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7日訊】香港問題的實質上是專制與民主之間的對立。要想官民和解、良性互動，北京需以民主方式對待香港人民。

上世紀八十年，我由北歐去美國路過香港，曾停留了一周。香港的自由、繁榮、秩序，港人的和善、守法、勤奮，給我留下深刻的深刻印象，遂對英國的殖民統治感慨良多。所以，我爲《爭鳴》月刊寫了“但願香港永遠是自由港”一文，也接受了《解放》月刊（現更名爲《開放》）主編金鍾先生採訪，談到在港的感受時，我說：“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樣大，當然需要300年殖民，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

沒想到，六四後，這句話成爲官方指控我“賣國”的主要證據。時至今日，大陸的愛國者們也經常以這句話爲口實，對我進行道德指控。在香港，北京掀起的“愛國者治港”的爭論，用文革大批判的方式圍攻香港民主派，將其代表人物抹黑爲“賣國賊”。

六四大屠殺，上百萬港人走上街頭抗議屠殺，由此，北京擔心香港變成反共基地，港人擔心回歸後自由難保。於是，在“有自由而無民主”的殖民秩序下，末代港督開始推動香港政制的民主化，從來遵紀守法的港人也開始自發地追求民主。自由港於1997年回歸大陸之後，特別是董建華連任後，馬上就按照北京的權力意志，全力推行23條立法，引爆了港人爭取民主權利的民間運動。於是，香港從一個國際性的商業都市，越來越變成了官民衝突的“政治戰場”：23條立法對七一大遊行、經濟收買對政治權利、愛國者治港對港人治港、一國對兩制、反對普選對要求普選、“名嘴封咪”對新聞自由……。官民衝突的核心問題表面上是中央和地方、“一國”和“兩制”之歧途，實質上是維護專制與爭取民主之間的對立。

這種黑白分明的官民對峙，最初表現爲港府與民意之間的直接衝突，七一大遊行之後，北京抛開港府而直接干預香港事務，官民衝突就越來越發生在北京政權與港人民意之間。北京的護法專家直接上陣，駐港京官直接表態，禦用港商破口大駡，全國人大直接釋法否定07/08普選，高官劉延東赴港打壓民主派，甚至廣東和深圳等地的高官也逼迫港人放棄民主派。而不得不接受改朝換代的港人越來越知道，當自己必須面對一個獨裁政府之時，如若要保障港人已經享有的各種自由，唯有爭取到平等參與政治的民主權利。所以，香港的民主派及其主流民意，面對來自北京的步步逼近的強力打壓，在無法尋求到體制內解決的方式之時，也就只能訴諸於街頭政治。

中共高官及禦用香港權貴，動不動就質問港人：在港英殖民政府時期，你們爲什麽不要民主？而回歸到祖國懷抱後，中央已經給了你們遠比港英時期更多的民主，你們卻還成天吵著要民主？還要搞大遊行來亂港害中。他們還針對國際社會對香港局勢的關注質問道：港英殖民政府的治下沒有民主，美國和英國怎麽從來不關心香港是否民主？而香港一回到祖國懷抱，你們就來指手畫腳，顯然是別有用心。

這些質問說出了一部分歷史事實，卻隱瞞了另一部分更重要的當下事實：港英政府的背後是自由英國，其施政受制於英國本土的民主憲政，而董建華特首的背後是獨裁中國，其施政唯獨裁意志是瞻。一個在毛澤東時代曾經肆意剝奪過民衆的財産、人權乃至生命的政權，一個在1989年還製造過震驚世界的六四大屠殺的政權，如何讓港人放心？港人又如何信任聽命於獨裁意志的欽定特首？

香港回歸後，北京欽定的傀儡港府的拙劣表現，乃有目共睹。經濟的一塌糊塗不說，政治上還要助紂爲虐，港人切實體驗到自由的逐漸萎縮。特別是，港府試圖把與自由爲敵的23條立法強加給香港，如果立法成功，港人的自由就有失去制度保障的危險。所以，港人就越發覺得欽定特首的不可靠，就越要爭取通過直接選舉由來挑選港人的政治代理人的民主權利。而在獨裁政權不准民主的當下香港，在香港的民主化沒有明確的時間表之前，走上街頭行使民主權利必然成爲港人反抗專制的主要方式之一。正如香港的陳日君主教所言：無權力者若無聲，最危險。

雖然在口頭上，北京不會放棄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承諾，但在實質上，北京更不會放棄獨裁意志對香港政制改革的主導權。所以，當北京感到現在的港府無法左右局面時，便不惜赤膊上陣。現在，本來屬於港人治港範圍內的政制改革，其主導權不僅不在港人手中、不在立法會手中，甚至也不在港府手中，而是完全壟斷在中南海的密室之中。鳥籠政改越改越密不透風，否定雙普選不算，就連增加議員的民選成份，直選産生功能組別議員，也被北京一錘定音地給改掉了。只剩下所謂的“政改三人組”，除了紙上談兵之外，已經毫無意義。正是北京的一系列專斷蠻橫，逐漸壓縮掉港人循體制內渠道參與公共政治的空間，及至封殺雙普選的人大決定出臺，香港民間參與政制改革的體制內途徑便基本被堵死。

在任何社會，當官民出現衝突時，民衆走上街頭的前提，大都是因爲解決衝突的體制內途徑失效。在香港，體制內的參與水平的迅速下降和參與權利的急遽萎縮，必然導致體制外抗爭的漸次增加和日益高漲。換言之，在法治傳統深厚的香港，現在之所以出現街頭政治迅速復興之勢，以至於釀成去年的七·一大遊行，以至於今年參與紀念六四十五周年燭光晚會的人數激增，創1991年以來的參與之最，就在於由北京及其傀儡港府一直罔顧民意，港人的體制內參政途徑逐漸被收窄甚至被截斷，剩下的有效參與也就唯有街頭政治一途了。

北京明明知道民主派是街頭政治的發動機和組織者，但北京對民主派卻毫無容納的誠意，除了輿論圍剿的抹黑、，就是冷淡拒絕的打壓、甚至連策略性的懷柔都沒有。當那些堅持批評北京獨裁的港人被吊銷了回鄉證之後，當民主派議員接不到北京邀請而只能強行北上且被拒絕入關之後，怎麽可能還指望民主派呆在家裏、坐以待斃？怎麽還好意思指責發動街頭政治的民主派是亂港害中？

自23條立法之爭以來，香港的街頭政治的頻率之高和規模之大，肯定不是香港社會的常態，說明官民之間的衝突之嚴重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民意對體制內解決的徹底失望和對北京政權及其港府的高度不信任。從港人反對23條的客觀效果上看，體制內的諮詢方式對遏制強行立法基本無效，而唯有大規模的體制外抗爭，港人才能行使自己的參與權利，也才能對獨裁權力的濫用形成某種制約。

對於習慣了有自由而無民主的港人來說，只要北京不對港人自治橫加干涉，出現幾十萬人上街的場面的概率極低。在中産階層佔據主流地位的香港，大多數都不喜歡街頭政治，街頭政治也不是解決政制之爭的穩妥辦法。然而，面對北京現政權的僵硬蠻橫和董建華政府的昏庸無能，留給港人有效的捍衛自由和推動民主的空間已經所剩無幾，甚至只剩下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不是走上街頭、表達政見，就是馴順沈默、任由宰割。除此之外，港人還有更好的選擇嗎？造成目前官民激烈對立的主因，不是民主派過於激進，而是北京及其傀儡港府過於霸道。但獨裁政權的霸道及其濫用權力是“因”，街頭政治的反抗及其激進是“果”.強權越蠻橫，街頭政治就越興盛，形成了相互刺激的惡性循環。

在此意義上，幾十萬港人是被23條逼上街頭的。即便沒有任何人喜歡街頭政治，但一味指責民主派激進而對北京霸道不置一詞，絕對是本末倒置的不公平，在客觀效果上更無助於香港政制改革的平穩推進。的確，頻繁的街頭政治並非香港之福，但只要北京一天不改變以強權干涉香港自治的獨裁政策，港人的自發抗爭也就一天不會停止，官民之間的對立就難以化解，香港的穩定和效率也就日趨降低。

現在，香港民主派開始釋放出“與中央和解”的善意，劉千石提出“各退一步，釋出善意，加強溝通”，曾經長期被大小京官和香港土共罵爲“勾結外國勢力”來“反中亂港”的李柱銘，也“籲請港人團結，與中央政府攜手合作”。但是，北京似乎並不領情，因爲它自認是“老大”，決不會平等對待民主派。它像對待臺灣陳水扁政府一樣，再次擺出“聽其言，觀其行”的權力傲慢。北京對“和解”開出的“預設條件”是民主派低頭，溝通等於惟命是從，即放棄爭取民主的立場、放棄組織又一次七一大遊行，這樣才會接受其和解呼籲。如果民主派不從，仍然堅持平等的協商和議事，和解就無從談起。

在此意義上，要想化解當下香港的黑白悲情，形成官民和解與良性互動的局面，那麽在民主派已經釋放出和解善意的情況下，北京起碼應該放棄預設條件，作出如下讓步：1，平等對待香港的不同政治派別，與民主派展開平等而真正的面對面溝通。2，收起專門用來打壓民主派“愛國主義”的大棒，讓政制之爭由街頭回歸體制內；3，改變用吊銷回鄉證來懲罰政治異見的蠻橫作法，給予民主派人士與所有港人一樣的平等回鄉權；4，尊重香港的自由傳統，停止對香港新聞自由的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對立法會的幕後操縱；5，在九月立法會選舉之前的這段時間內，停止對選舉的幕後操縱，讓香港各政治派別在公正透明的環境中參與競選。

2004年6月20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人與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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