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日訊】政治改革：“中國模式”的難題

一、經濟改革的成功來自于經濟自由的擴展

二、中國改革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源於政治改革的遲滯

三、政治改革在中國是如何進入“休眠”狀態的？

四、中國的難題：政改突破口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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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的難題：政改突破口在哪里？

政治改革是權利與權力的較量，而中國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權力改革權力”。權勢階層作爲一個整體，是中國唯一可以迅速有效地動員起來的有組織力量，政治改革如果得不到他們的支援，便只能走向革命或動亂。但他們同時又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名爲“公僕”實爲主人的權勢人物和黨政權力部門既在履行著政權的職能，同時也在經營和維護其個人與團體的獨特利益。他們是一股強大的力量，現行制度使他們成爲掌控最多公共權力、支配最多社會資源、佔有最多社會財富、享受最多社會保障的既得利益群體。由於他們的獨特地位，使他們有能力挫敗任何損害他們利益的政治改革。例如，高級官員的差額選舉從程式上、操作上極易實行，之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無非是霸著權位的官員不敢面對選票的考驗，而他們卻掌握著足以阻撓選舉改革的權力和資源。不能指望上述人士成爲政治改革的推動力量，除非有足夠大的民間壓力和國際壓力，除非迫不得已。這是中國政治改革必須面對的難題。

許多年來，熱心政改的人們一直在尋找所謂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關於“政改”突破口的議題有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是試圖從理論上探索出一個政治改革的邏輯上的起點；其二，是試圖從制度的堡壘上找到一個易攻難守的薄弱之處。前者是理論派，著力於制定出政治改革的邏輯步驟。他們找尋突破口的方法是沙盤推演式的：要想到達制高點A，就必須先攻佔陣地B，要想攻佔B，必須先實現目標C、擁有條件D、配備裝備E等等，這種推演的結論大致是悲觀的。後者是實踐派，著眼於既要政改，又不要讓被改的人太難受，他們找突破口的方法是偷襲式的或“捏軟柿子”式的。即選擇一個改革阻力最小、改革呼聲最大、改革受益者最多、改革受損人的反抗能力最小、改革成功率最高的地方入手。二者的共同點是，相信突破口是存在的，有這麽一項初始的改革作起點，就可以將制度的堡壘一舉爆破，讓政改的進程不可逆轉。

曾經有人相信，由村民委員會選舉到居民委員會選舉的“基層民主”方式就是這樣的一個突破口，理由是這項改革的阻力很小。以村主任的官帽之小、油水之薄，權勢集團是可以把這點利益犧牲出去的。但村長充其量是村裏的“二把手”，上面還有党支書罩著，村外邊有鄉鎮政府盯著；民選的村委會與上級的鄉鎮政府和同級的黨支部並沒有分權制衡的制度設計，而是百分之百地被上級的鄉鎮政府和同級的黨支部領導著。如此選舉出來的村委會，哪怕選舉過程再民主，又如何能實現村民自治的政治目標？

政務公開、新聞自由也曾經被認爲是政改的突破口。20多年來知識界爭取思想自由、創作自由、學術自由、新聞自由的呼聲不斷，對公權機關增加公開性、透明度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對於知情權和言論權的要求，是幾代知識份子和民衆普遍的心聲。思想權、言論權是行使其他一切政治權利的必要基礎，以開放言論權爲突破口的政治改革設想是符合實踐邏輯的。然而，因爲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對舊體制下的貪官污吏、惡法亂令具有直接的殺傷力，所以，開放言論的要求必然受到各方面最強大的阻力，在可預見的將來，“政治正確”的緊箍咒仍將牢牢地套在媒體的頭上，這個突破將異常艱難。

也有人認爲，修改憲法、改革人大是最恰當的政改突破口。憲法“至高無上”，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以憲法和人大爲突破口的政治改革思路，自然與中國改革的憲政方向相合。但是，這種改革思路必須以中國的現行憲法和人民代表大會真正“名實相符”爲前提，如果憲法並非至高無上，人大並未掌握最高權力，那麽，僅僅是憲法的文字修改和人大的形式變革，也是意義有限的。一個矛盾含混的憲法文本、一個違憲不究的憲法體制、一個大權旁落的權力機關，本不足以對之寄託政治改革的宏大願望。

還有人認爲黨內民主是政治改革最現實可行的突破口。理由是：在現行體制下，所有的組織、所有的機構，全都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解釋執行機構，所以，如果讓中共黨內的6,600萬公民“先民主起來”，也便等於人大、政府、政協和全社會都有了小規模的民主。但是，黨內民主不僅與黨的“民主集中制”固有傳統相左，也必將徹底改變中共有史以來形成的組織規則，黨內民主的難度與中國社會的民主化難題的難度相比，或者相等，或者更大。

爲了減輕權勢集團對政治改革的擔憂，減少政改實踐的困難，有人設計了“政改試點”方案。中國的經濟改革曾經走過這樣一條路，即從某個省市縣開始一項改革的試點，或從某個具體的經濟主體類型開始一項改革試驗，根據試點的成效再決定下一步的改革走向，比如經濟特區。那麽，可否以“政治特區”的方式實現以點到面的政改突破？可否以地方試點的辦法開闢政治改革的前進之路？一般而言，純粹的地方政治改革試點是意義不大的，除非首先給予那個“政治特區”以真正充分的自治權，不然，如果這個試點地區處於上級黨政權力的層層包圍之中，這樣的試點也就沒有什麽意義，除了做秀，自然也絕無成功的可能性。

在簡要分析了上述各種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之後，看到了政改突破之困難，我們難免悲觀。其實也不儘然，只要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專案，無論從哪里開始、走什麽路線，全都有可能成爲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全都有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所以，真改和假改的選擇，比從哪里改起的選擇要更加重要。而所謂真改，在於是不是真正認同平等、自由、人權、法治的價值觀，是否認同憲政民主的制度方向。以這個標準來看，筆者認爲：真正的政改必然是全面的政改，黨的政治功能、黨政軍之間的關係，是必須加以徹底改革的。只有從大處著眼，才能從小處著手。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首先針對真正的大權力，必須將真正的大權和實權交給人民去選擇、監督，而不是在沒有實權、只有小權的地方兜圈子。這是判斷中國是否有實質性政治體制改革的標準。

在今日之中國，恐怕沒有多少人真正相信，政治體制永遠無需改革。政治體制變革或早或晚會成爲中國無可回避的結果，而其突破點大約就在“逃避政改”的“中國模式”難以爲繼之時。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2期（總第85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