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BBC中文網記者魏城6月4日報導)六四事件之後不久，東歐、蘇聯發生了巨變，先後實現了民主化轉型。中國因此成了這個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國家。15年後，中國共產黨仍然在中國大權獨攬，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仍然沒有實質性的推進。

那麼，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中，如何推進民主化變革？許多學者和六四事件的參與者都在思考這些問題。

何種方式？

六四時的中國著名異議學者、現流亡美國的郭羅基認為，像八九年那樣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並不是爭取民主的最佳方式。他說：

“爭取民主不能用大轟大嗡的辦法。中國的年輕人熱情很高，以為用這種辦法就能得到民主了，為什麼絕食不肯甘休呢，就是因為他們以為，如果一直絕食下去，政府就會屈服了，就能答應給我們民主了。用大轟大嗡的辦法得來的民主也是不可靠的，民主就是點點滴滴，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的。如果用大轟大嗡的辦法得來的民主在日常生活中是不能運用的，所以，還要回到在日常生活中追求民主。”

當時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如今也說：

“其實呢，民眾參與民主的路絕不僅僅是走上街頭，走上街頭可能是民眾最後所選擇的其中一種方式，還有其他很多方式。”

但在六四事件後辭去天津經濟開發區主任一職、如今在英國劍橋大學從事經濟學研究工作的張偉卻認為：

“政治上的變革從來都是一個上下互動的過程、國內外互動的過程、思想領域與現實的行政管理部門互動的過程，中國也不可能例外。有人說，通過群眾運動來促進民主變革這樣的方式已經過時了，我認為，這樣的斷言還為時過早。”

誰來推動？

曾經發起”天安門四君子絕食活動”的前北京師範大學教師劉曉波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動力在民間：

劉曉波：政治改革的動力在民間

“我認為，大陸民主化的希望在民間，在於權利意識覺醒的民間不斷地、自發地要求自己權利的這樣一種社會運動。儘管這種運動現在還是一種分散化的東西，但是，你看看最近這些年的發展，特別是去年，有人把2003年稱為新民權運動年，與前些年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差別，而且，這種維權運動的主體已經由八十年代的知識份子、大學生，這些年已經逐步向更草根的階層擴展，特別是失業下崗工人、農民這些弱勢群體。”

但是，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則認為，共產黨國家的政治改革，主要推動力還是體制內的改革力量：

” 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除了一個波蘭，它的團結工會是體制外的力量，其他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共產黨內的改革力量看到這種制度無法維持下去了，於是進行改革，改革進行到一定的程度，就發現，經濟改革要想成功，必須是計畫體制的解體，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了市場經濟，就要求實行民主政治，極權政治就維持不下去，所以，共產黨改革成功之日，就是共產黨解體之時。”

激進？漸進？

談到民主變革的速度，曾因組織八九學運坐牢、後來又因參與組建中國民主黨再度坐牢的王有才，如今反思中國民主之路時卻力主漸進變革，他說：

” 中國社會從康梁開始，過一段時間，就有人要求民主化，最後都是被激進的力量、極端的力量帶向一種專制，而且，總是越來越厲害，走到極端，走不下去了，再嘗試新的方式，又開始要追求民主。如果大家都比較平和，那民主的架構、民主的生態就有可能實現。”

六四學生領袖之一、現居法國的封從德也主張漸進變革，他說：

封從德：急速推進民主不可行

“中國其實需要一個更堅厚、更堅實的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的空間，這個空間由於中共長期的政治壟斷，他們叫專政，所以，整個社會的橫向聯合、公民自由的空間被壓縮到了極點，尤其在文革時期，這種空間幾乎等於零。我個人並不覺得在中國急速地、快速地推行民主是一件可行的事情，甚至我認為是一個危險的事情。”

但另外一位學生領袖王丹卻認為，討論是應該進行漸進變革還是應該進行激進變革毫無意義：

“我們討論說，中國應該是改良還是革命，應該是溫和路線還是激進路線，這都是知識份子坐在屋裏自說自話，坐而論道。事實是說，這個社會的發展最後可能出現什麼情況，我覺得，負責任的做法是說，做各種方案的因應的對策研究，那個可能比你討論應不應該改良、應不應該革命（更有意義），因為那不是個應該不應該的問題。”

如何推動？

然而，不管中國的政治改革應該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不管變革的速度應該是激進、還是漸進，也不管這些問題是不是王丹所說的偽問題，六四後的中國政治現狀是：六四使通過街頭運動推動中國民主和通過中共黨內的改革力量推動民主都變得困難重重，在這種情況下，又如何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呢？

白夏推出新書《追尋中國的一個幽靈》

法國著名中國當代問題專家、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白夏最近推出了一本新書，題為《追尋中國的一個幽靈》，副題為”一九一九到二零零四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他在接受我的採訪時說：

“看整個中國社會，還是使我們建立一些希望，比方說，孫志剛的問題。孫志剛的問題是比較重要的。有意思的是：那是從六四以來第一次有一些知識份子寫聯名信，對人大常委會施加壓力，很多知識份子也簽了名，以後，政府改變了態度，當然，我們不是說，光是因為這封聯名信，就迫使政府改變了態度，但它肯定是一個因素，主要是，這是一個新的現象，就是知識份子不僅對社會現象發表意見，而且試圖影響政府決策，這是一個比較新的現象；

另外一個事情是，幾個人因為在網上撰文而被抓，說明沒有言論自由，去年11月份，也有好多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知識份子一起簽了一封聯名信，要求釋放那些所謂的政治犯，這個也是一個新的現象，因為從1989年3月以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知識份子沒有聯合起來，來施加壓力。這也可能是創造民主化的希望的現象。

另外，農民也開始組織起來，維護自己的權利，比方說，在中國中部，出現了許多小規模的農民協會，去跟鄉政府或縣政府談判。這說明，普通老百姓，所謂最落後的人，因為農民對知識份子來說是最落後的人，這些所謂最落後的人也開始覺悟自己有權利，並開始維護自己的權利，這也是引起希望的現象。”

王鵬令：先推動法治和社會改革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王鵬令雖然認為目前中國立即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化改革條件還不成熟，但他也說，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進步力量就應該無所作為：

“在當前的中國，應該強調兩條，一個是法治，另一個就是進行社會改革，以便使整個社會和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融合能夠更深一些，我覺得這是一個前提。”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伊莉莎白•佩里甚至認為，政治改革並不局限于民主選舉：

“我認為，把什麼是政治改革具體化是很重要的。當西方人談到政治改革時，往往把它當作民主選舉的同義詞。但我認為，政治改革不一定意味著只是選舉，而是包括一系列旨在使政府增加透明度、使他們的行為更能向民眾負責的舉措。這一類的政治改革步驟，在我看來，應該可以儘早開始。”

八九學潮期間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的憲法學家陳小平，則用法學語言解釋了近年來興起的民間維權運動：

陳小平：用權利義務術語解釋社會現象

“我們從現在的公民維權運動來看，我覺得，權利保護運動走在國家制度建構的前頭。一個國家的憲政運動由兩個部分組成，一個部分是權利運動，一個部分是制度建構，那麼，我們現在沒有制度建構，制度建構滯後，而權利運動開始浮上水面，權利運動推進制度建構，現在中國是這樣一種情形。

再回到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關係上，純粹意義上的經濟改革現在已經不再是社會話語的主流，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社會中，主宰話語霸權或者主宰話語權的是一部分法學家，他們把社會的各種術語轉化為權利義務術語，把工廠改革、下崗職工轉換為下崗職工的權益，把城市、鄉村拆遷戶的權利變成老百姓的財產權利，把網路封鎖變成老百姓的言論自由，等等，所有這些中國社會發生的現象，現在人們已經不再用經濟學的術語去解釋，開始用法學家的術語去解釋，用憲政背景下的話語去解釋，我覺得，這是中國現代社會漸進改革的一個嶄新的現象。”(//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