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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資源扭曲 中國教育病得不輕

【大紀元6月27日訊】每年六月,中國有兩大群人處於極為焦慮狀態。一是數百萬參加高考的高中學生家庭,正在等著自己的子弟通過高考「跳龍門」。據報導,今年中國參加高考人數達七二三萬,較去年增一一○萬。農村考生人數首次超過城鎮,占考生人數達五五%;二是大學畢業生的家庭成員正在焦灼地等待子女順利就業的消息。四年以前,他們期盼自己的子女「跳龍門」,卻沒想到躍「龍門」之後,竟是無法就業。

大學生就業率持續四年走低

鑑於去年高校畢業生一次就業率低於五○%的不良成績單,中國政府禁止報導今年高校畢業生一次就業率,尤其是不得洩漏有關資料。筆者查遍所有的媒體,都無法見到一條關於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的報導,只能看到中國教育部與勞動部在媒體上各自表達的「決心」:一定要在今年九月一日以前,保證高校畢業生一次就業率達到七○%。按照中國政治文化,既然就業率成了有預期目標的「政治任務」,那就決無達不到目標的道理,否則烏紗帽難保。相信到了七月底,中國政府披露的一次就業率一定會達到或接近七○%這一目標。至於真實數字,則成為「國家機密」,對外不公開。

必須說明的是,上述還只是中國國內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狀態,從海外留學歸來的(大陸稱之為「海歸」)還不計在內。而「海歸」的貶值僅舉一例:近年來留學瑞士的中國留學生已經高達十萬人,據說該國每年每名留學生的學費與生活費高達三萬美元,所學專業集中於酒店管理與旅遊專業,四年下來共計花費十二萬美元,而回國後能夠謀到一份月薪為二○○○元至三○○○元的工作就算是幸運兒。教育的高投入與低產出於此可見一斑。

不能說中國政府不著急,據他們自己反複強調,他們一直將城市下崗工人、大學畢業生與農村過剩勞動力的就業當作最重要的政府工作來抓,不過既然就業難已經成了這三大社會群體的普遍狀態,中國還有什麼群體能夠輕而易舉地就業呢?

今年中國政府為了安排大學生就業,可謂奇招迭出。一是讓軍隊大量招募大學畢業生入伍,許諾各種優惠條件,比如在部隊服役時立二等功(有的軍區放寬至三等功)者,退役後可保送研究生,並每年給予六○○○元人民幣獎學金等;二是逼迫高較教師利用各種人際關係為畢業生找工作,比如河南科技大學就將學生就業率與教師收入掛起鉤來,達不到標準要扣教師工資;三是規定高等學校必須公佈本校就業率,並將就業率與招生指標直接掛鉤。遼寧省率先實行這一制度,規定從今年開始,遼寧省將定期在全省高校開展畢業生就業工作評估,評估結果要作為高較專業設置和結構調整的主要依據,對評定為不合格或就業率過低的高較、專業,將根據情況減少招生數量或限制招生。四是用政治動員的方式,要求學生們到中國的西部工作。多年來飽受失業人數過多之苦的遼寧省又率先行動,由省政府頒佈了一個《關於實施二○○四年大學生志願服務遼西北計劃通知》,規定由省政府拿出錢來,實行「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每名大學生到遼寧本省的西北窮困地區服務期間,每年一人補助一萬元人民幣,主要從事鄉鎮(村)的教育、衛生、農技、扶貧等方面的志願服務工作,也可兼職擔任所在鄉鎮團委副書記、中小學副校長、鄉鎮醫院副院長及其他方面的管理工作 ── 但筆者須指出的是:這是個計劃,而計劃主要功能是上報給上級政府,比如給中央政府看的,能否落實,列計劃時無須考慮,一般來說,上級政府也不會來檢查計劃執行情況。五是報導女大學生志願當專職家庭主婦的消息,據報導稱有二○%的女生「自願不就業」,選擇在家做家庭主婦。

與此同時中國媒體也大造輿論,指稱中國人認為大學畢業就能夠就業是個思想誤區,必須糾正。因為據「國際經驗」,大學畢業生不工作是正常狀態。只是這些報導並未指出這是哪些國家的經驗。

不知道那些堅持中國現在已經全面市場化的中國專家們,從這條消息中能夠讀出市場化的資訊來否?

從數字看畸形教育現狀

一、公共教育經費居世界上最低。據中國自稱,二○○○年中國的教育經費占全國GDP的二.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年鑒提供的資料僅為二%),比一九八○年的二.五%下降了○.二個百分點,低於世界各國的平均水平(五.一%),更是遠低於臺灣近十餘年高達六%以上的水平。根據聯合國的批評,這個數字僅僅是聯合國所建議的三分之一;而且政府公共預算只占教育總經費的五三%,剩下的四七%則要求家長或其他來源去填補。

二、前現代化農業社會的國民受教育程度:中國政府定的脫盲(即非文盲)標準是:城鎮居民識二○○○個漢字,農民識一五○○個漢字,能夠看懂淺顯通俗的報刊、文章,能夠記簡單的帳目,能夠書寫簡單的應用文。即使以這一低標準衡量,據二○○○年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成人文盲(十五歲以上)數量還高達八五○○萬,成人文盲率也還有八.七二%,此外還有一億半文盲 ── 筆者在此還得指出一個讓中國政府不痛快的事實:中國報刊上常用漢字高達八○○○個以上,按中國政府欽定的脫盲標準,上述非文盲既無法讀報,更無法接受任何稍微複雜一些的技術訓練。

三、城鄉居民的低收入與高等教育的昂貴收費。(見表)



四、在較大學生占適齡人口(十八至二十二歲)的比重:二○○○年中國這一指標為四.三九%,即使是按近兩年中國高校瘋狂擴招的結果,二○○二年也只達到七.○三%,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十九%的水平。

五、在校貧困大學生比例偏高。近年來,由於「教育產業化」政策的推行,不少中國家庭無法支付日益昂貴的學費,貧困大學生數量增大,成了高等教育中一道讓人感到悲哀的風景線。據調查,在北京大學、清華、復旦這類一流學校中,貧困大學生(每月伙食費一五○元人民幣)比例為一五%;而在普通高校中,則高達三○%以上。這些學生因長期吃不飽飯而營養嚴重不良。在就業機會稀缺的中國,不少大學生被迫賣血、求乞,女大學生被迫賣淫。作家何建明經過兩年多調查,寫了一本反映貧困大學生群體的報告文學《落淚是金》,裡面記述的悲慘故事催人淚下,筆者讀後數日鬱鬱。另一位名叫陳傑人的記者去年五月二十二日發表了一篇(女大學生賣淫調查),引起當局震怒,受到懲罰,刊登該報導的《青年參考》雜誌主編被撤職。

現在還需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教育賠本,在大學教育這條獨木橋上走的人還越來越多?

知識型勞力嚴重過剩的原因何在?

中國的「知識型勞動力過剩」現象不會是一個短期現象。由於中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且農村經濟凋敝,大量低素質勞力過剩。而城市的勞動力市場則被分割為正規部門(又稱現代部門)和非正規部門(傳統部門)。這裡的所謂「正規部門」是指那些工資報酬和福利待遇比較高、工作比較穩定的大公司和政府部門,就業機會通常非常有限;「非正規部門」是指工作沒有保障、報酬低且不穩定的一些個體小企業和臨時性工作機會,低素質勞動力往往只能在非正規部門如礦山、建築業尋找低薪而辛苦的工作。而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者一般不願意考慮在非正規部門就業,尤其是家庭經濟狀況較好的人,由於沒有生存壓力,有可能花費較長時間在正規部門裡尋找就業機會。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擴張過快,向社會供給的知識型勞動力越來越多,與此同時,現代部門又未能同步提供就業機會,結果必然出現「知識型勞力過剩」現象。

在中國,「知識型勞力過剩」既是教育深化的結果,同時也刺激教育的過度擴張。在九○年代前期,中國的失業者主要是文化程度較低的人,父母為了避免子女成年後面臨失業的風險,往往傾囊而出,讓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而到了九○年代中期,中專畢業的勞動力也難以找到工作,家長被迫使支援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家長和學生的「理性選擇」在宏觀上卻產生了一個非理性的結局:大學本科畢業生的就業率越低,願意在大學本科教育上大量投資的人反而越多,這就是沒有任何出路的農家子弟今年報考人數反而上升的原因;反過來,這又刺激了大學的持續膨脹,導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進一步下降。這種結局一方面意味著「知識型勞力過剩」現象在中國將會長期存在,另一方面又表明大學教育的過度擴張造成了對勞動力的「過度教育」。

教育的過度發展與「知識型勞動力過剩」的互動必然造成教育資源的配置不當和投資效率低下。一方面,受過相當教育的知識型勞動者處在閒置和半閒置狀態中,這是人力資源的嚴重浪費;另一方面,教育的過度發展又虛耗了產業發展所必須的物質資源。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投資應與其國情相適應,並非在任何條件下都是教育投資越多越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否出現「知識型勞動力過剩」現象,也是檢驗一個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展程度的標誌,無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達到什麼水平,少數都市的發達程度有多高,只要存在著「知識型勞動力過剩」現象,就說明這個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可能陷入了瓶頸。

上述分析展示了一幅奇怪的圖景:中國目前人口總體受教育程度偏低,文盲半文盲率偏高;公共教育經費投入遠低於經濟增長速度(世界各國是公共教育經費投入增長速度高於經濟增長速度);國民收入偏低,而教育產品的消費偏高,遠遠超過了一般家庭承受能力,成為中國人消費的奢侈品;號稱迅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卻消化不了高素質勞動力,導致中國在文盲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形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力過剩的問題。而政府能夠想得出的解決辦法.居然是在吃財政飯的人員過多(一/廿八人,即二十八個人供養一個官員,個別地方甚至達到了空前的一/九人,如陝西省黃龍縣是九個農民供養一個幹部)的情況下,還要推出「一村一個大學生」這種飲鴉止渴的辦法。

教育是一個國家的末來,凡考察一個國家的未來發展前景,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就是國民教育。綜合上述資料,可以斷言,中國的教育有病,病根則在於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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