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8日訊】去年8月底，胡錦濤主席在江西考察時，首先提出“要牢固樹立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10月14日，中共六屆中央三次全會通過會議公報和《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正式提出：“堅持統籌兼顧，堅持以人爲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這裏的“統籌兼顧”，公報和決定都有明確的說明，那就是：“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六屆三中全會公報和決定發佈後，科學發展觀得到了廣泛的宣傳。2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中央黨校舉辦由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參加的“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溫家寶總理在21日的結業式上作了題爲《提高認識，統一思想，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報告。接著，有的省市在本地區也舉行領導幹部專題研究班，很多機關的黨組織還組織黨員學習科學發展觀，報刊上更是理所當然地發表了許多闡述科學發展觀的文章。經過這一系列學習宣傳，科學發展觀可謂家喻戶曉。但是否已經深入人心，爲廣大幹部和群衆所接受，是否各級領導幹部都能理解並認真貫徹，恐怕還是一個問號。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在我國改革開發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爲它是在總結改革開發以來，特別是十六大前的十三年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適應了時代的需要和人民的期待。幾個月來，報刊媒體圍繞著以人爲本、五個統籌、協調、全面、可持續等問題，發表了許多論述科學發展觀的文章，卻很少有人指出，它是對十三年的不科學的發展觀的否定。十三年的體制改革和社會發展的實踐表明，確實存在著某種不符合於社會發展規律的指導思想。對這種不科學的指導思想的否定，正是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的價值所在。

十六大以前，出於某種特殊的政治需要和不健康的理論風尚，報刊電視上大肆宣傳十三年來的“豐功偉績”，把它宣傳爲中國歷史上發展最健康的“黃金時代”。然而，只要我們仔細分析，就不難發現，十六大以前的十三年，儘管經濟建設取得顯著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這種成就和提高，是以過於高昂的代價和過於沈重的犧牲換取得來的。在洋洋自得的誇口之下，掩蓋著民族精神的失落和社會文明的退化。這種不正常的發展趨勢，正是由於十三年的發展指導思想，既缺乏統籌兼顧，又沒有以人爲本，既不協調、不全面，又不注意可持續發展而造成的。以科學發展觀取代不科學的發展觀，就是要扭轉社會畸形發展的趨勢，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只有從這個角度去觀察，我們才能更清晰地理解科學發展觀的劃時代的價值，才能更正確更主動地落實和貫徹科學發展觀。

十三年來，由於指導思想上缺乏統籌兼顧、以人爲本的自覺性，城鄉差別、地區差別、貧富差別都在不斷擴大，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落後形成了日益強烈的反差。這十三年是社會畸形發展的十三年，各種矛盾不斷積累的十三年，是危機日益擴展的十三年，風險越發嚴重的十三年。就以城市和鄉村的發展來說，兩者之間的差別和矛盾，使社會瀕臨崩潰的邊緣。《經濟參考報》3月10日發表遲福林的文章，指出要實現“五個統籌”，實行科發展觀，最重要的是城鄉統籌問題。這是十分中肯的。長期以來，億萬農民以産品價格剪刀差和農業稅等形式，爲國家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粉碎四人幫後，又以包産到戶的自主行動，使面臨破産的農業經濟復蘇，並且推動了整個經濟領域的體制改革。因此，在城市改革和經濟發展取得一定成果後，就應當反哺鄉村，解除五十年代就已形成的不平等的城鄉二元體制，使國民經濟得以協調均衡地健康發展。十三年應該是取消二元體制、城市反哺鄉村的最好的歷史時期。遺憾的是，十三年的指導思想始終是重城市、輕鄉村，既沒有逐步革除不平等、不公正的城鄉二元體制，也沒有把鄉村的發展放在應有的重要地位上，結果，在城鄉之間、市民和鄉民之間，差距持續擴大。據胡鞍鋼在今年出版的《中國：新發展觀》一書介紹，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1985年爲1.72:1，1990年爲2.02:1，1998年爲2.51:1，2002年達到3.1:1。城鄉人均消費支出，2002年爲3.29:1，加上農民經營農業的支出和國家對城鎮居民的補貼,一出一進，實際消費水平相差6倍之多。城鄉教育資源的分配也極不公平，教育經費在城市裏主要由政府支出，在農村裏卻主要由農民自己負擔。據2000年統計，全國四分之三的文盲半文盲集中在鄉村。城鄉醫療衛生條件的差距也不斷擴大。目前城市人口的醫療保險覆蓋率約爲42%，農村人口的醫療保險覆蓋率卻只有9.58%。興起於九十年代而在近幾年愈演愈烈的征地之風，使大量農民喪失了賴以生存的耕地，更使他們雪上加霜。據《中國經濟導報》3月23日發表的朱明龍的文章介紹，改革開放以來（主要是九十年代以來），僅徵用土地一項，農民的損失就高達2萬億以上。

我國目前有近13億人口，其中約有8億是生活在鄉村的農民。所謂“爲人民服務”，所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應當是爲農民服務，代表農民的根本利益。中共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把統籌城鄉發展放在五個統籌兼顧的首位，是很有道理的。溫家寶總理今年3月5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語重心長地指出：“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我們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並表示“今年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採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強農業，支援農業，保護農業，努力增加農民收入。”幾個月來，國家出臺了一些促進糧食生産、增加農民收入、遏止征地狂潮的政策措施，這些貫徹統籌城鄉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努力，受到人民群衆的普遍的歡迎。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極不均衡是不科學的發展觀所造成的又一個嚴重後果。十三年的經濟發展固然有目共睹，但社會發展的滯後甚至倒退也是十分顯著的。例如：1、教育、衛生投資不足，導致教育和衛生保健事業落後，拖住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文明的後腿。2、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因相互勾結而致富的官僚和奸商花天酒地，一擲千金，億萬農民卻依然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大量農民因耕地被占或稅費過重而流離失所，很多城市勞動者也因下崗失業而陷於貧困。據《人民日報》7月17日報道，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堅日前透露，我國去年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年收入不到637元）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3、社會道德淪喪。搶劫兇殺，無日不有；制假販毒，遍及全國。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執法部門和黑社會相互勾結，狼狽爲奸，橫行不法。老百姓求告無門，上訪反遭迫害。4、在文化領域的指導思想上，拒絕雙百方針，實行輿論導向，壓制自由思想，和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背道而馳。對於持有獨立見解的思想者，打壓不遺餘力，實際上繼承了五六十年代迫害知識份子的惡劣傳統。5、社會矛盾日趨尖銳，特別是官民矛盾不斷激化。由於貪官污吏腐敗日甚，而種種腐敗都使公民利益受到侵害，所以，近幾年來，官民衝突時有所聞。在官民矛盾面前，很多地方不是爲人民排憂解難，而是對抗打壓，甚至動用警力，盯梢、軟禁、拘押、毆打。今年三四月間，河北的唐山、石家莊，福建的福州、閩侯等地，曾有成千上萬的失地農民要求罷免當地黨政領導人的職務或人大代表資格。這些維權運動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鎮壓。官民矛盾的空前激化，使社會危機面臨一觸即發的境地。

對這些現象的分析，不能不聯繫到官方闡釋科學發展觀的一個不足之處，就是沒有把經濟政治的協調發展列入統籌兼顧之內。十三年的不科學的發展觀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只重視經濟體制改革，不重視政治體制改革，只抓經濟市場化，不抓政治民主化，結果使中國的社會發展陷入了一個畸形的跛行的困境。目前社會上出現的種種矛盾，幾乎都同政治體制的專制極權有關。以專制極權爲主要特徵的現行政治體制，對內限制了社會的健康發展，對外損害了國家的聲譽。這是當前必須迅速扭轉的局面。作爲科學發展觀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統籌經濟政治的發展刻不容緩。應當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同時，有步驟地改革政治體制，肅清專制主義，廢除一黨專政，實現政治民主。否則就很難體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統籌兼顧”、“以人爲本”的科學內涵。

進入2004年以來，隨著科學發展觀的逐步樹立和落實，我國的改革和建設出現了新的起色。針對亟需統籌兼顧的五個方面，中央政府採取了許多積極的政策措施，爲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當然，由於不科學的發展觀的強大慣性，和各級地方政府出於自身利益的阻力，要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還是相當困難的。例如，今年國務院大力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抑制經濟運行中的不健康、不穩定的因素，就遭到某些地方勢力的抵制和抗拒。溫家寶最近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談到，“我們要充分認識新形勢下宏觀調控的艱巨性和複雜性”。這話裏包含了許多難言的苦衷。但是，科學發展觀既然是應時代的召喚和社會的需求而出現的，它就必然具有一往無前的品質，成爲推動社會健康發展的精神力量。它的全面落實和深入貫徹，必將徹底消除由於十三年的不科學的發展觀所造成的種種惡果，把社會帶上“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軌道。這是歷史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盼。

2004年7月25日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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