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8日訊】《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本

序言﹕火山口上的中國 （１）

對改革以前的中國﹐西方世界的看法比較一致﹐都知道毛澤東時代的治國方略﹐其必然結果是將中國推向災難的深淵。但對改革以後的中國﹐西方世界的看法卻很不一致。樂觀者認為﹐在持續的經濟改革推動下﹐中國國力不斷增強﹐正在成為世界上的經濟強國﹐持此論者所持的依據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對中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現代化城市的觀感為依據﹔二是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與《人民日報》的報導。悲觀者則認為中國社會矛盾叢生﹐弊病百出﹐中國政府如果沒有能力改變現狀﹐最後的結果是走向崩潰。

由於中國是世界上少數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之一﹐政府壟斷了所有的媒體﹐並將媒體的作用定義為“黨的喉舌”。在信息不公開的情況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對這個龐大的國家也難窺其全豹。對中國的未來產生種種歧見﹐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筆者1998年出版的《中國的陷阱》一書﹐被視為獨立知識分子對中國改革的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解讀﹐這本書回答了一個問題﹕經濟改革為中國帶來了什麼後果。自此以後﹐筆者所到之處﹐海內外人士向我提出的問題就成了這樣﹕“中國共產黨還能支撐多久﹖中國什麼時候崩潰﹖”

回答這個問題有相當大的難度。無數歷史事件證明﹐要對未來某個時點上將會發生某事件進行預測﹐恐怕沒人能成為那樣的先知。但是對某特定社會的結構性變動進行預測﹐則是一個對該國曆史與現實有着深刻了解的觀察家能夠做到的事情。

一﹑對中國改革幾種不同的計算方式

“改革是否值得﹖我們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麼﹖”

回顧持續了23年的經濟改革後﹐許多中國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這一問題。在經受了“改革”帶來的種種痛苦後﹐面對貪污腐敗肆虐﹐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生態系統遭到嚴重破壞﹑社會邊緣化階層已佔社會總人口的14％﹐危機叢生的局面時﹐大多數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今後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不再是“需不需要繼續改革”﹐而是“需要什麼樣的改革”。目前這種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精英集團傾斜的“改革”﹐有如在創口上大把撒鹽﹐只會使中國陷入深刻的社會危機。

對中國改革的得與失﹐從不同的立場出發有不同的計算方法。

1.政府展示的巨大“成就”

從中國政府的立場出發﹐理所當然是只計算“成就”並力力圖掩蓋改革帶來的一些災難性後果。中國政府樂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經濟增長率以及幾個亮麗的“現代化櫥窗”﹐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經濟發達的城市﹔而與財富的生產同樣重要的財富的分配狀況﹐以及在這些現代化櫥窗之外的廣大地區的貧窮卻被刻意掩蓋起來。

“經濟增長”現在構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也成了不少樂于與中國政府在研究項目上合作的外國學者對中國的發展持樂觀看法的依據。至於中國政府習慣性地對統計數據造假這一特點﹐卻被這些學者出於一些利益考慮而被有意忽視。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政府已經學會了用利益控制讓國際社會形成對中國有利的輿論﹐一些有正義感的學者出於道義批評了中國政府﹐因此被中國政府拒發入境簽証﹐多年來不能進入中國﹐因而影響其學術生涯。這種間接的打擊實際上起了“引導輿論”的作用﹐其他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尤其是華人學者）發現讚揚中國能夠贏得中國政府好感﹐進入中國攷察﹐並從中國政府部門那裡獲取一些他們自己也明知道並不真實的材料﹐而這是他們獲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條件﹐也是他們在學術界贏得地位的“資本”。

於是在中國政府與這些學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值得注意的“循環”﹕壟斷了各種信息供給的中國政府是所有研究資料的權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國學者根據這些資料所做的研究﹐不管與中國的現實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國政府有選擇地登載在《參考消息》及其它各種介紹國外的中國研究的報導中。中國政府藉此向本國民眾證明﹕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已為外國學者的學術研究所論證並認可﹗在表面上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實則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國公眾當中﹐外國學者的“科學論證”還是有相當市場的。當然﹐中國政府與這些外國學者在資料與論證上互相賦予“合理性”的利益關係﹐對學者們來說畢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蓋起來。

在偽造歷史與控制輿論方面﹐共產黨與納粹具有同樣的能力。這一“能力”目前又在幫助他們虛構“改革成果”與社會現狀。中國政府善於製造虛假信息﹐這只要比較中美兩國最重要的報紙《人民日報》與《紐約時報》就不難看出。若干年後的讀者若只閱讀這兩家報紙的本國新聞﹐一定會得出如此印象﹕美國社會問題叢生﹐而中國則是一個幾乎沒有社會問題的“美好世界”。

而這種“謊話重複1,000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爾定律”所產生的歷史後果已顯現出來﹕一些國人對“文革”時期的報紙深信不疑﹐那些連毛後的政府都承認有不少虛假成份的數據﹐竟然被個別中國學者用來證明“文革”時期的偉大經濟成就。 如果說﹐“文革”及“文革”前的政府只會愚蠢地使用政治高壓與專政手段強迫人們說謊﹐那麼這些年來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它不但學會用利益手段控制國內傳媒與學術界﹐還將這一手段用之于控制國際社會欲與之交往者。

2.經濟學家為腐敗所作的辯護

第二種計算方法包裹在看似嚴密的學術外衣下。中國部份經濟學家對“改革”造成的嚴重分配不公其實瞭然于心﹐但出於利益驅動﹐他們不是批判這種只照顧極少部份權勢者利益的“改革”﹐而是竭力為這種“改革”作“學術”辯護。為此他們提出了一種“代價論”﹕首先﹐他們構造了一個“世界”﹐聲稱社會中只存在三種人﹐一是政府官員﹐二是企業家﹐三是為這兩部份人服務的學者﹐其餘的社會階層則被排斥在這個“世界”之外﹔然後他們接着論證這是中國的“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而這“代價”就是要容忍腐敗﹐用“體制外資源（金錢）來贖買體制內資源（權力）”﹔這種“權錢交易”被譽為“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交易方式”﹐他們認為﹐通過這種方式就能促使中國經濟儘快轉軌。

前幾年在中國引起極大爭論的“經濟學家不需要良心﹑經濟學道德中立”這一外國讀者多少會感到荒謬的問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國的學術殿堂﹐並成為一個煞有介事的“學術命題”。有幾位著名的中國經濟學家曾公開提出﹐“經濟學家就是要與利益集團相結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與中國政府關係比較密切的香港大學張五常教授﹐他公開提出要建立一個按權力地位分配社會財富的等級序列。 面對正在貧困線下苦苦掙扎的4,800萬失業工人﹐大陸經濟學家樊綱則認為這個人群的數字還不夠大﹐對中國社會穩定並不構成威脅﹐政府不需要考慮這4,800萬人的問題。

3.呼喚社會公正﹐反對“權貴私有化”的改革

第三種計算法直到90年代中後期才漸漸浮出水面﹐那就是根據社會常識計算改革的得與失。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就是一個利益再分配過程。這些學者關心的是﹐在這20余年的“改革”中﹐是哪一部份人得到了利益﹖他們通過什麼手段獲利﹖他們的利益是不是建立在其他階層利益受損的基礎上﹖而大多數老百姓在20多年“改革”所構造的新社會階梯中﹐又居于一種什麼樣的社會位置﹖

這部份學者認為﹐中國這場改革是以“權力市場化”為起點﹐以權貴私有化為特徵﹐為改革付出代價的是佔總人口80以上的社會底層人民﹐而享受“改革成果”的只是少部份權貴階層。這種算法代表着中國改革良心的叩問。 隨着這種叩問的升級﹐反思中國的“改革”逐漸成為中國思想界自1998年以來的一種潮流。但這種潮流只持續了兩年左右﹐從2000年開始﹐便受到政府日益嚴厲的打壓﹐此後在國內的媒體上已得不到任何表達機會。在這種體制化的政治高壓下﹐完全不具備“議價能力”的利益受損集團﹐即失業工人與廣大農民的利益訴求在中國官方媒體上徹底消失了。

《中國的陷阱》一書﹐率先開始對中國改革進行良心的叩問﹐它深刻揭示了23年的經濟改革的實際社會後果﹕權勢者通過“權力資本化”這一途徑﹐成為先富起來的一群人﹔而中國廣大社會公眾﹐ 則成了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佔中國人口5％的權貴們的財富﹐是依靠掠奪佔人口80％以上的下層人民的資源而積累起來的。

本書的分析還說明﹐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從本質上只不過是對毛澤東當初“化私為公”的革命的一種逆變－－“化公為私”。1949年以後﹐中共用暴力消滅了有產階級﹐而在1978年以後的改革進程當中﹐中共的掌權者們卻利用權力將自己及其家族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半個多世紀“革命”的全部意義就是用無數的人頭將一部份社會的邊緣者送到了權力中心位置﹐用紅色新權貴代替了舊權貴而已。這種“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不可能將中國引入繁榮富強﹐只可能導致新一輪社會危機。

這本書最重要的觀點是﹕權力市場化是改變中國財富分配格局的起始點﹐也是理解中國改革的一把鑰匙。中國政府無法克服由他們自身造成的制度性腐敗﹐這一看法自1998年以來成為當代中國人理解中國改革的出發點。

（博大出版社供稿，新聞稿標題為博大出版社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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