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林丹,謝宗延報導）六月四日是」六四事件」 週年紀念日, 十五年前的這一天, 在中國北京, 人民子弟兵奉命對和平抗爭的學生和市民大開殺戒, 釀成了震驚世界的」六四」血案. 十五年來中國官方一直竭力掩蓋事實真相, 拒絕承認鎮壓和屠殺. 然而墨寫的謊言難以掩蓋血寫的事實. 在今天《透視中國》的紀念六四專題節目中, 高文謙先生將以他的親身經歷, 為六四作證.

高文謙: 我們家住在寬街, 每天早上上班的時候, 我們都有意識的騎自行車從天安門廣場那兒繞一圈. 到六月三號的時候, 我就發現那時候氣氛已經不對了. 六月三號就在六部口那兒已經有一輛軍車給截住了, 還有一輛卡車也被圍住了, 那卡車後來不是在電視鏡頭上全都有嘛. 有的人站在上面, 把鋼盔, 刺刀展覽. 而且我當時我已經感覺到, 他為甚麼要把這東西放到那塊兒, 就是在製造一種口實. 到下午兩三點的時候, 我又跑到六部口再看, 我第一次看到流血了. 就是從中南海的西南角有個邊門, 一大堆武警拿著棍子, 三角鐵朝人那就打, 最後把那一車東西都給搶回去了.

我的岳父家就住在北京飯店的後面的紅霞公寓裏面, 就是在南河沿的把口那兒, 所以我們吃完飯之後呢, 我跟我的妻子又到這個廣場上來看, 那個時候我已經真是聞到血腥味兒了. 我當時真想留在廣場, 因為我是研究歷史的, 我知道現代史的這一頁, 將是銘心刻骨的, 我希望作歷史的見證人. 我妻子不願意讓我冒這個險, 千勸萬勸, 我就是不聽. 不行. 最後她說了這麼一句話, 讓我在當時那麼一種激昂的,昂奮的, 說不清的一種情緒下冷靜下來了. 我妻子說: 你是研究歷史的, 你可以有你更大的作用. 你死在廣場上你的作用就沒有發揮. 聽了這話之後, 我一想這話也有道理, 我說: 那好吧, 我就回家去.

我當時心情呢, 雖然一方面我同意我妻子說的, 我回去. 但我心裏面非常之內疚. 因為我看到那個時候人們紛紛騎著自行車由北向南, 往天安門廣場騎, 而我是由南向北往, 往相反的方向騎. 當時騎車的時候, 我自己我都覺得籉不起頭來, 內心上就是有那麼一種自責. 覺得這種時候人家到天安門廣場去, 我要回到自己的家裏面去, 我就是懷著這麼一個心情回到家裏的. 回到家以後, 我就把電視打開了, 連篇的北京市政府的通告, 要求呆在家裏面. 這時我已經知道了今天晚上是必然動手無疑了. 接下來的話, 那當然是老百姓的血肉之軀, 怎麼能夠抵擋得住坦克車和衝鋒槍呢.

到了六月四號天亮之後, 美國之音已經報導了學生已經從廣場撤離了, 我當時就想到那兒去看一看去. 離沙灘兒路口還有三四十米這麼遠, 正在這時候幾輛軍車開得飛快, 嘩……, 開過來.車上當兵的就往車底下扔了兩顆催淚瓦斯, 噹噹, 非常悶的聲音就炸開了, 然後就是一梭子子彈. 然後這當兵的還哈哈大笑. 就是那一下子, 兩個人, 一個人的腿就被穿了, 還有一個人是側著把肩膀給穿了. 我當時我心裏就說不出的那麼一種感覺, 但是我還想往前騎, 這時候我踫到了兩個人, 一個是個大學生, 一邊騎呀一邊哭, 有人就圍著他問, 那邊情況怎麼樣? 他就下來, 泣不成聲說: 中國完了, 中國完了, 沒希望了. 還一個人 是護士長, 剛忙了一晚上回來, 她的那個白大褂下邊這都是血. 太慘了, 太慘了, 真是沒想到啊, 別的甚麼也不說.

最不願意看到的這一幕發生了, 而且發生的比我原來所想的還血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號天安門鎮壓, 無非就是工人民兵用棍棒, 把這人們給打散了就算了.這個可好, 我在沙灘那兒, 就已經是機關鎗朝著人就掃啊.

說著話我就到了南河沿口兒了, 西面就是天安門廣場, 正面就是公安部大門, 我當時印象是最裡面是一排坦克車, 已經就是把廣場的口給封上了, 然後呢坦克車前面是一排端著衝鋒槍的士兵, 端著槍這排士兵前面是一批拿著三角鐵的士兵, 距離封鎖線七八百米開外是一幫市民, 衝著他們喊: 打倒法西斯,李鵬政府殺人. 就在這時候, 從東面開來兩輛麵包車要進入天安門廣場. 因為它要進入天安門廣場, 必須先要經過市民這群人, 然後才能進入到廣場裡面去, 市民就把它們兩個麵包車就給攔下來了, 問你們幹甚麼去? 兩個麵包車的其中的第一個司機就說: 我們到廣場去給戒嚴部隊送汽水和麵包. 這幫市民一聽就火了, 他們還吃麵包, 還喝汽水. 結果拉下來就把司機一通揍, 結果第二輛車乘著這個亂乎勁兒, 一個拐彎一下就衝過去了. 這邊還沒看清怎麼回事呢, 那邊我就聽見噠噠噠……, 噠噠噠……,槍聲響了. 我們一看不好, 嘩一下又都散了, 從廣場往南河沿兒近裏兒跑, 我們幾個跑得比較快的就到了歐美同學會. 我們想到那裏面去躲一躲去,但傳達室這個老大爺死活不讓這幫人進. 他說:你們可千萬別進來呀, 你們要進來, 他們會追進來殺你們的, 這個我可擔待不起, 你可千萬別進來呀. 這時候有那麼一個人四十二軍的復員兵, 他一口東北話, 他說: 大爺啊, 你如果不讓我們進來的話, 我們都死在你這個歐美同學會這門口兒,這一輩子你心裏也不得安生. 大爺一聽這話那也是啊, 就說: 你們趕緊進來 , 你們趕緊進來吧. 就開門兒讓我們進去了. 我們就蹲在歐美同學會的這個門洞裡面, 然後就聽見街上繼續有槍聲, 噠噠噠 ……, 噠噠噠……. 我當時聽聲音判斷, 他已經不是在天安門那塊兒了,而是拐到了南河沿的裏邊, 追著進來了. 等了半個多小時以後, 我們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我就看到, 就那一陣子打死了四個人. 這是我親眼看見, 就在天安門廣場, 在公安部門口, 共和國士兵, 用老百姓勞動所製造出來的子彈來殺自己的人民

高文謙:六月四號那天上午我們心情都很沉重, 包括像我岳父他們這樣共產黨的老幹部當時也覺得怎麼能這樣做呢? 後來我妻子說她要給家裏買點菜去. 她下去了沒有多一會兒, 街面兒上就響起槍聲了, 噠噠噠……, 噠噠噠……. 每打一聲我的心就咯登一下子. 後來我岳父叫我趕緊到外面去找我妻子去. 我一看不好, 我趕緊到街上去了. 我一到街上就發現, 戒嚴部隊三個人一組, 三個人站在馬路這邊, 三個人站在馬路那一邊. 端著槍, 一邊往前走,一邊開槍. 我們一看情況不好, 就不敢再在南河沿兒走了, 我們就躲到南河沿兒邊上,皇城根的小胡同裡面去了, 我們就蹲在牆根底下. 這時候巧了, 跟我蹲一塊的是一個凳平板車的一個老大爺, 這大爺就自言自語地說: 當年小日本進北京城, 都沒有這麼殺人吶, 真是傷天害理啊. 他看我一眼,也不知道我是甚麼人, 會不會去告發他去, 但是他講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心裏話,就是當年日本人進北京都沒有這麼樣的大開殺戒.

你要真是說從六四鎮壓我看到的這麼有限的幾個場面, 那你想一想,至於說天安門廣場死沒死人, 甚麼甚麼地方死沒死人, 那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記者：您為一個歷史學者, 您能不能從中國共產黨建政以後的歷史為我們分析一下, 六四血案是一個必然發生的, 還是一個偶然事件?

高文謙：當然啦, 這個必然跟偶然這兩者有的時候不可能截然分開的. 有的時候的很多必然性的東西, 是通過偶然的因素表現出來的. 當然我認為從必然性來講, 就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不肯放棄權力, 任何一個老百姓,哪怕是善意的, 希望共產黨在政治上有所進步, 有所變化, 更能夠反映民意, 都被認為是企圖否定共產黨.

六四最後是以這麼一個血腥的一面給了結, 雖然我自己思想上是有所準備的, 也有預感, 但是最後這個局面這麼慘烈, 比原來想像的還要嚴重得多. 為甚麼我思想上有所準備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畢竟是研究歷史的, 我知道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 和建國以後的這幾十年的政治運動中, 他怎麼樣子對待自己的人民. 從鎮反, 肅反,到反右, 到文革, 這一幕幕的我非常清楚, 所以我不覺得非常奇怪. 但我總覺得經過文革之後, 共產黨應該從文革的慘痛的教訓中吸取這教訓了, 不能再重蹈覆徹了. 但是恰恰相反, 最根本的一點就是鄧小平是這個制度的符號, 他要為這個制度來說話. 而這個制度決定了他最終要走向這一步. 為甚麼? 就是本質上他不想放棄這個權力, 用陳雲的話講: 「我們這個共和國是兩千萬革命先烈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我們不能夠在我們手裏面這麼一朝一夕就給它丟掉」. 天下就是姓共產黨的, 就是王震講的話, 「這茅坑是老子挖的, 你別人誰也別想佔」. 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共產黨最後沒有完成一個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歷史轉變. 始終還是這麼一個邏輯: 打天下要坐天下. 中共現存的這種一黨專政的這種政治制度是萬惡之源, 必須下大力氣改革.

記者：您認為共產黨自身能夠完成這種變革嗎?

高文謙：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並不樂觀.

記者：有輿論說, 如果當年學生見好就收, 撤離廣場就不會發生這個流血事件, 您對這個看法怎麼評價呢?

高文謙：可能不會發生這麼慘烈, 但是所有的秋後算賬一樣也不會少, 一樣也不會少.

歷史以它沉重的筆墨，記載了”六四”這一人類歷史上的悲劇. 當我們靜下心來回顧新中國歷史的時候, 我們會驚異地發現, 五十多年來, 我們民族的悲劇從沒間斷. 從鎮反, 肅反, 到反右, 從十年文革, 六四血案, 到鎮壓法輪功, 每一代中國領導人的豐功偉績, 都與一個個悲劇相聯. 當文革過後許多人都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有沒有能力防止另一個文革的發生？當六四過後人們同樣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有沒有能力防止另一個六四的發生？也許您當年的答案並不悲觀, 那麼您今天的答案呢? 在下次《透視中國》的紀念六四專題節目中,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歷史學者高文謙先生的答案.(//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