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今年是中國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被鎮壓十五周年，也是中國民主主義領袖胡耀邦逝世十五周年。十五年前，胡耀邦逝世和中國共產黨軍隊以坦克、子彈對首都學生、平民的屠殺，使中國進入了一個以江澤民的獨裁、殘暴、愚昧統治為標誌的黑暗時代。

十五年過去了。江澤民雖然被迫交出國家主席和黨總書記兩個職務，卻繼續把持著軍隊至今不放。江澤民的獨裁、殘暴、愚昧的黑影，今天還籠罩中國。

這十五年，正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洶湧澎湃的十五年。從匈牙利、波蘭、俄羅斯到蒙古、南韓、台灣，全球民主國家迅速增加到一百二十多個。中國已成為自由民主浪潮包圍之中的最後一個共產軍事專制帝國。

五十九年前，毛澤東寫過一篇《兩個中國之命運》。他說：「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其結局是，毛澤東打倒了蔣介石「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的舊黨國，建立起毛澤東自己「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的新黨國。毛去世後，以胡耀邦為代表的中國民主主義者曾試圖通過「體制內」的政治改革終結黑暗黨國制度，在中國實現民主。他們失敗了。作為一個民主改革失敗者的代表，胡耀邦逝世激起的同情浪潮，演變成為十五年前中國波瀾壯闊的人民民主運動。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這一天，鄧小平以坦克和子彈扼殺了中國的民主，在刺刀下扶植起那個獨裁、殘暴、愚昧的江澤民、李鵬政權。江、李政權統治中國達十三年之久（1989-2002）。如今李鵬下台，七十八歲的江澤民，還賴在軍隊裡不走。可笑的是江澤民的什麼「重要思想」，先後被塞進「黨章」、「憲法」，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相提並論，列為黨國「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

難道中國人民能夠再等十五年，讓這套反民主、反科學、反和平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綑綁著中國繼續沉淪麼？

不能。現在是中國人民重新審視這段黑暗的歷史，告別黑暗，走向光明的時候了。

一、獨裁、殘暴、愚昧的江澤民年代

江澤民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中國共產黨內反改革元老選中的「第三代核心」。他一上台，即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取代一九八九年以前鄧、胡、趙時代的「經濟建設為中心」，以陳雲的「鳥籠經濟」取代開放市場，造成全國經濟「大滑坡」。一九九二年鄧小平「舉家南巡」，靠沿海「諸侯」炮打中央，迫使江澤民在經濟路線上告別陳雲鳥籠，向鄧小平輸誠，才挽救了自己的權力危機。江澤民統治中國的十三年，走的是一條反民主、反科學、反和平的軍事霸權帝國之路，把中國推向一個獨裁、殘暴、愚昧的黑暗年代。第一，政治領域。江澤民退回到毛澤東年代「一手槍桿子，一手筆桿子」的軍事暴力和意識形態專政，恢復毛澤東式的個人崇拜。

江澤民政權是在軍事暴力鎮壓人民民主運動的血泊中建立的，江澤民也主要靠軍事暴力（「槍桿子」）和意識形態專政（「筆桿子」）維持他的獨裁統治。在思想、政治、文化、宗教、民族等一切領域，江澤民倚仗國家暴力機器，用查禁、逮捕、強制勞教、非法審判、囚禁殺戮等殘暴手段，把他認為可能挑戰他的獨裁恐怖統治的自由主義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江澤民對法輪功與民間基督教、天主教，以及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異議人士和宗教活動的迫害，其手段之嚴密、殘忍，遠遠超過鄧、胡、趙時代，某些方面比毛澤東有過之無不及。鄧胡趙時代，曾制定西藏、新疆政策《西藏六條》《新疆六條》，擴大少數民族自治權，獲得西藏、新疆人民包括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的支持。後來因王震為代表的反改革派抵制得到鄧小平的支持而未能實行。毛澤東時代，王震、鄧力群在新疆搞大漢族主義迫害新疆人民，毛派習仲勳去新疆糾正，撤銷王震、鄧力群職務。毛澤東要習仲勳開除鄧力群的黨籍，習仲勳當時力保鄧力群，後來鄧力群反胡耀邦時，習仲勳表示「悔不該保他，不如當年除此後患！」江澤民對法輪功的迫害，其打擊面之廣，手段之野蠻殘酷，堪稱毛澤東「文革」、鄧小平「六四」之後的第三塊邪惡? 蔥{碑。

江澤民自一九九五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講政治」口號，就致力於製造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從「講政治」，到「三講」（「講政治、講正氣、講學習」），到「三個代表」，把自己塑造成為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後的第三個「絕對權威」。中共十六大和中國十屆人大二次會議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放進黨章、憲法，對江澤民的個人崇拜已達到同毛澤東、鄧小平「試比高」的荒謬程度。如果對毛澤東、鄧小平的個人崇拜是中國的兩場歷史悲劇，導致文革與六四歷史災難；那末對江澤民的個人崇拜，不過是齣遭人恥笑的歷史鬧劇罷了。

第二，經濟領域。江澤民實行專制獨裁統治下的特權與磪輓畢X，盲目追求GDP增長，竭澤而漁，導致大量浪費國家資源，嚴重破壞自然生態環境，損害社會公平和人民福祉，形成制度性的貪瀆腐敗和城鄉、工農、貧富兩極分化。

江澤民統治中國的十三年，形成了所謂「政治精英」（黨國官僚）、「經濟精英」（依附黨國官僚與資本集團的經濟學家、企業管理者）、「知識精英」構成的權貴階層。這個權貴階層憑藉專制獨裁制度的掩護，通過權錢勾結和不平等競爭手段操控市場，大量侵吞國家和人民資產，以廉價的不自由勞工和國家壟斷的土地資源「磁吸」國外資金，追求GDP的高速增長，使增長的財富都落到富裕的權貴家族手中，社會貧富差距已拉大到世界貧富最不平等國家之一。

江澤民年代盲目追求GDP增長的結果，造成國家資源的巨大浪費和自然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牛文元指出：中國每創造一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法的7.7倍，日本的11.5倍。中國消耗全球31%原煤，30%鐵礦石，27%銅材，40%水泥，只創造不足全球4%的GDP。牛文元還指出：中國的GDP增長，至少18%是以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透支為代價獲得。中國建設部資料顯示：中國有十一個省市一百餘縣級以上城市供水短缺，嚴重缺水城市佔56%，城市總缺水量達六十億立方米；但另一方面，中國城市供水系統（自來水）的漏損率平均達21.5%，年漏量達一百億立方米。

江澤民年代盲目追求GDP發展造成政府和企業忽視生產安全，草菅人命。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公佈：二○○三年中國煤礦爆炸、工廠火災，及其他事故造成一萬七千三百一十五人死亡，其中煤礦事故死亡6702人，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

第三，軍事與國際關係領域。江澤民從毛澤東、鄧小平時代「不稱霸」、「不當頭」的防禦戰略轉向進攻性的「外向型軍事戰略」，引起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對「中國威脅」的恐懼。

毛澤東時代的軍事戰略是防禦戰略，所謂「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要準備打仗」，主要是防禦蘇聯進攻。鄧小平時代國際形勢變化，中美建交後蘇聯威脅減弱。一九七九年中國、越南之戰蘇聯袖手旁觀，使鄧小平從此放心偃武修「經」，把重心轉向經濟建設，裁減軍隊，緊縮軍事預算，強調在國際關係領域「韜光養晦」、「不當頭」。江澤民時代蘇聯瓦解，中國與美國克林頓政府結成「戰略夥伴」，台灣終止動員戡亂，中國已完全解除外敵入侵威脅，獲得歷史上空前的和平、安全環境。但是，江澤民的十三年，在國無外敵威脅的和平、安全環境之中，每年軍費兩位數字增長，花費大量外匯向俄羅斯、烏克蘭等國購買先進軍事裝備，引進現代軍事技術和軍事科技人才，從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的軍事防禦戰略轉向軍事進攻戰略，發展與擴散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不斷以武力威脅台灣。中國軍方提出「外向型軍事戰略」，宣稱「第一個踏腳板是台灣，如果不把台灣拿過來，中國就永遠難以外向，永遠困守在中原大陸」。

當國際社會正在作出「中國威脅論」與「中國騰飛論」、「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天堂論」的兩極解讀時，中國正在悄悄跨進一個新的時代：胡錦濤時代。

二、胡錦濤、溫家寶究竟有無「新政」？

中共十六大自始至終由江澤民唱獨角戲。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不但在十六大塞進黨章，還在剛剛結束的十屆人大二次會議塞進憲法。所以有人認為，江澤民時代還結束不了呢！至於「胡、溫新政」，未見誕生似已胎死腹中。什麼「樹立憲法權威」、「健全憲法監督機制」，什麼「新聞解禁」、「結社解禁」、「開放人民輿論陣地」，只聽雷響，不見雨來。現在連雷也聽不見了。

胡、溫的問題在哪裡？他們是同江、李一樣的暴君、屠夫，只是裝出一副「親民」的假面？還是胡（耀邦）、趙（紫陽）一樣的改革者，只是在等待更成熟的時機？

從中共十六大以來胡、溫留下的足印來看，並不能得出他們只是「江規胡隨」的結論。至少在政治、經濟、國際關係三個重要施政領域，他們都提出了迥異於江澤民年代的「新思維」。

第一，修憲與憲政。

胡錦濤當選總書記後發表首次公開演說，引人注目地打出了「憲法牌」，而江澤民也引人注目地沒有出席那次紀念八二憲法二十周年大會。胡錦濤強調指出「憲法高於一切」，「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凌駕於憲法權威之上。」接著在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回答民主黨派人士提問時，胡錦濤說：

「政治改革，長期以來是黨內、黨外和社會各界的主流意見。政治改革是本屆中央政治局的一項重要工作。政治改革首先要在黨內、社會上確立憲法至高無上的權威，貫徹依法治國。在法律面前，黨組織、政府和黨政領導人，沒有任何特權。特權就是違法，踐踏法律。要建立對共產黨和領導幹部的有效監督機制，要確立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法定地位。」

胡錦濤的最初宣示，似乎表明在他執政之初，確曾準備通過修憲，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主流意見」的政治改革有所回應，有意將修憲與行憲作為啟動中國政治改革（即憲政改革）的第一步。

中國是有憲法無憲政的共產黨一黨專政國家。中國憲法，只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綱領，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言，是中國革命與建設理論、路線和政策的表達。現在胡錦濤要行憲政了，立即引起社會熱烈回應，專家學者的修憲研討會，提出大量涉及憲政體制根本改革的建言。如：「通過修憲討論形成憲政共識，啟動憲法大修，把這部非憲政架構的憲法通過修改建立起憲政體制」；「修憲重點放在制度安排、人權保障、權力制衡與運作程序，細化憲法中的制度安排，使之在執行中具可操作性」。如：憲法序言是否科學、應否保留？有學者認為「把共產黨合法性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等聯繫在一起是個大錯誤」；「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提法直接與人權相對立」，等等。

這些建言被認為「企圖改變中國現行制度」。於是中共中央下令各種研討會「三不能提」：「不能提修憲」，「不能提政改」，「不能提六四」。胡錦濤最後決策「小修」，「可不改的不改」。於是二○○四修憲的最後特色，只剩下一個「江澤民特色」。正如十屆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後的宣告：

「全國人大代表普遍認為，把黨的十六大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方針政策寫入憲法，特別是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其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至此胡錦濤的憲政改革「新思維」若電光之一閃，即消失於有憲法無憲政的黑暗中。

第二，科學發展觀。

相對於江澤民盲目追求GDP增長，蔑視人，蔑視自然，蔑視社會發展和生態保護的反科學發展觀，胡、溫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五大要點的「科學發展觀」。溫家寶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對科學發展觀的落實作了工作部署。

然而從執行情況來看，地方阻力很大。溫家寶針對地方盲目追求GDP增長的過度投資、不講效益的重覆建設要求降溫，把二○○四年度的增長目標降到7%；但並未剎住全國過度增長的勢頭。今年第一季度中國GDP增長9.7%，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達到43%！

如果說胡、溫在憲政改革的政治議題上已經全線退卻，回到江澤民的黑暗年代，則在科學發展觀的經濟議題上無退卻餘地。因為顯而易見，江澤民十三年盲目追求GDP增長的反科學發展觀造成的經濟、金融、社會、自然惡果，已瀕臨危險邊緣；再不改變，「中國崩潰」將不是神話而將成為現實。從現在起改弦易轍，遵循胡、溫的科學發展觀，實施「以人為本，全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是避免「中國崩潰」的唯一選擇。

第三，和平崛起論。

胡、溫在國際關係領域提出「和平崛起論」，是為了消解江澤民年代中國「軍事崛起」引發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對「中國威脅」的疑懼。胡、溫上台以來，主動開展以發展國際經貿關係為重心的和平外交；在國際社會扮演和平協調者的角色，如協調美國解決北韓核武危機等。「和平崛起論」雖然還未能形成一種「理論」，但其名詞本身已具有消解「中國威脅」之意，使「胡、溫外交」頗得國際社會青睞，得分超過江澤民的「作秀外交」。但胡、溫「和平崛起論」的要害在台灣海峽，假如胡、溫繼續沿襲江澤民年代對台灣進行武力威脅，其「和平崛起論」必難以取信於國際。從美國一面表示感謝胡、溫在韓核問題上的合作，一面仍積極部署以關島為核心的亞太軍事防禦體系，顯示中國只要在台海部署大量飛彈、繼續進行對台用武的軍事準備，就無法消除美國和國際社會對「中國威脅」的疑懼。

胡、溫的對台政策，目前似處於舉棋不定的動搖狀態。去年底今年初，從溫家寶訪美到中國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中國與美國之間對台海議題已有初步共識，即布殊會見溫家寶時那句「雙方不片面改變現狀」。接著就產生了溫家寶在人大閉幕記者會上那四個「以最大努力」。這是中國對台政策表達最平和的一次。前面兩個「最大努力」：維護台海和平穩定與三通及經貿、人員往來，屬於台、中雙方都可以接受的領域，即不改變台海和平現狀與兩岸經貿合作。後面兩個「最大努力」：「一個中國」原則下政治談判與「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中國未來目標；至少要到二○二○年全面小康或民主化後才會提上中國議程。然而好景不長，五月十七日凌晨中國國台辦發表由中共中央授權的對台政策正式聲明，標誌中共對台政策有退回二○○○年以前「一中」掛帥、文攻武嚇的可能。聲明不提四個「以最大努力」，不再區別政治談判與經貿合作，而是「一中」壓倒一切，不承認「一中」就一切免談！火藥味之濃，為胡、溫執政以來所僅見。

總體看來，胡、溫執政的一年半，在政治、經濟、國際關係三大領域提出修憲與憲政、科學發展觀與和平崛起論，對獨裁、殘暴、愚昧的江澤民統治均具針對性，不能說無行新政之意。結果修憲雷大雨小，沒有絲毫觸動有憲法無憲政的政治生態；對台海軍事部署、武力威脅不減反增，「和平崛起」徒具空言。最後只剩下經濟、社會領域的科學發展觀，正處於GDP過度增長、低效投資過熱的困境之中。若沒有一個開放的政治生態與和平的周邊環境，科學發展觀能抵擋得住貪瀆腐敗的權貴勢力抗拒麼？

三、告別黑暗，走向光明中國的歷史時刻已到

在這「六四」屠殺十五周年祭的歷史時刻，台灣國史館出版了一部書《見證台灣》。這不是一部回憶錄，也不是傳記或口述歷史，而是一部真實歷史的記錄，是歷史本身。歷史本身誰也砍不掉！這部書是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到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期間，蔣經國與李登輝一百五十六次會見談話內容的筆記。那時台灣正處於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危險的局面。美國對台「斷交、撤軍、廢約」，使這個原來靠美國支持的國民黨黨國政權面臨生死存亡的抉擇。蔣經國採取了三項政策：

第一，解除戒嚴，取消黨禁、報禁，準備民意代表全部直接選舉，走上民主化本土化之路。

第二，放棄反攻大陸，開放兩岸民間交往探親與間接貿易。

第三，政治「三不」，即政府間「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蔣經國認為，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個黨國政府一接觸，一談判，一妥協，共產黨必然吃掉台灣的國民黨政府。

這就是蔣經國終結黨國專制統治，開創台灣民主新局，渡過國家生存危機的三大政策。

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利四月二十一日在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聽證會上的證詞指出：「不論在亞洲或在全世界，台灣都是民主典範。美國會和在台灣的朋友討論如何將他們的經驗介紹給全球，如何讓台灣的範例供全世界有意推動民主改造的國家引為借鏡。」

憲政民主，科學發展，和平崛起，「胡溫新政」作出這三大選擇的方向是正確的。今天的問題，是要堅定不移地把這三大領域的改革同時推向前進，才能像台灣一樣創造出政治民主、經濟騰飛、社會安定的奇蹟。

最重要的，是體制內改革派領袖與體制外民主改革派的互動；只有體制內外一切民主改革力量的大聯合，才能克服黨國權貴階層反改革黑暗勢力的抗拒，讓中國走向光明。因此我謹向有志於憲政民主改革的中國改革派領袖和社會民主改革派推薦這部台灣民主開創時期的歷史記錄《見證台灣》。

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歷史時刻已到，中國人民不能再等十五年。

（二○○四年五月十八日於台北紅樹林）

──轉自《爭鳴六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