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任不寐:文化災民中的獨立寫作

任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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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8日訊】最近幾個月因忙於「春夏之交」的寫作及「不寐之夜」網站的「開封」事宜,幾乎忘掉了東海一梟先生為其撰寫「詩評」的托付。儘管老梟已經提前警告我等不許以「不知詩」為由推阻,但我還是願意找到這個理由為自己的延誤作些辯解。這些辯解也許是一種嫉妒:想我幾乎從小學就開始學寫律絕辭賦,但顯然,老梟的古體詩比我寫的好,看來只得甘敗下風。所以我想評論老梟的詩還不如評論一下老梟其人及其寫作狀態,更能炫耀我自所長。

其實老梟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種詩意的存在,或者說,老梟就是一首古詩,自有「平仄」氣象,更兼起承轉和之騷。詩意的寫作導致老梟的短文皆是率性之作,大是大非,大俗大雅,可從幽默化媚俗,又從自戕見性情。率性使寫作動機只取決於「詩意衝動」和基本是非,而超越了「陣營意識」和利害算計;這一點,是我最願意向老梟表示敬意的。利害權衡高於是非,圈內意識高於公正意識,具有這種「信仰」的知識分子還不是知識分子。從這種意義上看,老梟是中國僅存的幾位知識分子之一。那些知名什麼者不過是一些文化災民。

「是非」高於「陣營」,一直是我追求的寫作境界,對我來說,信仰為此提供了超驗理由:上帝比權力正確、上帝比人民正確、上帝比精英正確,上帝比朋友正確,上帝也比我自己正確——於是我因此願意成為上帝之鞭,它先使體制內精英「不以為然」,後使體制外名流專以為非;先見罪於邦內,後惹恨於海外;先枕議於大師,後詬病於街氓——他們看到鞭子落在自己的身上,卻看不見鞭子也落在我身上。但信仰根基是堅固的,孤獨並不是我的敵人而是我的朋友。我常常感到擔心的是:老梟必定是孤獨的,那麼老梟靠什麼繼續率性而為呢?向任何圈子獻媚不會是老梟的選擇,他的誇獎和批判都是詩人真誠和文字遊戲相兼之作。但我也認為老梟缺乏對人性根本敗壞的基本估計。誇獎被沾沾自喜之後利用來表達自由主義的偉大謙虛,批判使俄羅斯大地「一千年也不饒恕」。老梟是大氣的,但中國社會充滿了小心眼的人,這些人又缺乏基本的幽默感。他們恰恰構成了群眾的中堅,也構成了精英的靈魂。我是有相當人生經驗的人,我因此願意離他們遠一點。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得罪他們了,而「他們」的背後是一些以他們的是非為是非的感情投機者,以及一些充滿低能的熱情的「群眾」。

當代中國知識界圈子現象的存在就是人性局限的象徵之一。這些圈子沒有一個建立在是非意識之上的,這是一些利益圈子。他們對內依靠毫無原則的互相吹捧和袒護來維持,對外則依靠共同嫉妒而實施排斥和封鎖。圈子的共同經濟基礎是禮品和政治一致,其語言是茶餘飯後的造謠非議。互相欣賞是什麼呢?就是對肯定不如自己的同類意見表達的有限度的認同,或者對暫時高於自己的觀點所做的策略性的討好。由於秘密警察使用金錢和女人在其中的運作,圈子及其紛爭和黨同伐異風煙不斷。領袖對紛爭自然見獵心喜——事實上他們對所有紛爭完全沒有是非判斷和興趣,唯一使他們激動的是:這是一種討好,也是一種表達「但我不那樣」的生動明證。但每個圈子情況還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圈子是以「恥辱者」為核心的,這是一些性變態者,他們看誰都是恥辱者,儘管其領軍人物是一個嫖妓者和見利忘義、具有妄想症的怨婦。這些人是生活中不如意的一些人,因此他們仇恨財富和一切生活好的人,儘管他們比誰都貪婪。這些人也是性生活不如意的人,主要是一些大齡未婚男女,他們因為性焦慮而成為口淫患者和窺陰癖。由於生活和身體的殘疾,這些人唯一可以嬌人的資本因此就是完全道德形而上學了:我們高尚,因為我們苦大仇深(或者相反:我高尚,因為我宣佈自己就是黑暗——魔鬼因此是正義);因為我們這裡除了有文學抒情(它可以完成道德上的自我感動),還有文化李逵(因精明向圈子販賣粗魯以購買別人的同情心,這些同情心是通過智力上的優越感而產生的),甚至還有專門使別人不和睦、自義自是的「真基督徒」。另外一個圈子是這樣的:他們因共同反對對公共事物進行道德判斷卻專門在實際生活中進行道德評判而沆瀣一壇。他們也因共同對恐懼的「寬容」或對「激進主義批評」的共同反感而暫時彼此取暖。還有個圈子也許值得一體提:由於文字水平先天不足而訴諸於政治正確獲得注意力。他們什麼都打算記在自己的帳戶上,儘管自己無論是在任何意義上都不配。這個圈子更多依靠共同恐懼來維繫:他們害怕自己的水平終於暴露而低於商業運作所炒做的水平,為此他們將繼續進行炒作,甚至進行文字抄襲或精神剽竊。他們把任何舉動都和存款或某種現實利益聯繫起來——如果是非傷害了這種利益算計,他就會顧左右而言它。他們只是根據利害算計而有選擇地誇一些人,或者有選擇地否定一些人——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必須阻止和排擠那些肯定會超越自己的人。這種排擠和阻止不會光明正大地通過觀點辯論來完成,而是通過小市民的口耳相傳來完成。在「小於一」(梅尼日科夫斯基語)的社會裡,思想者不會有論敵,而只有這些來自低一層次的「背後批評」。這些文字商人同時也是一些馬屁精,他們通過把文化侏儒說成是文化巨人而討好精英,又通過要人頭的激進方式討好群眾。不容否認,其中一些精英的確可能不怕權力,但他卻害怕群眾,實際上是害怕自己喪失所謂擁戴者。害怕「大家」的人是真正的懦夫,他因為過於看中虛榮而喪失了普遍啟示恩於他的批判精神。他現在寧願選擇和群眾站在一起向孤獨者扔石頭,目的僅僅是因為要表明自己和他分開,目的僅僅是為了維護可笑的政治虛榮。這也是一種在乎結果超過在乎是非的觀念,因為政治未來是由「大多數」決定的。如果沒有這種結果利益的預期,有些精英還會那樣「堅守」嗎?對於門徒來說,「即或不然,我也不拜你的神!」思想不是政治期貨投資,而中國的所謂思想則往往是一種投資。我們需要真正的思想,一種和群眾鼓掌、未來公正或「平反」完全無關的當下思想。

有趣的是,這些人以前或一直就是被扔石頭的人,因此中國心靈真正的可悲之處在於:沒有無辜者,而是受傷害的人在傷害人。原因不是信仰上的分歧,而是出於榮譽危機或爭奪政治資源。我有時候願意想像一下「圈子」和中南海之間的靈魂之別,我的答案是極度悲觀的:沒有區別。我這樣說絲毫不想否認民間反抗的價值,我的問題是,僅僅這樣是不夠的。

不怕權力沒有什麼,不怕「大家」才需要真正的勇氣。不怕權力的人最多可能是一個政客,但不怕「大家」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獨立作家」。思想者警惕權力必須同時警惕人性的普遍黑暗。中國需要不怕權力也不怕大家但只怕上帝的人,這是中國精神唯一的出路。目前中國的圈子們不過是文化上的過眼雲煙,由於他們太在乎歷史要記住自己而必然導致歷史對他們的忽略不記。但我高興地看到,老梟是一個不怕權力也不怕大家的人,就靠這一點,他稱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一個真正大氣的人。但老梟目前還是一個不怕上帝的人,因此自戀對他來說就意味著過於愛自己。這是目前老梟的局限性。太在乎自己在世人眼裡的價值而不在意自己在上帝眼裡的價值,這是最後一種怯懦。其實,人算什麼,保羅算什麼?!

另外,老梟的知識結構也有待充實和均衡,這樣對一位常以公共事物為發言對象的作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遺憾的是,目前中國的政論界太缺乏經濟學、法學和神學的介入,這就給「文學批評」壟斷了舞台。事實上「文學批評」恰恰要為圈子癖承擔一定責任:它使學術理性被排斥出文本(文本公開呈現的都是偉光正的一面)卻使災民理性統治了實際生活。當然,我不贊同老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迷戀,這一點也正如老梟如此反對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最後,我願意對老梟的特立獨行喝彩,遠離圈子和文化幫派,不要向任何世俗力量低頭!沒有圈子不等於沒有合作,沒有利害但不能沒有是非。沒有僕從也沒有頭領,因此,孤獨為鹽,自然榮耀為光。

2004年6月7日星期一於旅途中

(大紀元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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