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2日訊】﹝自由時報記者洪素卿╱專訪﹞「科學研究就是要越挖越深、越挖越廣。……工程要求的是invention（創新 )，生命科學卻是一門『discovery（發現 )』的學問，總得發現了什麼，才能繼續發揮。」抱持這個理念，新科院士、成功大學藥理學科教授張文昌埋首前列腺素相關研究，一做就是三十年。

也因為這種科學深耕精神，讓高雄旗山鄉下一個在「我的志願」裡寫下「要當科學家」的小學生，不但如願成了科學家，還獲選為中研院生命科學組今年唯一的國內院士桂冠。

從小到大，張文昌最感興趣的並非生命科學，而是數理科目，尤其是化學。直到進入北醫藥學系就讀，聽到婦科巨擘徐千田教授講授腦下垂體分泌的賀爾蒙如何調控身體多種功能；加上後續在大學接觸到生物科學課程，讓他進一步體會到生物反應的多樣性及各種細胞功能調控的精確性，決心畢業後出國進修，鑽研發炎及抗發炎相關研究。

「阿昌仔，甘丟去哪遠？」母親的一句話，使得在家中排行老么的張文昌打消留學美國的打算，轉而前往日本進修。到了日本，張文昌沒有到原本申請的藥科大學報到，反而直奔東京大學，只因為「決定要做的事，就要把它做好。」

「我從一九七一年進研究所，就開始研究前列腺素在發炎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不久讀到諾貝爾獎得主英國J.R.Vane教授在Nature 期刊發表阿斯匹靈類的抗發炎藥物可抑制前列腺素生合成的論文，更覺得前列腺素值得研究。」

一九七六年，還是博士班學生的張文昌，在探討炎症組織花生四烯酸代謝、前列腺素生合成過程中發現一種全新的前列腺素「6-ketoPGF1α」；同年年底，J.R.Vane發現前列環素（PGI2 )，並以相關系列研究成果，於一九八二年獲得諾貝爾獎。

「當時我們看到的其實就是前列環素的水解代謝產物。只不過我們沒有辦法找到活性物質，只能找到代謝產物。因此，跟前列環素錯身而過。」

張文昌對此並不覺得可惜，他認為，在研究過程中，很多「黃金」可能擦身而過，能不能及時發現，差別就在於是否有充足的準備。

「研究只有第一，沒有第二！」民國七十二年張文昌回國參與成大醫學院的創立，「記得我是校長黃昆巖第一個interview（面試 )的人。……剛回國時，成大醫學院研究所還沒有學生，除了教學工作，研究室就靠著我與助理們自己來……。」

他認為，生命科學這個領域過去三十年來進步快速，尤其在人類基因體計畫將人類基因體解碼後，相關進展更是1日千里。就好像大家都擁有了威力強大的武器，但稍一懈怠就會被遠遠拋在後頭。因此更得隨時都做好準備，畢竟「機會只屬於有心人！」（系列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