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衛君宇波士頓報導)初夏的波士頓﹐微涼。如約見到了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作訪問學者的王有才﹐並在他的住所進行了訪談。一個過去只是在新聞中聽到的人物﹐其生活﹑為人與所追尋實踐的理想與事業﹐在輕鬆的氣氛中展開了。

* 話當年

畢業于浙江大學物理系的王有才﹐考入北大物理系後﹐起初也只是平靜踏實的作他的激光研究。但對中國的命運與前途的思考﹐也就在那個時候開始。86年學潮時他初涉民運﹐89年學生運動時作為北京高校聯合會(北高聯)的秘書長﹐「6‧4」之後即遭通輯。因其不大拋頭露面﹐公安起初懸拿的照片竟是錯的。後來去北大找他的相片﹐系裡的老師不予配合﹐據說當時大多數的教授寧可丟飯碗也不願說違心話﹐那時的北大人﹐還是當之無愧的。如今的北大﹐按王有才的說法﹐就是“摻進了沙子”﹕既得利益者閉上了口﹐別有用心者掌權得勢。

「6‧4」那天﹐接到在京各家醫院不斷打到北高聯的電話﹐知會學生的傷亡情況﹐據王有才據當時根據電話的作統計﹐死傷人數應在兩﹑三千人。自己的好朋友﹐時在天文臺氣象研究所讀研究生的張偉華就當場被打死。接了那麼多的電話﹐身邊的人轉瞬殞命﹐對他的震憾是巨大的﹐其餘波甚至一直持續到今天﹐成為一沉重的精神負擔﹐揮之不去。

* 為了責任

最終﹐搜捕者還是從浙江大學找到了他的檔案照﹐「6‧4」後幾個月他被捕入獄。兩年多後出來﹐他開始更認真的思索民主自由的在中國走向。

當他98年開始籌建中國民主黨時﹐確有一番躊躇。那時他是杭州一大企業的中層幹部﹐他和妻子都是年薪數萬﹐生活優裕。取與捨間是利與義的較量。後來還是理想與承擔使得他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雖稍後即為此下獄﹐但他至今無悔。

問到他對64印象最深處﹐王有才說那就是他深深認識到﹕專制政權很惡。他認為中國問題的根本是專制獨裁﹐人民沒有真正的權利可言﹐所以必須有制衡統治者權力和保護人民權利的健康機製。公民社會的成長與成熟﹐以及真正意義上的反對派的存在﹐可以促成這樣的機製﹐這也是他創建一個反對黨 — 中國民主黨的初衷。他希望能籍此搭一個平臺﹐讓民間的各種力量都能去自由交流和發聲。

許多人覺得他很勇敢﹐向共產專制挑戰。他說其實他自己也怕﹐勇氣尚在其次﹐但正因為怕使得他更加厭惡這樣的政權﹐所以由此而生的對社會和人民的不容辭的責任﹐才是他矢志改變它。

* 希望在民間

當談到是否當今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已不象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們那樣關注社會時﹐王有才說不然。當年的學運﹐其實有點泡沫式民主的意味﹕組織者並無非常成熟的理念﹐而參與的人多是憑着一種善良的願望和熱情﹐對自由和民主的真正價值體現還不很清楚。

然而今天﹐對權利的維護和對自由民主的嚮往來自民間﹐89後十幾年﹐江時代之窒息與壓制﹐相比胡趙時代要黑暗得多。此等更專制暴虐的統治﹐使社會上的方方面面力量的利益都受到了極大的傷害﹐變革的願望是從草根而起﹐甚至共產黨內部也不乏有識之士心裡也明白﹐變革是不可避免的。他舉了一個例子﹐說他98年被捕時﹐有一千多人在杭州少年宮廣場抗議﹐很多是年輕的大學生﹐甚至中學生。

雖然「6‧4」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噤聲尤其是犬儒的知識分子群體﹐極大地扼殺了社會的公義和道德﹐但隨着人們漸漸公民維權意識的覺醒﹐王有才所看到的﹐還是希望多于挫折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