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8日訊】2001年4月24日上午，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公共選擇理論的代表人詹姆斯•M•布坎南，在美國費城對來訪的北京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學者說：“有一個中國學者，他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經濟學家之一”。詹•布坎南說的這個人，就是現在身爲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州社會科學院院士的經濟學家楊小凱。

當1998年出版楊小凱的自馬歇爾、薩謬爾森以來的第三代經濟學教科書代表作《經濟學原理》一書時，該書的匿名審稿人是這樣評論說：“這一研究激動人心，令人屏息以視。楊是世上少有的幾個可以思考這類問題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決這類問題的人之一。這一工作具有原創性和新穎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爲主要理論經濟學家之一的國際名聲。”

然而，詹•布南坎與審稿的學者們卻一定沒有想到，這顆已在國際知名的經濟學界耀眼新星，曾經歷過九死一生的人生磨難，受到過長時期的煉獄鍛造，不僅通往學術高峰的攀登之路數次被幾乎阻斷，就是連他的生命本身，都差點被消滅。當然，那一切都是發生在“極左”專制及其剛剛解凍的年代。如果不是楊小凱本人的奮力拼搏，那段人生的每一截黑暗歲月，都足可以摧毀他任何向上進取的念頭和想法。

幸好蒼天有眼，上帝最終驅走的是魔鬼與苦難，給我們留下的是學者楊小凱與他傑出的《經濟學原理》。

楊小凱於1982年在武漢大學以助教身份、在學術界悄悄嶄露頭角之前的名字，是叫楊曦光。

而楊曦光的經歷，卻充滿了包含著苦難與奮鬥的傳奇色彩，並且無可爭論地進入了中國當代的歷史。

楊曦光的中學生活是在湖南省長沙市一中度過的。1965年他在一中初 78 班擔任共青團支部書記時，幾乎沒有外人能從他那文靜、樸素，甚至靦腆的形象中，看出他是一個高幹子弟，而倒十足像是一個平民後代的模樣。在省委省軍區幹部子弟雲集的長沙市第一中學，楊曦光的外在精神面貌，與那些依仗父輩的職權而要武揚威不可一世的紈絝兒們，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反差。是不是從那時起，楊曦光就有了做學問而不是從政入仕的想法？對這一點，就是今天的楊小凱也未必能回憶得清了。然而，1966年他升入一中高中部後，史無前例的“文革”風暴，卻偏偏將楊曦光深深地捲進了政治，他那也許有過的做學問念頭，能夠讓他施展的天地，也就只剩下革命造反的大字報與紅衛兵油印的傳單了。

楊曦光與當時千千萬萬的青年人一樣，那時，是視積極投入“文革”，當作是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的最好表現，當作是參加革命事業、誠心誠意做一個革命接班人的具體步驟。他們將自已的理想、追求、加上充滿了忠誠、熱情的全部青春，都義無反顧地獻給了那場後來又被稱之爲“浩劫”的運動。然而，標榜爲革命的“文革”，最終真正被其革掉了命的人，不是那些什麽“走資派”，不是什麽逍遙派，也不是什麽這一派那一派，反而恰恰是那些認認真真、熱情忠誠、富有自我犧牲精神而投入“文革”的一大批青年人！

在一段時期內曾積極參加過“文革”的楊曦光，就是這反倒被那“文革”首先革了命的人們中的一個。

文革一開始，楊曦光的父親便蒙冤已被當時的省委打成了“右傾分子”，成爲了挨整物件。這種狀況，自然使楊曦光文革之初，在學校中也被排除在官方性質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組織之外，而被劃入了所謂“黑七類”子弟行列。但隨著“文革”運動的發展深入，沒有進入官方“紅衛兵”組織的楊曦光，卻不可避免地成爲了一個造反派陣營的紅衛兵理論戰士。從而，也使他不可避免且濃墨重彩地進入了湖南文革的歷史畫頁。

1967年2月4日的湖南的“文革”運動，發生了一件大怪事：到處鼓噪人們起來造反的中央文革，這天突然下令讓湖南省軍區部隊出動，鎮壓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組織“湘江風雷”，抓捕了上萬人。對中央仍忠心耿耿的造反派與紅衛兵，對此，沒去責怪中央文革，卻只認爲是省軍區向中央謊報了情況，因而，對軍區充滿了憤怒。

楊曦光所在的紅衛兵組織雖也是造反派，但當時卻還不是軍隊鎮壓抓捕的物件。然而，對被捕工人群衆的同情和對中央的無比信任，使時年十七歲的中學生楊曦光憤然與強大的省軍區發生了對抗，他和幾個同學在軍隊大肆捕人之際，面對大街上到處是上著寒光閃閃剌刀的槍桿子，卻針鋒相對地組織了一個紅衛兵“奪軍權戰鬥隊”，公開張貼大字報、撒傳單，指責省軍區鎮壓群衆組織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路見不平的對抗行動，其結果則是使楊曦光第一次嘗到了“坐牢”的滋味。他被軍隊抓去，關進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被監禁了兩個月。

然而，這兩個月的監獄生活，不但沒挫去楊曦光的鬥志，反而使他成了長沙市民中的一位家喻戶曉的英雄般人物，被人稱讚，被人欽佩。因爲他敢於公開反對軍區抓人、敢於在監牢裏領頭唱“坐牢算什麽！”的經典革命歌曲、敢於在獄中用絕食行動向獄方爭取“要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權利”等。

對楊曦光這批中學生，省軍區自然是大傷腦筋，捉、放兩難。最後，借中央派人干預之機，在二、三個月後，只好一放了之。

二個月浪漫多於苦難的鐵窗生涯，不僅沒有使楊曦光從“文革”風浪中退出，反而促使他被卷得更深，促使他對政治問題的思考進入了新的層次。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楊曦光的“文革”活動已很大程度擺脫了當時的派性爭執，隨著“文革”的全面深入，他的目光與思考逐漸轉向了中國更深層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對“文革”的實質、對毛澤東思想的新理解、對中共組織本身的結構、對中國的前途與發展方向等等，他都不斷地在作認真嚴肅的思考，並寫出了一批在當時屬“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來卻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論文。如：《中國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調查報告》、《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關於組織與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想法》、《積極投入捍衛毛澤東主義純結性的鬥爭》、《中國向何處去？》、《堅持和鞏固新思潮的方法應該改變》等。

就是這些被用大字報和傳單予以公開的、不再局限於派性爭執、而已擴展到對整個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思考性文章，讓楊曦光付出了極沈重的代價。他於1968年2 月第二次被關進了黑暗的監牢，並且是不再有光環與浪漫、不允許發出任何歌聲、不允許任何絕食行爲，一個沒有任何人權的、只體現地地道道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與“勞改隊”，而且長達十年之久。

使楊曦光因其思想、言論致“罪”、遭此磨難的不是普通的“走資派”，也不完全是省市一級的“新生紅色政權”，而竟然是當時正權傾中央的一批頂級大人物：康生、陳伯達、江青等幾乎整整大半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馬。一個時年僅18歲的紅衛兵，一個普通的小百姓中學生，竟然由這些排前幾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出馬，指名道姓的予以鎮壓，這不僅在“文革”中，就是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也屬罕見。

這次鎮壓發生在1968年1 月24日。當天晚上九點起，周恩來、康生等中央的大批領導人，接見包括華國鋒在內的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與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組織代表，就宣佈鎮壓湖南的一個名爲“省無聯”的造反組織問題，作了一些很嚴肅、語氣很重的講話與指示。

楊曦光當時並未與會，而尚在長沙街頭貼他們的大字報。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南廳內那一次中國最高規格的指控與“審判”，是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單方面進行的。

之中，有著“黨內頭號理論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講話中，幾次點到了“一中的楊曦光”與楊寫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文，說那是“反革命的‘戰馬悲嗚’”。康還斷言說：“我有一個感覺，他（指楊曦光）的理論，絕不是中學生，甚至不是大學生寫的，他的背後有反革命黑手！”

而高居中央文革組長的陳伯達，則在他的講話中竟然號召：“凡是受周國輝、楊曦光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過頭來，不要被他們牽著鼻子走……”

“第一夫人”江青對楊曦光則更來得直接：“（楊曦光）那個什麽‘奪軍權戰鬥隊’，讓他見鬼去吧！”

這周國輝，當時也不過是湖南大學的一個大學生，楊曦光則純屬中學生一個，時爲中央第四、第五號領導人、並有黨內理論家美譽的陳伯達、康生，還有那個紅透了天的中國“第一夫人”，卻竟然將周、楊視爲洪水猛獸一般，真是天大的笑話！所以，當初楊曦光在長沙聽到這些情況後，會大吃一驚而對人說：“想不到康生的水平這麽低！”

使楊曦光進入中國“文革”歷史的還有一個超級大人物。

在中央文革的大員們還沒有發難之前，時爲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第二把手、副組長（組長是解放軍47軍軍長兼）華國鋒，在看到了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文後，就連忙在當時的省級幹部中打招呼，進行定性。有次，華國鋒問一位前省委統戰部長：“你對這篇文章怎麽看法？”那位統戰部長連忙迎合說：“我看這篇文章思想很反動。”華則馬上聲色俱厲地說：“什麽思想反動，就是反革命！”

於是，很快，楊曦光的文章都被報送到了中央文革。

楊曦光是在1968年2 月，被作爲重要“欽犯”而被捕入獄的，而到 1969年10月被宣佈判刑十年，押往岳陽建新勞改農場“服刑”。楊當時僅 21 歲。

巨大的災難也落到了楊曦光的全家。因爲康生在其講話中，有要抓“反革命黑手”的指示，所以，楊曦光那早已在“文革”中飽受衝擊批判的父母，便又成爲了秉承康生旨意的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的首要打擊物件。從而，這兩位於1938 年便投身于革命、“文革”之前就早已是省廳級領導幹部的老人，在他們于“文革”中被戴上的“彭、黃、張、周的餘蘖”與“走資派”等一大堆的帽子中，又添加了一頂“省無聯黑手”的罪名。

“四人幫”垮臺後，楊曦光的雙親理所當然地被平反與昭雪。只是，當楊曦光走出那個暗無天日的勞改場時，他卻再也見不到那生他育他的慈祥的母親了。此後，他也只能用自已對新的事業的不懈努力、拼搏奮鬥，以祈報答自已無以回報的母親了。1998年，當楊曦光出版標誌著他事業追求的一個里程碑的《經濟學原理》一書時，他便在該書的扉頁上恭恭敬敬地寫上：“獻給已逝的母親和飽經風霜的年邁的父親”！赤子之心孝子之情，躍然紙上。

在被捕入獄又被投到勞改農場的那長達十年的歲月裏，楊曦光度過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陰。將形容人間苦難的一切詞語，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會過份！許多比他知識淵博的人，許多比他閱曆成熟的人，也有許多像他一樣堅強的人，都沒能走出那截漆黑而恐怖的時期，而倒在了不應結束的人生中途。

老天還是有眼。楊曦光終於沒有倒下，支撐他人生的某些精神力量也沒有被摧毀。當他從開初那一連串巨大的災難中蘇醒過來後，終於，他沒有屈服於自暴自棄自甘墜落精神的誘惑，也沒有陷入怨天尤人而不能自救的泥潭，他卻冷靜地選擇了知識，選擇了學習。他當時一定有過許多的想法，也一定有過許多不知所措，但，他最後也一定是這樣想過：唯有學習知識與掌握知識，才有可能憑藉它的力量，將自已人生黑暗的鐵屋子，砸開一個可以看見光明、走向希望的“洞”！

學習知識的途徑與方法，人們大致是小異大同。但像楊曦光那樣，以一個中學生水平的文化起點，又背負有異常沈重的人生壓力，並是在一個暗無天日的時代與同樣不具任何人權條件的勞改隊裏，卻一步步用自學方式讀完了哲學、英語、數學與經濟學等大學課程的人，絕對是寥若晨星！

對於一個人之所以能創造出成就的原因，現在，人們往往對其智力方面的因素考察較多，也較重視。然而，往往卻又忽視了一個人的人格。其實，在很多時侯，人格的力量，在某個階段卻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正常情況下，智力的高低，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成就的大小。然而，每個人所處的人生道路，從來就沒有什麽標準的“正常情況下”，從來就沒有什麽理想狀態，每一個人，那整個的人生都是在一種時常變動的狀態之中度過。只不過，每個人的生存條件的變化程度不同而已，只不過是有的人因其生存環境變動太小、而無法顯示他的人格作用罷了。

因此，當一個人的生存條件發生某種變化之時，其人格的力量，就將對他此後的人生道路，産生決定性的影響！

知識上的智力，可以通過學習而較爲容易的獲得；但一個人的人格力量，就不是可以只通過學習來具有了，而是還需要經歷若干人生的磨煉來鍛造來補充，再加上不斷的自省與思考，才能鑄成。

當楊曦光服完“刑”走出勞改隊的大門時，卻在文化程度上也同時完成了大學畢業以上水平的學業。即便楊曦光沒能有今天的成就，僅憑他這一點，他就有資格進入我們這一代中的優秀、傑出者行列。

1978年4月，楊曦光恢復了自由，回到了久違的家裏。此時，“四人幫”及康生陳伯達之流，都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當年被康生之流“欽定”的“反革命”，卻依然如舊，尚列“另冊”。1979年，他寫了幾篇經濟學論文，並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雖有幾名專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終因“政審”不合格，未能錄取。

至1980年，55萬在23年前被錯整的所謂“右派”們，都已全部獲得平反，回到中共與“人民”的隊伍中，有的甚至又重登權力官位。而前中學生的楊曦光卻還得不到他應有的人生權利，哪怕當年整他的那些人物，大都已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裏了。

原因何在呢？

看來，與“英明領袖”有關。因爲，他也是當年楊曦光“問題”的始作傭者與處理者。

楊曦光的名字又一次與中國高層與中國當代歷史挂上了。

在華國鋒“英明領袖”的光環逐漸消失後，時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胡耀邦對楊曦光的冤案親自批示中央組織部：“楊曦光的問題要由法院依法處理。”

有了胡耀邦總書記的批示，最高法院即責成湖南省高級法院重新審理楊曦光的問題。

又經過一番周折，總算於1983年有了明確結論。湖南省高級法院審判委員會一致認爲：楊曦光的文章“屬於思想認識問題，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構成犯罪。椐此，原一審二審定性判處不當，均應予以撤消，對楊曦光宣告無罪。”

終於，仍由中國最高當局還了楊曦光一個清白之身。

中國的政治風雲，雖然在楊曦光的面前又展現了光彩，但他卻對那些迷彩魔幻般的中國政治，已有著了很多的冷靜認識，他不再是一個對國家只有熱忱和膚淺理解的紅衛兵思想家。畢竟，長達十年的獄中思考，以及對大量知識的學習與理解，使他對自已今後的人生定位，有了一個非常清晰的目標。既然政治賴以産生與存在的基礎是經濟，那麽，“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最終解答，也許就將由經濟發展的方式與速度來說明瞭。

政治革命，常常是需要大量的熱忱，甚至是狂熱的情感。而經濟學術的研究，則更多的是需要冷靜的頭腦。已過“而立”數年的楊曦光，終於，作出了無疑是正確的新的人生選擇。

因此，紅衛兵思想家的楊曦光便成爲了歷史，而經濟學家的楊小凱則又站到了新的一頁歷史的開端。

於是，20年來，一連串的軌迹，記錄了楊小凱新的拼搏新的奮鬥：

1981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碩士學位；

1982年，被武漢大學聘爲助教、講師；

1983年，考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生；

1988年，被正式授于博士學位；

1990年，被澳洲莫納什大學聘爲終身教授；

擔任數家美國與澳洲一流經濟學期刊的匿名審稿人；

1992年，出版專著《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一書；

1993年，被澳洲社會科學院選爲院士；

1994年，出任美國路易維爾大學經濟系教授、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客座研究員；

1995年，出任臺灣大學客座教授；

1996年，任臺灣“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1997年，任美國《發展經濟學評論》編輯；在中國出版《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一書；

1998年，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

1998年，出版了令經濟學界關注的《經濟學原理》一書。

這樣的一份履歷，在當今的學術界衆多的才子群中，也許不是很值得來誇耀與讚美。但，當這一連串的軌迹竟是由一個當年的中學生紅衛兵思想家、一個曾在黑暗囹圄中艱難地度過了十年光陰的青年人所“犁”出來的，並且其成果已進入了國際經濟學界中有開創意義的“第三代”佇列時，對此，我們就不能不對楊小凱深深表示一種敬意！

楊小凱，應該是整個“老三屆”一代的驕傲！

他也是長沙市一中的驕傲！雖然該校傑出的校友名單中，已有了毛澤東、朱鎔基那樣的高官。

我們相信，已往能夠創造令人囑目成就的楊小凱，完全有能力與機會再創人生輝煌，在經濟學的領域中做出更大的成績，成爲有希望摘取那經濟學新階段皇冠上的寶石的優勝者。

培根說：性格決定命運。

對一個曾經能將黑暗的鐵屋子都砸破一個大“洞”的人，對他今後可能創建的成就的任何評論與猜測，相信都不會是一種毫無根據的“唯心”與信口開河。

將楊小凱的奮鬥歷程，作上述的重播，並不是要對他作一番市儈式的廉價讚美，也不僅僅是對他的成就的真心欽佩，更不是爲了展示一個“文革”製造的特有“傷痕”，我個人的目的，只是想在當前這個不再崇拜英雄（也似乎少有英雄）的時代，爲自已在心中樹立一個在人生道路上能“永不放棄”、很值得學習也能夠學習的楷模，爲自已再造一個人生新時期的精神支柱。因爲，後面還有一大截人生之路要走。

如果有人也同意我這目的，那我這份有關楊小凱的“歷史重播”，就也同時是奉獻給你的。

我們經常抱怨自已人生的不得意，經常覺得自已是這世上最倒楣的人，經常不知不覺地誇大自已面臨的困難、將自已想象成一個受盡苦難折磨的人間棄兒。。。其實，拿楊小凱的經歷一比，就馬上會明白：自已的那點兒困難（連上“苦”字檔次都不夠），實在不過是些人生常有之波折的“小兒科”！就會馬上領悟到：一味的怨天尤人實在沒有半點益處，還是只有象楊小凱那樣，趕緊找一件東西或學一樣本領，去砸開自已那人生的黑屋子，創出一個充滿陽光與希望的“洞”來！這才是正道。

楊小凱的堅強人格，可以做我們的一面鏡子，指導自已如何對待天空中常會有的烏雲和暴風雨。

楊小凱的成就，當然也可作爲對自已努力拼搏的一種鼓舞。雖然，我們不一定能創造出他那麽多的輝煌，但至少可以以他作一個標杆，促使自已不要偷懶，不要驕傲，不要小有成績就沾沾自喜，對照人家楊小凱，自已這點東西，又算什麽呢？

當然，我們也還可以這樣想，既然他楊小凱在那種極惡劣條件下，都能幹出名堂，那現處燦爛陽光下的我們，爲什麽又不能呢？

2001.7.21.

(7/7/2004)

轉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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