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趁江棋生的《跨世紀的良心犯》即將付梓，我們想說幾句話。

1989年北京爆發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時候，江棋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博士生。雖然他與我們同屬一個學校、一個系，但當時卻互不相識。在六四後的“清查”運動中，我們風聞本系有一位博士生，因拒絕“說清楚”自己在學潮中的所謂“問題”，竟被校方以“態度頑固”送交公安部所屬秦城監獄關押審查。後來情況如何，不得而知。

直至1993年春我們同他第一次見面時，才知道他被關押了17個月，終因找不到足以控罪的證據被“免予起訴”而獲釋。這次見面我們又知道他是江蘇常熟人，恰好與我們同鄉，也就自然多了一份鄉土親情。

那個時候，六四大屠殺在社會上造成的恐懼心理遠未消退，那些在大屠殺中失去親人的受難親屬仍處於悲苦無助的境地。雖然，我們聯絡一些難友所進行的尋訪、救助六四受難者的活動已開展兩年多時間了，但每取得一點小小的進展都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這一方面是由於當局的阻撓與破壞，另一方面也由於一些大屠殺的見證者乃至受害者本人怯于當局的威懾力而不敢同我們接觸。江棋生是一個有心人，雖然最初的接觸並不多，但他理解我們的處境，也知道我們當時最需要、最想做的是什麽。

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們漸漸失去了自由。由於安全部門的嚴密監控（包括監視、跟蹤、電話竊聽、盤問和扣留來訪者等等），我們與外界的聯繫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但令我們寬慰的是，我們的尋訪、救助活動並沒有因此停止，反而有了相當的進展。這裏，除了難友們的共同努力，也有同情者的出力相助，而江棋生正是這樣的同情者之一。在那段時間裏，他依然保持著與我們的聯繫。他主動幫我們尋找六四受難者的線索，受我們委託向一些受難者親屬送交人道救助款。爲此，他被列入了公安部門的黑名單，行動受到監控，甚至遭到安全局警察的無端辱駡和毆打。終於，在1994年六四周年前夕的一天上午，當他從我們家裏離開的時候，突然遭到安全局警察的非法綁架，並以所謂“收容審查”的名義在北京市西城區看守所裏整整關押了45天。事後他告訴我們，在收容審查期間公安人員對他的審問，主要涉及他與我們之間的聯繫，且所問問題大都來自電話竊聽。

爲此，我們心裏很不安，覺得不應該連累他。但是，江並不在意，也沒有因此而有所退縮。他說他作爲一個公民，作爲一個六四大屠殺的幸存者，知道什麽事該做，什麽事不該做：他只是想以平常心做一些平常事。

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鼓動下，國內經濟象吹足了氣的泡沫飛速膨脹，社會上人心浮動，很多當年從89天安門廣場下來的學運參與者也終因抵禦不住“大好商機”的誘惑而紛紛下海。我們理解並尊重他們的選擇，我們也曾聽說有人向江提出過這方面的建議，但他不爲所動。有一段時間，他爲一些私人公司做過文獻資料的翻譯工作，偶爾也幫助家鄉的鄉鎮企業推銷一些服裝産品，但只是以有限的傭金來維持生計而已。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有一句極具號召力的口號，叫做“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憑江的才智與資歷，他若要讓自己“先富起來”並不難，但他看重並追求的似乎並不是財富，而是作爲一個公民的自由與權利。他也有自己的一句口號，叫做“一部分人先自由起來”，當然這句口號的誘惑力並不大，沒有多少人回應。舊時人們常常把“安貧樂道”視爲做人之美操，但這樣的時代畢竟已經過去，如今早被新潮的人們視爲十足的迂腐。然而，任何事情總會有例外。江棋生就是一個例外。他有時調侃自己，說曾經當過很多年的插隊知青，大不了再當它一回。
“爲了自由……。”這是人生的諸多選擇中最合乎人性的一種選擇。但是在專制獨裁的共産中國，這種最合乎人性的選擇恰恰是最要不得的選擇，因爲這無異於選擇了坐牢或者流亡，亦即選擇了捨棄在自己國土上的那一份自由。這在很多人看來，斷然是最傻最不“明智”的。然而，在89年以後我們所結交的諸多新朋舊友中，恰恰有不少這樣的傻瓜，他們“爲了自由”已經坐了很多次牢，卻並沒有因此“聰明”起來；而且，時至今日，仍在爲坐牢做“準備”。現在，又有了一批比他們更年輕的朋友，如徐偉、楊子立、張宏海、靳海科以及劉荻、杜導斌等等，他（她）們現正忍受著鐵窗之苦，也傻得可以，如果不變得“聰明”起來，這個牢肯定還得坐下去。

我們想，這裏有一個道理是誰都懂得的，只是有些人裝做不懂而已，那就是自由是無價的，但得來是有代價的；這個代價不是你付，就是我付；而且付出的恰恰是你我想要得到的。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天下也沒有免費的自由。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的同胞已有很多人爲此付出了代價，包括生命的代價；最近的一次付出，就是1989年的那些勇敢的獻身者。有人說這樣的代價太昂貴了，能不能想個辦法，既不需要付出，又能夠得到，最好是等著有人送上門來。現在也確實有不少人是這樣想、這樣做的。我們想，這與其說是追求自由，不如說是拒絕和逃避自由。

這裏涉及到所謂“主義之爭”。我們注意到，這類爭論自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熱鬧起來的時候，恰好是民間社會持續了好多年的爭取自由與公民權利的運動被當局殘酷地鎮壓下去的時候。那是自六四大屠殺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鎮壓，很多人被捕入獄，判了重刑，很多人被放逐到了海外。1999年5月江棋生的被捕，已經是那一輪鎮壓的尾聲了。也許正是這種現實政治的殘酷，迫使一些良知之士退回到了書齋中，潛心於“主義”之研究。

現在，那場曾經激蕩於整個90年代的民間反對運動已成爲幾近於遺忘的記憶，作爲那場運動的當事者，現在回想起來不免令人神傷。記得1997年的初冬，江棋生來我們南方的避居地小住。我們談到89年那場被鎮壓的天安門民主運動，談到六四以後此起彼伏的民間抗議運動，談到了中國的出路問題。當時我們都覺得，要解決中國的出路問題不能寄希望于執政者的“開明”或“誠意”，也不能靠少數精英的所謂“安排”或“設計”，而要靠國人的普遍覺醒。而最重要的一點，是要使人人都明白，作爲一個國家的公民，他們都擁有與生俱來的一份自由和權利，這份自由和權利是不可轉讓、不可剝奪的。這就意味著必須促成這樣一個現實的轉變，即要使國人逐漸擺脫傳統意義上的子民或臣民定位，成爲真正具有獨立人格、個體意識的現代公民。據此，我們認爲：在當今的中國，無論是要推動體制內的政治改革，還是要爭取實現體制外的多黨競爭，抑或如當時有朋友所主張的實施憲政，都必須坐實在維護公民的基本自由與權利之上。因此，今日之當務之急，應該是一場切切實實的公民運動。其中的部分內涵，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公民的維權運動。

於是，經反復商議，決定共同起草一份有關公民權利的宣言，以期促成並啓動國內的公民運動。這個宣言從醞釀到定稿整整經過了一年時間，其間廣泛聽取了各界人士的意見，作了很多次修改，最後把文稿一分爲二：一個叫做“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另一個叫做“社會公正與公民權利宣言”。我們的本意，無非是想把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和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具體化爲國人可以接受的文本。現在，這兩個宣言也已成爲幾近於遺忘的記憶了，但在當時，卻曾在國內外引起過不小的反響，發表不幾天，國外就有好幾個譯本；而在國內，則有各地區衆多的公開簽名支援。江棋生是這兩個宣言的發起人之一，又是宣言發言人，但在宣言發表的之前之後，他卻多次被公安警察以所謂“度假旅遊”的名義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繫。此後，江棋生爲推進這場公民運動，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做了很多切實的工作，直到他1999年5月被捕入獄。在關押審訊期間，他先前寫的一些文章被列爲“煽動顛覆”的罪證，卻獨獨不提這兩個宣言，這似乎不合情理，也許當局有難言之隱，怕以此控罪反而會起到“負面作用”吧。

現在，江棋生已服完四年刑期回到了我們中間，並給我們留下了這本《跨世紀的良心犯》。他在書中記錄下了什麽，他在四年鐵窗生涯裏的所思所想，不用我們多說，朋友們通過閱讀自會明白。我們只是希望，作爲江的朋友，都能記住他爲國人的自由所付出的一切；同時，我們更希望江棋生以全新的裝束，爲自己、也爲國人的自由投入新的征程。

2003．10．29

(6/4/2004)

《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