手，上海也指日可下，這幾個“老上海”即將參與接管這個中國最大的文化、工商業中心，他們一行先到了天津、北平，到處是慶祝五一勞動節的標語，到處是《解放區的天》、《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夏衍回憶：“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解放區，什么‘規矩’都不懂，如需要衣物和零花錢可以向後勤部去領，住旅館、叫汽車可以不必付錢，一切都由‘公家’供給等等”。

　　在北平，他們受到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的接見。此時，中共最高層已內定陳毅任上海市長，潘漢年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分管政法、統戰，許滌新協助曾山接管財經，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長，接管文教系統。毛、劉、周分別找他們談話都帶有交代工作性質。臨別時劉少奇對夏衍表示對天津解放後禁了一批舊戲很有意見，對京戲和地方戲劇先不要禁，禁了戲大批舊藝人就會失業，就會鬧事。戲劇肯定是要改革的，但不要急，要抓大事，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說。陳毅的看法與劉不謀而合，他認爲：“上海有幾十家戲院、書場和大世界之類的遊藝場所，直接間接依此爲生的人大約三十多萬。要是硬幹，這些人馬上就會發生吃飯問題。因爲我們並沒有新的節目給人家，多少年來，還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以後上海在整個接管過程沒有禁過一出戲、一本書，恐怕就與劉、陳的這些認識有關。

　　周恩來的交代更是事無巨細，他認爲舊文藝工作者（舊藝人）在數量上比新文藝工作者多，在和群衆聯繫這一點上，也比新文藝工作者更寬廣、更密切。在談到接管上海文教系統的工作時，周對夏衍說，“梅蘭芳、周信芳、袁雪芬都還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門拜訪，不要發通知要他們到機關來談話，你們要認識他們在群衆中的影響，要比話劇演員大得多。”（《憶阿英同志》，《夏衍七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４２６頁）周交待，除了舊政權的留用人員，各大學、科學單位、圖書館、博物館等等工作人員，除極個別反共分子外，一律讓他們繼續工作，維持原職原薪，這樣做可能有人反對，一定要先做好思想工作。對一切接管機關，必須先作調查研究，摸清情況，等大局穩定下來之後，再提改組和改造的問題。周恩來這番句話最清楚不過地表明瞭這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是新政權初創時期一切都從穩定大局出發的謀略。夏衍他們進上海以後，可以說忠實地、不折不扣地執行了這些策略。

　　５月１６日，在北平度過緊張、興奮的十幾天後，夏衍他們乘火車南下，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２３日黃昏才抵達丹陽。此時，小小的丹陽城聚集了成千個接管幹部，熱鬧極了，“一上街，走幾步就會碰上一個熟人”，顧准、黃源、於伶……等都在這裏。５月２４日，一位管總務的發給夏衍一套黃布軍裝，一支手槍和一根皮帶，一穿上這套軍服就算入了伍，後來他填寫履歷表，在“何時入伍”這一欄就寫“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４日，在丹陽”。當晚他就隨大軍向熟悉的上海進發。

　　從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７年的“左翼十年”中，夏衍在上海安家，不僅寫出了《包身工》、《上海的屋檐下》等大量文學作品，還參與發起“左聯”，積極投身新生的電影事業，如今當他以勝利者的姿態重返上海時，當年受過“五四”洗禮的少年已４９歲。作爲上海文管會的實際負責人（主任由陳毅兼，只是挂名，說是爲了夏衍工作方便。一位排名在他前面的副主任韋愨，因是黨外人士，也只是挂名），他已經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但他身上的文化人習性卻沒有一夜之間消失，所以最初他曾感到那么“不習慣”。

　　　　　　　　　　　　　　　　　（二）

　　５月２７日，在安頓好工作以後，夏衍要了一輛吉普車，匆忙趕回闊別三年的家裏去看看。當時還沒有給他配警衛員，他也不知道接管初期負責幹部不准單獨行動的規矩。雖然他這次回家洗了個澡、拿了換洗衣服就走了，但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妻子看到他一身軍裝也曾大吃一驚。本來這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但文管會負責保衛的人認爲這是“冒險”行動，很快向上級作了彙報，第二天新成立的上海公安局就給他配了警衛員。書生氣未泯的夏衍面有難色地說，不需要吧，上海這地方我很熟，我的家在上海，連回家也帶警衛員嗎？而上級的決定是不容置疑的，從此他“帶上了警衛員，坐上了一輛很大的汽車，儼然成了一個被保護的‘目標’”。巧的是，他乘坐的這輛克拉斯勒轎車過去的主人竟是陳叔兌（陳佈雷弟弟，曾是國民黨主管上海宣傳的官員），四年前正是此人氣勢洶洶地下令查封了創刊才１２天的《建國日報》，這件事讓夏衍有點高興，也算是小小的一個“報應”。

　　多年後，他在《懶尋舊夢錄》中回憶，“當然，書生從政，不習慣的事還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是一個‘制度’問題，可以舉出幾件很爲難、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是文管會搬到漢口路之後不久，馮雪峰到文管會來找我，進門就被門崗擋住，到了傳達室，又要他填表，這一下把雪峰激怒了，發生了爭吵。葛蘊芳（秘書）及時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我下樓把他請進了辦公室，他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的衙門真難進啊’，我只能道了歉。事後我批評了警衛和傳達室，說凡是我的朋友都不要阻擋，可是他們不服，回答我的只有一句話：‘這是制度。’另一件事帶有喜劇性，大概是六月中旬，華東局副秘書長吳仲超同志派一個人事幹部來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貫、性別、入黨入伍時期之後，有一欄‘級別’，我就填不下去了，因爲我入黨二十多年，從來就不知道自己的級別。那位人事幹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說‘的確不知道’。對方問：＇那么你每月領幾斤小米？’我說我從來不吃小米，也從來沒有領過。他更加惶惑了，那么你的生活誰供給的，吃飯、住房子……我說我的生活靠稿費、版稅，除了皖南事變後南方局要我從桂林撤退到香港，組織上給我買了飛機票，以及１９４６年恩來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組織上給了我一筆旅費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賣文爲業。這一下對方只能問，那么你到上海之前，在黨內擔任的是什么職務？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時是南方分局成員、香港工委書記。他滿腹懷疑地拿著我的表格走了。後來潘漢年告訴我，說華東局、市委根據你的黨齡，過去和現在的職務，評了‘兵團級’，當然我還是不懂得兵團級是怎樣一個職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２０００年９月版，４１０頁）

　　“除了思想感情上的問題外，也還有一個生活方式的問題，出門得帶警衛員，到很近的地方去開會，也不讓步行，非坐汽車不可。特別是在重慶、香港、丹陽，還是稱兄道弟的老朋友，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部長、局長了。有一次總政的馬寒冰從北京到上海，我約他談話，他一進門就立正敬禮，高聲地喊：‘報告，馬寒冰奉命來到’，這又使我吃了一驚。這一類使我感到拘束和不安的事情很多，據老區來的同志說，這是‘制度’，目的是爲了‘安全’、‘保密’和‘上下有別’。難道這都是新社會的新風尚么？對這一類事，我也疑‘惑’了很久。黨的制度和社會風尚是難於違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適應新風，後來也就漸漸地習慣了。我學會了寫應景和表態文章，學會了在大庭廣衆之間作‘報告’，久而久之，習以爲常，也就惑而‘不惑’了。”（《懶尋舊夢錄》４２９—４３０）

　　１９７９年５月，夏衍在《從心底裏懷念我們的好市長——紀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文中深情地回憶起１９４９年，有一次在陳毅辦公室開完會——

　　“離開的時候他把我叫住說：你回去，把這套軍裝脫下，你這個文化人穿這套衣服有點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說：我沒有中山裝，只有西服和袍子。他說：西服也可以嘛。老劉（指劉長勝同志）不是穿著西裝在市委辦公嗎？他又說：我要你脫下軍裝，不單是爲了滑稽的問題，因爲你穿了這套服裝，使過去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對你見外。你要記住，讓這些人永遠和從前一樣把你當作自己的朋友。”（《夏衍七十年文選》，４４１頁）

　　實際上，由於長期在國統區和香港等地從事左翼文化活動、辦報寫作，夏衍身上不符合中共鐵的紀律、規範約束的“毛病”很多，這一切不會因爲他在丹陽穿上了軍裝而改變。同樣，今時不同往日，他與過去那些文化界老朋友之間政治身份、工作性質、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差距、隔閡，也不會因爲他重新換上了西服而消失。畢竟時代已經轉換，豈是所謂儒將陳毅和昔日長期扮演文化角色的夏衍所能改變的？他回憶說：

　　“我這個人愛開玩笑，講話隨便，特別是對熟悉的老朋友。有一次在文藝界的集會上，碰到趙丹，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說：‘阿丹，看你這個樣子，當小生的連鬍子也不刮。’趙丹樂了，說：‘你這位部長未免也管得太寬了。’這一類事大概不止這一次，也不僅對趙丹，對白楊、秦怡等人也是如此，因爲他們都是我３０年代的共過患難的老朋友，不這樣反而會顯得見外。可是想不到這件事就不止一次受到了批評，說你現在是部長、局長，用這種態度對待非党人士（他們當時還沒有入黨），實在是太不莊重，有失身份。我不買賬，辯了幾句，大概這些事也傳開了，後來馮定同志誠懇地勸告我：‘今後還是注意一點爲好，環境變了，過去我們是地下黨，現在是執政黨了，要注意到群衆中的影響。’他的好意我的完全瞭解的，但當了執政黨就一定要有‘架子’？這一點我一直想不通。

　　“這一類事碰到得多了，我也不得不靜下來進行了反省，漸漸懂得了這是一種歷史轉折時期的社會風氣，對革命的新風是不可違拗的，於是我就努力地去應順和適應，後來也就漸漸地習慣了。但對於有些‘規矩’，我還是不習慣，或者說始終感到不舒服，例如出門一定要帶警衛員，出去開會或者到朋友家去串門一定要事先通知警衛班，——乃至對朋友的夫人要叫‘你的愛人’之類，對前者我只能服從，對後者我就‘頑抗’到底。”（《懶尋舊夢錄》，４１７—４１８頁）

　　面對新的現實，除了“適應”、“服從”和“習慣”外，夏衍還能有別的選擇嗎？

　　　　　　　　　　　　　　　　　（三）

　　１９４９年，夏衍進上海不久就察覺到中共宣傳、文化系統的幹部知識水平太低，常識嚴重不足，特別是跟處以下的幹部談話，許多問題講不通，一般說來，他們對政治性的名詞、術語比較熟悉，也隨口會說，但一接觸到業務上的問題，就連最普通的名詞、人名、書名、地名，都是“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知識面太窄（歷史和科學常識嚴重匱乏），而且缺乏自知之明，他發現這是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作爲中共在上海乃至華東文化、宣傳系統的主要領導，他一再在座談會上號召部下多讀書，多學一些過去不知道的事情，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幾乎毫無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他就自作主張對宣傳部和文化局科一級幹部來了一次常識測驗，按初中程度的標準出了５０道題，測驗的結果是六十分以下占了７０％，連“五四”運動發生在哪一年答對的人也是寥寥無幾。有些常識性問題的答案更是笑話百出，一些人不知道上海有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知道有過“左聯”、“社聯”這些組織，延安文藝座談會哪年開的、毛澤東主要講了些什么統統都不知道，更不用說康生發動的“搶救運動”了。

　　因爲事先考慮到他們的“面子”問題，夏衍規定答卷一律不署名，測驗結果也不公開發表，只供領導參考。這事得到陳毅的肯定，還說他不夠大手筆，應該署名、公佈成績，讓他們丟一下臉。不料後來竟被人當作爲把柄，說他搞測驗是“長知識份子的志氣，滅工農幹部的威風”。知識測驗之後的那些怪話，使他遭遇了一種無形的抗拒。

　　身爲中共在上海的高級幹部，夏衍的主要毛病一是講話不小心，比如有一位黨外老作家問他，文藝除了爲工農兵服務，可不可以爲小資產階級服務。他自己長期在蔣管區工作，寫的劇本也都是給小市民看的，所以滿不在乎地回答說：“可以”，還翻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著其中一段話說，文藝的服務物件有四種人，“第四是爲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他還引經據典說毛不也說過“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他自認爲是按“講話”精神回答的，所以講過以後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哪知道這些話傳到北京文藝界就變成了夏衍在上海提倡“文藝爲小資產階級服務”。急得天津的朋友阿英連忙寫信勸他以後說話要小心。

　　辦了十二年的報紙，當天翻地覆之後，夏衍對報紙自然還是關注的，這大概是一種職業敏感。連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更不用說其他地方），當天的早報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到，新聞只有新華社一家，外國通訊社的電訊一律不用。他雖然同意報紙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這個觀點，但是他認爲中國之大、國際變化之快，不用外電，又沒有“本報訊”、“專訪”，讀者怎么能不閉塞？外電有造謠污蔑之詞，爲什么不可以像批“白皮書”那樣讓群衆知道並一一駁斥呢？報上可以看到黨和政府的正式文件，爲什么作爲喉舌的黨報，可以幾天乃至一星期沒有一篇社論呢？至於不登廣告，即使像他那樣沒有學過政治經濟學的人也能夠看出，這是一種重生産、輕流通的表現。對此，他大惑不解。

　　他曾不止一次地和范長江、惲逸群等人談論這些問題，對新聞工作很有一些意見，“最少也可以說是不習慣”。惲逸群不無遲疑地說：“過去《申報》每天出六七張，現在《解放日報》只出一張，消息少，又有什么辦法？”《大公報》出身的范長江則似乎有點怪他多事，北京報紙只出一張，上海當然不能例外，不讓外國通訊社發稿，那是軍管會下的命令。夏衍說，美國新聞處天天造謠，說什么上海屠殺了大批留用人員，上海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餓死等等，把這些彌天大謊揭穿不是可以激發廣大老百姓的義憤嗎？但范長江搖頭說，這樣的問題地方報紙不能作主。

　　當時報上連氣象預報都不登，所以不久上海遭遇強颱風襲擊，事先沒有任何準備，損失慘重。對此，夏衍在一次會上提出疑問，有關方面的回答是蔣介石的飛機經常來轟炸，發表氣象預報會給敵人提供情報。他認爲這實際上是缺乏科學常識，長江口就有美國的兵艦，上海一帶的氣象，他們肯定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何況臺灣的氣象臺也能測出上海一帶的氣象。

　　事過境遷，１９８１年他在《〈今日談〉代序》中回憶說：“１９４９年春我從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報就有些不習慣，出版遲，新聞單調，社論短評很少，還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報上看不到一條廣告。作爲一個讀者，我努力適應這種新風，後來漸漸也習慣了。因爲不像白區和海外，報紙很少，沒有競爭，不適應也別無辦法。”（《夏衍七十年文選》，３４４頁）

　　他的毛病二是寫文章不小心，“一個當慣了編輯或記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筆，就會像演員不登臺一樣地感到手癢。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後，《新民晚報》在上海繼續刊行，當超構同志問我，‘可不可以再給我們寫一點？’的時候，我請示了陳毅同志之後，便‘欣然同意’了，我想寫點雜文，只是爲了‘過癮’，而陳毅同志則比我想得更加全面，他鼓勵我寫，還說，可以寫得‘自由’一點，千萬不要把‘黨八股’帶到民辦報紙裏去，和黨報口徑不同也不要緊。最使我難忘的是他說：‘不要用一個筆名寫，我替你保密。’超構同志給我辟了一個專欄，大概是叫‘燈下閒話’吧，每天四、五百字，我每隔一、兩天寫一篇。當時上海解放不久，市民思想混亂，黑市盛行，潛伏的特務又不斷製造謠言，因此那時寫的文章，主要的目的是從民間的角度，‘匡正時弊’。當時我剛五十歲，精力飽滿，儘管工作很忙，還是不斷地寫，記得同年９月我去北京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火車上也寫，會場上也寫，幾乎每篇都換一個筆名，一直寫到５０年八九月間爲止，大概總有一百多篇吧。”這是他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９日寫的《迎新憶舊》中的回憶。（《夏衍七十年文選》，８２０—８２１頁）

　　從１９４９年８月１日起，實際上只寫到第二年６月，他在《新民晚報》的“燈下閒話”專欄不到一年就停了。爲什么不寫了呢？一是工作太忙，二是“密”最終還是沒有保住，漸漸傳開了，各式各樣的怪話紛至遝來，有人說他貪戀稿費，有人說黨的“高幹”在民辦報紙寫文章“是無組織無紀律的自由主義”。聽到“高幹”這兩個字他最初很吃驚，原來自己已不是普通黨員，而是高級幹部了，寫文章的自由也沒有了。這自然是後話。

　　１９４９年９月夏衍到北平出席“開國大典”，見到很多新朋舊友。李克農約他與廖承志、潘漢年到家裏吃飯，談了抗戰期間在桂林的一些往事，當年李是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負責人，夏衍是《救亡日報》總編輯，經常來往。李對他說，那時環境很壞，但是目標只有一個：反對國民黨頑固派，所以你可以像野馬一樣地蹦跳，可現在環境變了，當了執政黨的領導幹部，你這匹野馬也得戴上轡頭了。對這句話，夏衍當時並沒有太在意，他認爲自己在桂林、香港工作時，基本上還是循規蹈矩，算不上“野馬”。

　　直到這年初冬，他遇到一件難辦的事去請示陳毅，陳毅在詳細指點了處理方法之後，忽然若有所感地笑著說，你別看我是個武人，我還是粗中有細的，辦事要有銳氣，同時也要有一點耐心，在複雜的環境中工作，你要記住兩句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不知道李克農、陳毅他們一次次的告戒，對夏衍從“不適應”到“適應”、從“不習慣”轉向“習慣”到底産生了多大的影響，但不會是沒有影響的。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書生氣未泯的夏衍無比感慨地說：“像我這樣一個政治上缺乏經驗的人，‘文人辦報’不容易，‘文人從政’就更應該如履薄冰了。”

民主中國(7/31/2004)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