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曉明:當代圈地運動及拆遷難民的境遇

馬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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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7日訊】各位讀者﹐如果有一天﹐您突然被告知﹐說您居住多年﹑還算完好的一套住房因舊城改造﹐需要拆除建新樓﹐您必須搬走﹐並且過了承諾回遷的期限﹐兩年﹑三年﹑五年﹑六年﹐您應該住上的新房卻無蹤影﹐天天打問﹐仍無可信的答復﹐您會怎樣想呢﹖可千萬不要認為這是人為編造﹑聳人聽聞的故事﹐也不要以為這是距您遙遠的只會發生在別人生活中的災難。在中國的古城西安﹐就有上萬戶居民處於這種境地﹐四五萬人口失去住房﹐四處寄居﹐求告無門。

嚴峻的現實

從1992年開始﹐隨着進一步改革開放﹐官商勾結﹐橫發暴富的一個個領域開闢出來﹐中國涌起了炒股﹑集資騙貸﹑炒房地產的狂潮﹐西安自然也在衝擊之下。投機商與官府合作﹐一面加緊倒賣城中閑置的地塊和城郊的農田﹐一面盯上了城區交通便利﹑緊靠商業區的住宅區。特別是不屬機關單位的社會住宅區﹐成了主要目標。這樣的住宅區地理位置好﹐居民沒有統一的工作單位﹐職業各種各樣﹐文化程度相對較低﹐便於各個擊破。從92年冬天到96年底﹐西安市像這樣的非公用性的居民區“改造”工程大約有三十多處實施﹐全國許多城市也程度不同地出現這種情況﹐形成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場圈地運動。

這些城市改造小區原有的居民﹐都得到拆遷辦信誓旦旦地保證﹐就像國家規定的那樣﹐拆遷後一年半的時間﹐就可以回遷住上新房。能有一套設施大為改觀的新房﹐而且18個月內就能搬回來住上﹐這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情啊﹗儘管有許多疑惑﹐許多居民還是將信將疑地搬遷出去。然而﹐18個月後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位於西安東關的古蹟嶺小區﹐面積為135畝﹐共有拆遷戶1100多戶。從92年11月起拆遷﹐目前已蓋起近五十棟住宅樓﹐許多整棟樓﹑許多單元套房賣給了外單位或外來買房戶﹐然而﹐800多戶應安置多套住房的拆遷戶﹐只安置了一套或兩套﹐還有200多戶完全沒有得到安置。六年了﹐實際給拆遷戶安置的住房﹐還不到應安置住房的三分之一﹔

風雷巷“小區改造”工程﹐47.82畝﹐有931戶居民﹐93年12月11日拆遷﹐94年4月18日開工﹐95年12月停工﹐至今沒有一戶得到安置﹔

解放路勤民巷小區﹐51畝﹐從92年冬天開始拆遷﹐現在仍沒有動工。六年了﹐大部份居民易地安置﹐570戶中還有80多戶至今沒有得到安置﹐50多戶原在這裡有門面房的工商戶失去生計﹐陷入困境﹔

解放路東二路口有66戶商業戶的商店和住房﹐面積7畝多﹐從93年9月就被拆除﹐五年了﹐工程毫無蹤影﹐拆遷戶們幾經交涉﹐只好臨街搭起活動房﹐賣貨為生﹔

西安城南的刁家村﹐原為農村﹐由於多年單位征用土地﹐已無地可種﹐1980年﹐國家將全部農民轉為城市居民。由於政府給該村居民安排的工作單位大多停產倒閉﹐所以這個村的居民多以出租房屋為生。1993年﹐這裡也遭拆遷厄運﹐全村146戶1800多人四處租房過渡﹐五年了﹐三十畝地上只蓋成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一棟樓﹐居民失去原有的私房﹐也失去了出租房的收入﹐還要租房住﹐錢從那裡來﹖

東關柿園路北側“舊改”工程﹐面積14畝﹐被拆遷居民84戶﹐1995年12月動工﹐至今沒蓋成一棟樓﹐沒有一戶得到安置﹔

中山門小區從94年拆遷﹐面積57畝﹐有400多戶居民﹐目前仍有100多戶不能回遷﹐100多獨門獨戶門面房合同得不到履行﹐他們已眼巴巴地等了四年﹔

東新街小區有95畝1200多戶﹐95年2月完成拆遷﹐98年6月前完全沒有動工﹐也就不可能有一戶居民住上新樓﹔

南院門北區面積40多畝﹐居民806戶﹐96年11月拆遷。98年7月﹐18個月期限到了的時候﹐拆遷戶們回來一看﹐僅蓋的三棟樓房已停工﹐被異地安置到南二環路的居民到南二環去看房子﹐結果連工程地點都沒有﹐806戶居民這才知道情況不妙。

居民從拆遷搬出舊房到重新住上新房這段時間叫過渡。他們怎樣過渡呢﹖自想辦法﹐自己解決。也有就近找舊房﹑危房住的﹐也有在附近搭棚﹑建簡易房將就的﹐也有到偏遠的城郊租房的﹐極少的也有投親靠友的。這些過渡戶大多幾代人擠在臨時住所裡﹐安全﹑衛生條件差。許多年老體弱搬遷出來的居民﹐經不起這樣的折騰﹐加之住房得不到着落﹐憂鬱悲憤﹐悽慘地死去。在筆者調查過的九個進行“改造”的居民住宅小區﹐約有拆遷戶4670戶﹐29630多人﹐已有300多人死亡。這個死亡率﹐大大高于西安市的平均死亡率。風雷巷郭一潔老太太的丈夫﹐原本身體很好﹐搬遷到窄小的閣樓裡後﹐心情抑鬱﹐得心臟病突然死亡。郭老太太是北京人﹐37年躲日本鬼子逃難到西安﹐她沒想到老伴躲過了日本鬼子﹐躲過了解放戰爭﹐躲過了三年困難時期﹐躲過了文化大革命﹐卻沒有躲過城市改造這一劫。小東門“改造”區原居民黃盛安﹐在外過渡了四年﹐搬了四次家。其父不堪顛簸輾轉之苦﹐其間身亡。母親因懮憤而瘋癲。現在他和弟弟﹑母親老少三代八口住在一起﹐妻子因此與他離了婚。

顯而易見的問題

人們不禁會問﹐這些號稱“為民造福的工程”﹐為什麼反而給人民帶來災難呢﹖筆者認為﹐從現象上看是資金不足﹐但更深層的原因是官商勾結炒賣地皮從中牟利。其黑幕後的運作﹐善良的人們可能一時很難完全弄清楚﹐但是從下列明顯暴露出來的問題﹐我們或多或少地看出些蛛絲馬跡。

一﹑經營單位根本就不具備經營資格和經營能力。經營者不論來自哪裡﹐來自哪個系統﹐不論是個人﹑集體﹑國家﹐主要的條件是要有足夠的資金並及時到位。但這些經營單位絕大多數不具備這個條件﹐有的甚至完全是買空賣空。南院門北區“城市改造”工程﹐是西安市政府管理局基建辦工程安置處承辦的。從承辦單位的名稱和性質我們就可以看出﹐它的經營範圍只能在市政府機關所屬的房地產之內﹐無權經營城市社會性的改造工程。像這樣在40多畝地上建20多棟樓的工程﹐沒有兩憶元的資金根本就拿不下來﹐最起碼也要向房地產管理部門按拆遷面積繳納保證金2000萬元﹐可經營單位只繳了200萬元的保證金﹐就強行拆開了。至於西安市規定的應具備的資金證明﹑應提供的保拆保建協議﹑工程定點圖﹑投資許可證等手續﹐一概沒有。96年經營者拿出的一份用地許可證﹐是93年就作廢的。刁家村改造工程是由西安市政府機關房管所﹑碑林區建委﹑吉爾瑞房地產開發公司共同承辦的﹐拆遷動員文件上說有資金兩億﹐住戶們信以為真﹐認為有錢這事就空不了﹐假不了﹐許多住戶簽了字。結果五年多了﹐沒有蓋成一棟樓。

二﹑炒賣地皮﹐越炒越糟。地產商與官員合作﹐急不可耐地傾心于這種“城市改造工程”﹐根本的原因在於土地所有權歸國家﹐公有實際上成了官有﹐只要政府批准﹐就可以無本倒賣﹐每畝暴利可達二三百萬元。筆者走訪的九處拆遷安置問題很大的所謂“舊城改造工程“﹐都是在地價越炒越高的92年以後相繼開始的。政府﹑投機商美其名曰“城市改造﹐利國利民”﹐其實只利了他們自己。他們有的完全是為了倒賣地皮﹐也有的是賣掉部份地皮﹐然後用獲利的一部份建安置樓﹑商品房﹐還有的乾脆把居民的購房款挪作它用﹑揮霍一空﹑裹攜而去。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獲利或牟取相當豐厚的利潤無可厚非﹐然而政府直接插手﹐就無公正公平可言。當地價炒到幾百萬元一畝﹐完全背離了它的使用價值時﹐人們對地產﹑房產就會望而卻步﹐無人問津﹐工程只好擱置下來﹐並且在原住戶與經營者之間﹑購房戶與經營者之間﹑經營者與施工者之間﹐造成錯綜複雜越理越亂的糾紛。東新街小區﹑東二路小區﹑解放路勤民巷小區﹑刁家村小區﹐都是這樣陷入絕境的。

三﹑不按規定就地安置。西安市政府拆遷安置辦法規定﹐舊城改造工程﹐“在原地新建住宅用房的﹐對原居住者一般在拆遷範圍內安置。”只有公共市政工程﹐例如街心廣場﹑街心花園﹑醫院﹑學校﹑車站等公用設施﹐拆遷戶在就近安置不了的情況下﹐才能易地安置。然而由市政府經營的南院門北區“改造”工程﹐卻完全違反了這項規定。工程指揮部只對住在這裡的極少數私房戶就地安置﹐而對這裡住公房的700多戶強行易地安置。原因很簡單﹕這裡屬於城市中心區域﹐號稱“白菜心”﹐地價每畝超過300萬元﹐而易地安置的南二環以南地區﹐每畝只有幾十萬元。700多戶居民被迫遷往四公里以外的地方居住。平房改成樓房﹐就地安置也大有地利﹑房利可賺﹐但欲壑難填﹐經營者還要想方設法損民利已﹐恨不得從一條牛身上剝下幾張皮來。與南院門小區緊鄰的風雷巷小區﹐名義上是大部份居民就地安置﹐等了五年﹐看到就地安置遙遙無期﹐有60多戶被迫同意安置到五公里外的南郊明德門小區。

四﹑隱密活動﹐違反公開透明原則。像刁家村﹑風雷巷小區﹑南院門北區等幾個小區﹐拆遷前根本不按國家規定召開居民大會﹐公佈有關政策和規定﹐出示必備的手續文件﹐明確各方的責任和利益﹐只是分別挨門逐戶地遞交一份通知書﹐就算話說到了﹐有些居民不在家﹐通知書就從門縫裡塞進去﹐居民的各種問題根本得不到解答。接着就連騙帶詐強迫要求籤定安置協議。

五﹑強行拆遷。有的居民沒有搞清承建單位屬於什麼性質﹐合法不合法﹐拆遷條件合理不合理﹐不願冒然簽訂拆遷合同﹐也有的住戶確有困難﹐難以遷走﹐政府拆遷辦就通過公安局﹑法院向居民及所在工作單位施加壓力﹐接着夜以繼日地用高音喇叭廣播﹐晚上用燈光照得通亮﹐讓居民根本無法休息﹐繼而斷電斷水﹐拆光左鄰右舍樓上前後的房屋﹐最後就是糾集公安﹑法警﹑保安﹑民工開上宣傳車﹑囚車﹑救護車﹐到現場強行拉人搬傢具﹐推土機推倒房屋院牆﹐騰起朵朵蘑菇雲。住在古蹟嶺棗園巷18號的方德鎖﹑方德利﹑方德明兄弟三人﹐因妹妹92年拆遷後一直沒有得到安置﹐所以不願輕易簽訂拆遷合同﹐他們阻止民工強行拆房﹐被法官法警打得頭破血流﹐並以“妨礙公務”的罪名被銬到法院。家住解放路勤民巷13號的劉正榮老太太﹐已是80高齡﹐她的老伴患腦血栓臥床不起﹐他們因交不起18000元的購房費而搬不走﹐拆遷時民工在樓上﹑週圍拆牆砸樓板﹐老伴經受不住劇烈的震動和響聲﹐幾天折磨﹐死在家中。家住南院門北區馬坊門10號的趙劍﹐認為易地安置不合法﹐拒絕搬遷﹐他家狹小的住房被推土機推倒﹐他的妻子曲沅英連嚇帶氣神經失常﹐成天自言自語地說﹕“我們到哪裡住呀﹖”趙劍的姨姨讓他們暫時住在她家﹐並讓曲沅英回山東老家散心。曲沅英經受不了這樣的打擊﹐覺得生活無望﹐1997年6月30日﹐也就是香港回歸的前一天﹐帶着居住無着的悲憤﹐在山東萊州老家投海自殺﹐死時39歲﹐丟下一個14歲的男孩。住在南院門北區的陳榮海因阻止民工強行搬傢具拆房﹐遭法警電警棍擊打﹐被銬在汽車裡﹐拉到法院﹐數小時後才放回。

也許有人會說﹕“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拆遷工程居民開始想不通﹐採取一些強硬措施也是必要的。只要工程按期完成後﹐居民安排合理﹐條件改善了﹐他們會想通的。如果確是這樣﹐當然對政府的一些嚴厲措施可以諒解。但是﹐違規易地安置﹑過渡了三年﹑五年﹐居民仍住不上自己的房子﹐甚至連房子的影子﹑連地皮的影子都看不到時﹐這就不能不使人們懷疑這種“小區改造”的動機。這些問題也是當初許多居民提出來的﹐但完全被置之不理﹐強行拆遷﹐甚至對維護自身權益的居民大打出手﹐抓捕關押。這樣做﹐居民的合法權益怎能得到保護﹖像這樣“政府為居民辦得好事”日後落在其它市民頭上﹐誰敢接受﹖

六﹑資金不到位﹐工程遙遙無期。據西安一些報紙披露﹐西安市1998年下達安排銀行貸款的149個經濟適用房項目中﹐實際落實銀行貸款的只有8個﹐計劃貸款額10.85億元﹐實際到位的只有6780萬元﹐為計劃額的6.25%。在筆者走訪過的九處“改造”小區中﹐工程基本完成的只有兩處﹐干干停停的有四處﹐完全沒有動工的有三處。原因很簡單﹐沒有錢。這些經營單位拆遷前就沒有足夠的資金﹐拆遷後賣地皮收買房款的錢﹐大部份被挪作它用﹐開礦山﹑建夜總會﹑炒股票﹑貪污﹑買小汽車﹑買別墅﹑行賄等﹐沒有用在工程上。許多施工隊接受墊款施工的苛刻條件﹐有的施工隊連一點施工費都討不回來。刁家村小區先後有省建五公司﹑歧山建築公司﹑汕頭建築隊﹑四川建築隊墊款施工﹐因建築款要不到﹐先後退出。工程現在全部停工。古蹟嶺小區的建築隊先後不知換過多少個﹐某建築隊因要不到建築款﹐拒絕將建好的樓房交給工程指揮部。派出所將工程隊長以賭博為由抓去﹐迫使交了樓房的鑰匙。

七﹑先賣房﹑後安置﹐有的至今未安置。國家規定在舊城改造中要先安置拆遷戶﹐然後才能出售商品房。但是﹐在已基本建起的兩處小區﹐都沒有按國家的這個規定辦。在古蹟嶺小區﹐有許許多多買房戶已住了進去﹐而拆遷戶還有200多戶完全沒有安置﹐有的房子分給拆遷戶了﹐跑去一看﹐卻被買房戶住着。靠擺煙攤為生的徐老漢說﹐我們家被拆了六間房﹐92年到現在六年了﹐沒有住進去﹐新建的房子都賣了。當初我們不搬﹐拆遷辦把門都堵了。現在我們12口人租三間房住。小東門改造區先建商品樓出售﹐並在報紙上刊登售樓房廣告﹐現仍有200多拆遷戶在外過渡﹐不能回遷。賀德祥老太太應份得七套住房﹐但至今只分到兩套﹐她多次尋問無效﹐氣癱在床上。這兩個小區的拆遷戶既便分到住房﹐也大多被分到位置最不好﹐質量最差﹐樓層最差的住房裡。

八﹑侵佔門面房。在這些小區原來的建築中﹐有許多門面房﹐是居民經商謀生的場所。西安市規定對沿街商業用房一般在拆遷範圍內沿街安置。但經過拆遷﹐這些門面房多被侵佔。小東門改造小區在協議中答應對原有的獨門獨戶的100多家門面房戶就地沿街安置﹐但拆遷後﹐經營者卻把最佳的臨街門面地段賣給了某銀行﹐而要將原來商業戶的經營用房安排在城牆根的營業大廳內。

古蹟嶺有200多戶靠門面房經營為生的住戶﹐既便是分到了住房﹐門面房也沒有了。劉彩鳳老人原有一間20平米的門面房﹐以賣麵食為生。拆遷後﹐她被安排在六層樓住﹐門面房沒有了﹐只好靠下崗的獨生子在街上擺地攤糊口。

九﹑拖欠地渡費。拆遷戶們搬出去租房暫住﹐經營單位要按規定發給過渡費。有些過渡費就折在買新房的款裡﹐其時間是按18個月計算的﹐超過18個月﹐在外暫住的費用就得自己出。還有的過渡費是按拆遷面積逐月發放的﹐按規定超過18個月﹐過渡費要加倍付給。實際情況怎麼樣呢﹖古蹟嶺小區的過渡費每月每人只有10元﹐而租一間18平米左右的房間﹐一個月最少也要150元。東新街小區過了18個月後﹐過渡費不但沒有翻番﹐連過去的那點也沒有了﹐拆遷戶多次到拆遷辦問﹐回答倒挺乾脆﹕“沒錢”。也有的是拆遷辦給找的過渡房﹐房費由拆遷辦出﹐但等拆遷戶住進去後﹐拆遷辦就不交房租了﹐拆遷戶又被趕了出來﹐南院門北區的陳榮海就上了這個當。拆遷戶們無奈地說﹕拆遷辦就是拆遷辦﹐拆完遷走就不管了。

從上述這些情況﹐我們大概可以看出這些擴遷戶們的利益是如何被侵害的。他們不是被安置到偏遠的郊區﹐就是回遷自己的住房遙遙無期﹐生活和工作受到很大的損害。

在被稱為“中國最好的歷史時期”﹐在“改革開放﹑安定團結的太平盛世”﹐在中華民族這座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的古城﹐有數萬人淪為難民﹐四處流落。他們不是因為戰亂逃避兵火﹐不是因為飢荒遠走乞討﹐也不是因溫疫蔓延離鄉背井﹐僅僅是因“利國利民的城市改造工程”遭侵害折磨。這種情景﹐在這座城市幾千年的歷史中還是不曾有過的。

應該向政府反映呀

反映﹖風雷巷小區拆遷戶代表郭一潔和徐琴芳兩位老人﹐為了反映拆遷六年不得回遷的問題﹐跑區政府﹑市政府﹑市人大﹑市建委﹐找領導﹐兩年間跑了200多次﹐連門口的警衛﹑門衛都認識她們﹐知道她們是為什麼來的。南院門北區的拆遷戶在市委領導上下班必經的路旁﹐掛起許多條巨幅標語﹐“強烈要求依法拆遷﹐就地安置”﹐“要求市政府為民作主”﹐但得不到任何回答。他們每月定期集合﹐到拆遷辦打聽消息﹐到市政府反映情況﹐他們甚至集資派代表上北京﹐找硬梆的關係給省政府領導寫信。拆遷戶們哪個不是跑了多少路﹐找了多少關係﹐說了多少好話﹐流了多少淚。換來的卻是敷衍﹑推諉﹐問題一點兒都沒解決。

其實﹐政府有關領導和部門對這些情況不可能不知情﹑不了解﹐因為這就是他們分管的事﹐在立項﹑審批各種手續時﹐都要經過他們“研究”﹑簽字劃押﹐開工儀式他們都到場祝賀﹐有些項目的背後主使者就是政府要員。政府官員和部門或多或少地直接參與了這些“城改”工程﹐有些乾脆是某些黨政領導的獨家生意。政府官員承認並宣佈“這是政府行為”﹐“是政府為市民辦得實事﹐大好事﹗”請看﹕

中山門小區的合伙經營者是西安市房地局房產開發四公司和丹尼爾房地產公司﹔
柿園路北側小區是碑林區政府綜合辦公室所屬的科達公司﹔
東新街小區是西安市房地三分局﹔
解放路勤民巷小區是新城區建委﹔
刁家村小區是西安市政府機關房管所﹑碑林區建委和吉爾瑞房地產公司﹔
風雷巷小區是由市房地局宏達公司和港商共同開發﹔
南院門北區是西安市政府行政管理局基建辦安置工程處﹔
東二路小區是市政府機關房管所和僑安公司﹔
“改造”古蹟嶺小區的是新興房地產公司﹐據說掛靠某部隊。

像這樣由政府批准﹑有政府參與的“城改”工程﹐說它不是政府行為能說得過去嗎﹖像這樣的工程問題暴露出來﹐居民們找政府反映﹐希望政府解決﹐能有什麼結果呢﹖

西安市政府發佈的《拆遷安置實施細則》規定﹕“對未建安置樓而建商品房的﹐市拆遷安置管理辦公室應責令全部停建﹐限期改正。……被拆遷人安置未解決前﹐計劃﹑規劃部門不得給拆遷人另行立項﹑定點。”令人不解的是﹐面對國家﹑省﹑市那麼多的規定﹑細則﹐面對現時這樣大的災難性狀況﹐自1998年下半年起﹐西安市的此類圈地行為還在迅速蔓延﹐又有許多此類“城改”工程開始強行拆遷。負責執行古蹟嶺﹑南院門北區拆遷的西安市政府行政管理局基建辦安置工程處副處長李德順﹐在上述兩個小區上千戶居民三年五年完全沒有得到安置﹐給人民造成那麼大的災難後﹐竟然于98年底﹐又跑到西安東關蔡家巷﹐開始了新一輪的“拆遷改造工程”。難道政府還嫌把百姓禍害得不夠嗎﹖還聚斂得不夠嗎﹖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員和名目繁多的職能部門是如何行使監督管理權的﹖

那就到法院告嘛

告﹖不等你告﹐公安﹑檢察﹑法院的人員早已準備好﹐聯合起來主動出動擊了。受害者反而成了罪犯﹐成了被告。古蹟嶺﹑刁家村﹑南院門北區強行拆遷時﹐都有這些執法人員開着警車﹑囚車﹐帶着《強制執行裁決書》﹐揮舞警棍向居民施威。94年8月23日﹐碑林區法院某副院長﹐親自帶領法警﹑民警﹑保安隊員共九輛車﹐配合對刁家村強行拆遷﹐把村裡兩名居民抓到區法院關了一夜﹐其中有一位是82歲的老人。由於村民第二天集體到區政府抗議﹐兩人中午才被放回。居民溫宗順反對拆遷辦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強行丈量他家的房屋﹐老伴﹑三個女兒﹑女婿﹑兒子六人被打﹐並被民警抓進派出所﹐強拉着手在審訊記錄上按了手印﹐直到晚上七點鐘交了罰金﹐人才被放出來。派出所人員看強行拆除刁家村遇到的抵制很大﹐就以清查流動人口為名﹐把村民的房客全部趕走﹐這裡的居民百分之七十靠出租房為生﹐沒有房客﹐房主們不得不簽了拆遷協議。碑林區公安分局和文藝路派出所驅趕居民有功﹐也分得一杯羹﹐在刁家村北邊臨街的地皮上蓋起一棟七層住宅樓﹐而六年了﹐居民沒有一戶回遷。

古蹟嶺小區方德鎖﹑方德利﹑方德明兄弟三人﹐鑒于親友和鄰居拆遷後被騙的教訓﹐不肯輕易簽定拆遷合同﹐被保安人員和警察打傷打昏﹐戴上手銬﹐抬上汽車﹐拉進碑林區法院﹐繼續遭毒打逼迫﹐後被關押進看守所拘留15天。碑林區法院某法官對方德明說﹕“拆遷的事你就是告到哪去﹐也是白花錢。你就是中央有人也不行。現官不如現管。我再不行﹐也是個法官呢。”在方家兄弟被拘留期間﹐他們的24間房被全部拆毀﹐兩年多來﹐全家十多口人在高聳的新樓之間搭着簡陋的棚子過活﹐兄弟們相繼失業﹐淪落街頭﹐債臺高筑﹐苦不堪言。
在南院門北區拆遷時﹐法院的執行庭長開着警車﹐帶着公安﹑保安人員﹑法警﹐揮舞電警棍﹐將居民于海川的家用物品強行拉到法院﹐旁邊有居民照相﹐膠卷被他們扯出來暴光。

也有人告。住在解放路勤民巷小區的孟玉生﹐認為西安市第五房地產開發公司拆遷時違反國家政策﹐告到新城區法院﹐法院拖了四年多﹐就是不判。刁家村居民溫宗順向碑林區法院告區建委有關拆遷的協議書文頭與印鑒不符﹐並不准寫簽字日期﹐簽了字的合同又不給溫本人的違法行為﹐審判開庭時﹐被告區建委某副書記不到庭﹐法官說﹕“他不來﹐我有啥法﹖”不了了之。

筆者走訪過的九處居民區在拆遷過程中共有140多人被執法人員毆打﹐50多人被拘留關鉀。數萬人被強行趕出自己的家園﹐寄人籬下﹐顛沛流離﹐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而製造這人間悲劇的投機商和政府官員﹐包括貪贓枉法﹑毆打居民﹑拘押迫害居民的執法人員﹐沒有一人受到一點點的行政制裁或法律追究。

通過傳媒揭露

揭露﹖不錯﹐宣傳單位是來過﹐那都是在所謂“城市改造”工程的開工典禮﹑奠基儀式上來的﹐鎂光燈啪啪地閃﹐錄像機不停地轉動﹐記者﹑主持人找這個找那個頭麵人物現場採訪。“某某小區舊城改造工程動工”﹑“某某街區面貌將大為改觀”﹑“市政府為群眾辦得又一件實事”等等之類的報導﹐在報刊﹑廣播﹑電視中連篇累牘。但是當居民們反映拆遷中存在的問題時﹐當他們被無理異地安置或領不到過渡費時﹐當他們眼巴巴地等了三年﹑五年住房仍無着落的時候﹐他們向宣傳單位寫信反映﹐或找到新聞宣傳單位要向記者﹑編輯面談訴說﹐卻被推拖謝絕﹐得不到一個字的報導。筆者曾經問過不少被拆遷的居民﹕向媒體投拆過沒有﹖情況怎麼樣﹖居民們說﹐媒體根本不報導居民的實際情況﹐只替政府揀好的說﹐甚至在區長官員帶領人強行拆遷時﹐還到場採訪﹐說什麼“政府辦實事敢於碰硬﹐拔除無理取鬧的釘子戶”。我們算知道什麼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了。

幻想破滅﹐團結起來鬥爭

幻想﹑自我安慰﹑出錢找關係疏通﹑向政府反映﹑法律訴訟﹑求助媒體……﹐當這一切都解決不了問題﹐居民們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絕望時﹐他們就清醒多了﹐他們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聯合起來﹐進行有力的抗爭。他們集體到政府門前上訪﹑請願﹑靜坐示威﹐進而封堵政府大門﹐封堵交通要道。他們不靠菩薩﹐不靠上帝﹐靠自己的鬥爭﹐靠大家的力量﹐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風雷巷小區居民拆遷四年後仍住不上新房﹐四次集體上街堵塞了西大街廣濟街十字路口。97年4月﹐部份被拆遷戶決定集體到市人大﹑市政協會場反映情況﹐由於居委會幹部及時向區人大﹑區政府反映情況﹐才使西安市政府責成碑林區政府處理這一問題﹐工程在停工五年後﹐于98年2月重新開工。東新街小區95年2月拆遷後﹐到98年6月絲毫沒有動工﹐小區被拆遷居民多次到省﹑市政府門前靜坐示威﹐98年6月9日﹑10日﹐示威群眾打着橫幅﹐將解放路東新街十字路口阻斷了兩天﹐迫使工程于8月開工。官逼民反﹐誰是社會不安定的禍首呢﹖

沒有人權﹐安有生存權﹖

衣食住行﹐是人生存的基本條件﹐安居樂業﹐是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作為父母官﹐西安市政府的某些官員不但不保護人民的利益﹐反而放縱﹑默許﹐甚至直接參與搶佔人民的利益﹐這使我們再一次看到﹐官員腐敗墮落﹑殘暴貪婪並無所顧忌到什麼地步﹐人民的財產私有權﹑居住權﹑享受平等法律裁決權﹐被侵犯到什麼程度。在談到人權問題時﹐中國政府反復宣稱﹕東西方文化背景不同﹐發展狀態差異很大﹐中國政府首先解決的是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西安市數以萬計居民流離失所的狀況﹐也許會很好地證明﹐政府是如何“關照”“保護”人民的生存權的。事實再一次證明﹐在缺乏民主﹑法制的社會條件下﹐在人民與生俱來的言論﹑受法律保護等權利都被剝奪的情況下﹐在失去法律監督﹑輿論監督的情況下﹐人民的基本生存權是沒有保障的。專制就是苦難的根源﹐專制就是社會動亂的根源。

今昔圈地運動之比較

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英國出現了大規模的圈地運動。由於紡織業的發展﹐羊毛成為緊俏原料﹐貴族和投機商紛紛建圍牆挖地壕﹐把農田改為草場﹐飼養綿羊﹐使大批的農民破產﹐出現了“羊吃人”的慘劇。清朝初期﹐滿族統治者也在以北京為中心的河北北部進行了三次大的圈地運動﹐總面積達20萬頃﹐設置皇莊﹑王莊及八旗官兵莊田﹐安置從關外遷來的旗人﹐使當地漢人淪為附佣或壯丁。古今中外強取豪奪﹐圈地佔田的事件屢有發生。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又出現了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從沿海到內地﹐從城市到鄉村﹐迅猛擴展﹐圈地的總面積及受害總人數﹐遠遠超過中外歷次大的圈地運動。在中國當前特有的社會體制下﹐由於政府機構直接出面﹐官商勾結公私不分﹐使得現今的圈地者享有老圈地者所不曾有過的優越條件﹕

首先不承擔經濟風險。不用投資﹐不用論證﹐可以買空賣空﹐反復倒手。虧了﹐記在公家帳上﹐虧了國家﹐虧了百姓﹔賺了﹐合伙人私分﹐肥了不法官員和所謂的“房地產商”。規模﹑範圍不受限制。我看中哪一塊就圈哪一塊﹐我想圈多大就圈多大﹐工廠﹑學校﹑庫房﹑教堂﹑農田﹑山林﹑居民區﹐十畝﹑八畝數千畝﹐都能搞到手。

不受法律﹑規章制度的約束。我是政府﹐規章制度是我定的﹐由我解釋﹐由我運用﹐我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想做成什麼樣就做成什麼樣。對居民的責問﹐甚至不需要借口推託﹐不需要解釋﹐不需要狡辯。可以把一切阻礙我行事的道德﹑法律﹑規章制度踩在腳下。你去告吧﹐看你能討到什麼公道﹗

不受輿論監督。宣傳工具都掌握在黨和政府手中﹐它只能為我服務﹐絲毫不敢對我不恭。你去揭露吧﹐我不點頭﹐看他敢登一個字﹗

如果歷史上的圈地狂徒們地下有靈﹐在對中國當今這批圈地者們眼紅﹑嫉妒的同時﹐定會自嘆不如。

西安市的圈地運動搞得如此火爆﹐市政府將如何對待﹖數以萬計的拆遷難民將如何歸宿﹖希望所有有良知﹑有同情心的人都關注這個問題﹐促使這嚴重的社會問題得到公正妥善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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