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6日訊】一、胡錦濤的錯誤在於問非所是

日常對話中有“答非所問”，就是回答不是所問的問題，“問非所是”是本人自造的，是說問題與它所問的事實不相符合。若觀察科學，最容易注意到問題的回答，比如：哥白尼之回答太陽系各星體的關係；牛頓之問答物質是怎麽結構的。對於科學重要的不是問題的回答而是發現：大家都在一個星體上，爲什麽有的人能意識到天體是有聯繫的，物質按什麽原則構成，而大部分人並不去想。地是球體，可還有很少數的人就不認這個理，我的老媽，還有陳蘭濤他奶奶，她們非說地是平的。牛頓、哥白尼這些天才首先發現事物是有聯繫的，才能按照“是怎麽聯繫的”去思維假說，作出回答。那哥達巴赫就只是發現問題，而不是回答，他的發現就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人把才力用在回答上，回答了二百多年還未最終完成。

胡錦濤爲他們黨的四中全會做準備的“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的講話，所提出的那些“爲什麽”就不是正確的發現，因爲他只是從現象層面邏列出一些讓人不滿意的事實，並沒有對這是些什麽樣的事實，由什麽力量來推動有預先的理解—-只講“中央”這只是它的權威性，方針、政策、措施還有自身的可靠性，即便同時滿足了這兩個條件，也未必具有貫徹上的暢通性。貫徹暢通性的充分，不僅要它本身是否與人的性質相符合，還有一個推動它們的那一力量與人性的符合；而只說“以法治國”也不是充分的，更根本的問題是追究用來治國的“法”合不合法？對於反腐敗，關鍵也不是爲什麽反不下去，而是什麽是腐敗？敗腐在哪裡？……等等。

只從現象層面我們與阿濤所見沒有什麽區分，而且我們也承認這些問題是社會的深刻矛盾，並且還尊重胡錦濤提出問題的動機。但我們認爲他只根據照牌挂的羊頭，不看賣的是啥肉，就來解決爲什麽沒膻氣的問題。

他只是提出了這些問題，並沒看這些問題背後還有一個力量—-共産主義，它們是在共産原則之內或之下被共産包裝著才成爲阿濤的問題的。即便每一具體課題都是正當的，還有那包裝帶給它的非法性。這個“共産主義”包裝就是腐肉。所有這些問題都是以共産主義腐肉爲基座成立起來的，不從它們共同的基座來尋找癥結，問題就回答不了。

其實胡錦濤的全部問題可以歸結爲一個：

共産主義符合人性嗎？

就像刻蔔卜勒的三個定律之爲萬有引力所包括。

請不要忘記，阿濤的方針、政策、措施是以共産原則爲條件對實踐發生作用，是由共產黨以共産名義提出和實施的，因而它依舊還是以“共産”做爲普適的原則加給實踐的，這就有一個“共産”做爲原則本身的真實度，本身是否成立的問題。

他沒有共産本身合法性，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求證—-共産主義原則與人的本性相符嗎？他感到了腳痛、頭痛，就在腳上頭上找答案。

胡錦濤的頭一個問題是：

“爲什麽中央的方針、政策、措施的實施、貫徹執行受到阻力、困擾？”

這個問題指向的物件很明確：“……當前，執政能力建設和執政能力實踐過程中，所産生的、發生的、造成的問題、損害、挫折、危機，集中反映在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的素質上，理念上。”—-這些話直接指向共產黨高層，但它只揭示了事實，而非回答，且是一種貌似的回答。

這個問題不是有一個“中央”就必然的，“中央”一詞只給了它來源上的權威性，可不有可靠性呢，它是以什麽爲“原則”的黨才是它的可靠與否的根據。它是一個以“共産”爲原則的黨，“共産”本身的不可靠性使來自它的中央的許多原則也喪失了可靠性。把沒有毒的水放在毒罐裏照樣有毒。

“黨的幹部沒有理念、沒有素質”的本身只是一個事實，這事實背後還有“共産”做爲理念是不是客觀確實的，它具不具有規定良好素質的品性？科學知識的基本方面就是有可靠定量的性質和關係，試問“共産”能經得起這樣的測量嗎？

所以我回答阿濤的問題：不是共產黨的領導幹部、黨政一把手沒有理念和素質，而是共産主義本身不是個可靠的理念，不派生較高的品質，怎麽能在人的心靈裏規範出優秀的素質呢？

以胡錦濤的地位和他對民族承擔的責任，知道他的部下沒有素質、沒有理念，這沒有絲毫意義，太小兒科，太沒有用。他應知道的是：爲他的幹部提供素質的那個源泉—-“共産”本身是何種素質。

在我們一介平民能有效解釋的問題，爲什麽身爲統帥的人就不懂呢？道理也很簡單：胡錦濤是在共産之內授命救黨的，他的智慧就只用在“救”字上，授命救黨的人只能在想辦法、找出路上下功夫，共産做爲理念的可靠性應是學說本身的課目。共産做爲人類理性的一個單位或成分，不可能被從理性裏清除掉，是因爲它不是存在的普遍原理被當做普遍性原則來貫徹，才必然引發矛盾的。凡是普遍性的就決不是人力能提供的，那是大自然的勢力範圍—-事物在存在上是獨立的，獨立性確實是普遍的，把共産這個特殊上升爲普遍就陷於與獨立性的尖銳對立，這才是癥結所在。對這個問題的發現是學說創立上的疏失，實踐家只是按照學說來活動，當然較難對學說的矛盾有所揭露，

還有一個問題也具有根本性意義，即什麽是理念？只有回答了什麽是理念，才能判定所樹立的理念是否可靠—-並不是所有理念都可靠。像上帝、永生、龍……等等就不是可靠的，如果真有上帝，真有神，中世紀也就不黑暗了，江賊民也不至於那麽滾刀肉了，上帝或神早就出面糾正或阻止他們了。請牢記：

是人創造了上帝，不是上帝造了人；

是人造了理念，不是理念來造人。

所以人造的上帝只可能召喚人發生道德的向往，它卻不是一種可見的力量，否則怎麽會有那麽多的神職幹部犯童戀癖呢？同理“共産”既是人的意識所造，它也就不具有對人的精神做可靠規定的作用，它是個類似於上帝的東西，不過上帝是超然的人格，共産是超然的原理罷了。

若原理本身不可被經驗，不能被感官所面對，它在實踐上的功能就必是反人性反人類的。因爲人是確實的，它只能遵照著確實性來存在。只有被規定成的東西才有確實性，人來接受共産的規定把大自然已發生了作用的規定往哪兒扔？人是只依附于自然，共産理念卻偏偏命令人擺脫自然，不矛盾才怪呢！胡錦濤還沒澄清什麽是理念，就怪責他的手下沒有理念；他不知道做爲理念的“共産”到底與人性是什麽關係，就指望他的手下通過樹立共産理念來造就執政能力，豈不是天方夜潭？

至此，我們就很輕鬆地回答了胡錦濤的頭一個爲什麽：

因爲這個中央是叫“共産”的黨的中央，中央只是以它的權威性建立起與它的各個職能、局部的聯繫，共産做爲理念它的機能“要”對人發生重新的塑造，但這只是機能的性質，並不是可能的事實，做爲理念的“共産”並沒引發成了共產黨黨員的那些人的質變，他們依舊還是在不折不扣地服從自然，他們的人格發生了分裂：

在黨的、社會的、對外的條件下，他們就擺出共産理念的門面；

在事關本己，在對自己生命的滿足性上，在對老婆孩子父母之時就用自然人格。

共產黨又是反帝，又是反修，又是抵制資本主義的腐朽生活方式，可他們呢？一個人包十個二十個二奶也是司空慣見的事。對於江澤民說來陳希同、王寶森是太冤了，對於人類標準說來那一點也不爲過。因爲共產黨的領導幹郭，黨政一把手還是骨肉之軀的人，他們當然不能靠“爲人民服務”、靠高唱“主旋律”、靠正確的導向來滿足，他們褲襠裏的根得靠美女滿足，他們感性上的痛炔得靠錢來滿足。因此，來自中央的方針、政策、措施只是用在口頭上說說，來自本己的私欲就靠真實的努力去取得，當中央的方針、政榮妨礙對私欲的滿足時，當然就是陳良宇一類的公然抵制了。

我們希望阿濤明白：凡不是與人的性質相一致的，不是生命的可靠性根據的，即使是用奪命相挾制，也沒有用。所以共產黨中央的權威不足以保證它的令必行、禁必止。他就不想想幼稚院的阿姨教了一遍的“1+1=2”人到老死也不忘，並不是這題太簡單，而是這題絕對真！無論是飛到天，還是站在地，條件與結論永遠相等。共産主義用機槍逼著人們“樹立”的理念並不比“1+1=2”複雜，可就是樹不起來，何哉？世界不是這個理，它是假的，不一掉腚就忘才叫怪呢！被胡錦濤批評爲缺少理念的他們黨的高級幹部不是沒有理念，他們的理念是地位、金錢、花天、酒地……因這些東西是確實的，直接可以享用的，直接滿是感覺的，沒有一種與人性完全相符的理念，人怎麽撇下肚腹去親脊梁呢！“共産”本身做爲人生理念是不著邊際的，只可想而不可觸摸，像那件最貴重的“新衣”，本就沒有，你能觸個啥？它本是虛無你樹就能樹起來嗎？

二、人生理念不是樹而有之，是必而在的

如果說上一節的敍述是爲著實踐的，那麽本節是一個純粹的哲學原理，它的著力點是試圖糾正把理念理解爲外部輸入這個誤解。我誠心地感謝對我的議論作批評的朋友們，我是認真地考慮你們的意見，我也請求你強迫自已來讀你認爲太學術的那些部分，我的作品的價值並不在喜笑怒駡裏，而在這些部分裏。真的。

所謂理念就是向往，追求。早先共產黨說叫人生觀，世界觀。只要人落了地，又處在社會環境裏，就非有世界觀不可，從凡夫俗婦到人類英傑，統帥、思想導師都不能逃避。不過有的人幹大事則惜身，見小利則忘命；還有的人奸詐讒諂；但也有人同情弱者，俠腸義膽；有的人則有普渡衆生的心腸；更有人勇於負責，對時代對他人有來自內心的義務；有的人以醫人爲樂，也有人偏好發現時代或政權的疾病，要去醫國……不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之追求、相殊異的向往；就是在一個人，也會隨時過境遷而發生興趣的異變，追求、向往會改變：孫文、魯迅都想當醫人的良醫，一個做了革命領袖，一個做了思想導師，可見具體的理想是可變的。有人問魯迅：誰的散文寫得最好？他連想也不想就說：“周作人”。周作人不是反復小人，不是胸無文墨的愚夫，不是沒有理念，在變節前與即要南行的同輩還相共勉，一眨眼卻變了節；還有明朝的楊嗣昌也不是沒有理念的人，卻也降了滿清。這些例子都讓我們覺得理念是樹而立之。而每個人自己境況的變化，心情、興趣的遷移對理想、追求的影響，又從自身經驗方面加強了理念是從外部輸入這個成見。九二年鄧小了平南巡說了“要改變觀念”，好像理念是庫房裏的存貨，想存什麽就進，不想要就清除出去。不知道陳獨秀怎麽看這問題，反正毛譯東思想是把觀念看成可以選擇、可以樹立、因而也可以掃除的東西，比如：堅持無產階級的革命理想；鬥私批修；向自己的反動立場告別；出身不能選擇，但道路卻由自己決定……共產黨這些說教深深地毒害了我們的文化，使我們告別共産主義的努力，往往也含上共産主義的一切毒汁。

其實，我們說到的都是些具體的理念，並不是理念之根。人類理念的根就是人之本身—-具體理念並不能幫助我們揭露理念的本質。

人爲什麽有理念，人能不能沒有理念，才是揭露理念本質的。

人就因爲是人，它才有理念。

而只要是人，就絕對不能沒有理念。

那麽：理念就不是從外部輸入的，當然它也不是天之然，而是必然的。

人之是人，這關係可能有變化嗎？不能！

那麽：人只能有理念而不能沒有理念，這也是不變的。

如果我們求證出理念對人生的作用，意義—-也就是理念的功能，我們也就澄請了理念不是可的隨便樹立、任意堅定的。我們是在這裏考證理念之對人生的意義、作用，這種考證發生之前人已經在“生”了，所以“生”不是人可以考證的，人只要下了生就不能“不生下去”，純粹的“生”只是空間裏的存在與時間裏的延續，沒有自身的意義。

意義這個詞是複合的—-“因意而義”。能夠意識（知覺）是原因，而“義”是結果，能夠意識這個原因帶來自身的被把握（義）這個結果。一切生命事實所服從的都是完滿性，吐故納新就是生命物質的完滿表現，通過細胞的裂變：從外部環境吸收營養和資訊，排泄廢物，維持生命的正常秧序，這是一個傾向性，這傾向性就是完滿。生命性的本身就指向完滿，不斷完滿，當然拒絕欠缺，緊張。當這個傾向通過意識這個環節時，就表現爲利害、苦樂、以及生命本身的生死，人通過意識來躲避災害、痛苦、死亡，爭取利益、暢快、推遲死亡。

所謂理念無非是適合於自身滿足性的一定意識。它有階段上的差別，包括共產黨鼓吹的階級、階級鬥爭說，也是理性階段造成的。因而理念的高低是一個閱曆與學養問題，格物越多，格得越深，認識就越透徹，胸襟就越是開闊，越瞻前，行爲就越是開明；越是有爲公衆，爲環境承擔義務的情感，從中獲得的愉悅越充沛。

這裏有一個不變的先決條件，就是人的本己不移性—-人之是自身這不能改變，從自身內不能發生出對抗自身的過程，從本己出發複歸本己的生命迴圈就是倫理的根據。所以理念不是從外部向生命的植入，它是一個自發：順其自然。

讓我們懇請胡錦濤自已向自己回答：共産主義是一種順其自然嗎？若是：那它的來自中央的號召必是不會受阻、受困擾；若受阻受困擾，它必不是順其自然。他怎麽去樹立共産主義遠大理想，共産主義理念無論多麽遠大，也休想使他那支隊伍有好的素質。

因而他的任務不是怎麽來提高他的隊伍的執政能力的建設，不是來救他的黨，歷史進展到今天，它交給一切仁人志士，一切勇於承擔民族責任的人的任務是：拿出大無畏的勇氣，炸掉共產黨！粉碎共產黨是唯一的救國道路。胡錦濤也不能例於其外，要麽，認清大形勢站到歷史潮流上來，與我們一道炸掉共產黨！要麽，抱著共産理念被當垃圾掃掉。

在對國家對人民負起責任面前，沒有什麽鄧小平的知愚之恩。

阿濤呀：

就聽孫旋風一句話吧：果斷地抓江！審江！炸黨！中國的出路就是拉開歷史大審判的序幕，通過對江澤民的審判完成倫理重建！通過在理性上對共產黨的掃除健步進入憲政新紀元。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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