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醫生,我在等你的電話
【大紀元6月23日訊】[按]江棋生先生的意見非常正確。說真話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做人的道德底線。蔣醫生是說真話的典範。他的真話為中國,為世界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中共的專制暴政,卻讓說真話變成極其艱難的事情,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成了謊言和欺騙的國度。以至來到海外的中國人把這種習俗也帶到海外,使中國人成為這方面相當突出的族群。許多華人同胞,寧可相信「老外」而對自己的同胞抱高度的戒心。幾十年來,不斷有朋友,同學,同事,領導,處理我的案件的司法人員,對我說:「徐水良你吃虧就吃在講真話」。中共暴政處罰、關押、屠殺講真話的國人,強迫人們講假話。中共是中華民族道德墮落崩潰的禍首。
改變中國,提高中國中華民族的素質,要從講真話開始。讓我們學習蔣醫生,大家都來講真話。大家都遠離那些講假話的騙子,尤其是那些一輩子講假話,不小心講幾句真話的人。無論他們是掛著共產黨的牌子,還是掛著異議人士的牌子。全國人民都講真話的那一天,就是專制暴政崩潰的那一天。
——徐水良 2004-6-21
記得2003年新年前夕,幾名警察奉命到北京市第二監獄來找我,說是想聽我聊聊出獄後打算做什麼。由於多年前我和他們就打過交道,彼此算是熟人了,因此我就笑著對他們說:
「1999年11月1日我在法庭上作最後陳述時,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麼?」
他們說:「嗐,時過境遷,你們圈子裡的人歇的歇,出國的出國,你出去還能做什麼呀?」
我說:「你們以為我的圈子就那麼小,我就非得跟那幾個人搭伴做事嗎?」
聽我這麼一說,他們來了精神,問:「那你的圈子是什麼呀?」
我樂了,說:「凡是說真話的人,都屬於我的圈子。如果你們願意說真話,那你們也算我的圈裡人。」
他們先是一怔,隨即也樂了,說:「你這個圈子也忒大點了吧?」
我說:「又大又不大麼。你們不也很清楚,在咱們中國,敢說真話的人其實並不多。」
他們說:「那倒也是。」接著就把話題扯開了:「快過年了,給你帶了些水果。多注意點身體,身體是本錢麼。」
4個多月後的5月17日,我出獄了。出獄的當天,朋友們的車拉著我滿京城轉悠了兩個多小時,才好不容易在月壇北街找到了一家小餐館——薩斯太厲害,絕大多數飯館都關張了。很快,朋友們告訴我,要不是蔣彥永大夫挺身而出,就是再轉上8小時,這頓飯恐怕也吃不上。於是我知道,中國出了個蔣彥永,一個說真話的公民蔣彥永。當時,我心裡就認定了,蔣醫生和我是一個圈子的。以後,我又知道他就住在301醫院干休所,離我家很近。不過,我和蔣醫生有緣直接聯繫,則已是2004年元旦的事了。
元旦那天上午,我打電話給丁子霖老師,祝她和蔣培坤老師新年好,並順便要來了蔣醫生家的電話號碼。下午,我撥通電話作了自我介紹後,問蔣醫生要了他的電子信箱地址,隨即發出了如下信函:
蔣彥永大夫:
去年5月17日我一出獄,許多朋友就爭相告訴我您用真話顛覆謊言、捍衛人民生命權的事。同年10月,我和妻子章虹回常熟探親訪友。10月16日至18日,我們在無錫張涇丁子霖、蔣培坤老師家小住時,知道了您從北京給他們去電話的事。
促使我給您掛電話的直接原因是,今天上午我和我的連襟、西京醫院普外科的薛湧嘉大夫通了話,他要我設法代他向您問好。
隨信附上3篇東西供您一閱。它們是:
1、 給何頻、高文謙先生的信
2、 在全美學自聯2003年度自由精神獎頒獎典禮上的答詞
3、 一生說真話
祝
新年快樂!
江棋生
2004 .1.1
當天晚上,蔣醫生就作了回復:
江棋生:
來信收到,非常高興能看到你的三篇文章。你和高文謙的對話,由於我的歷史知識太淺,我無法表態,但我很贊成這種開誠佈公地探討問題的方法。
另兩篇我讀後很受教育,對講真話這點我和你有同感,但我遠沒有你那麼從道理上說的清楚。我有一次訪問吳祖光先生,他對我說,人有一張嘴,一是用來吃東西,二是用來說話。要說話就要說真話,有嘴不說真話,只能說假話,這張嘴還有什麼用。他的這一體會是再透亮也沒有了。
我現在對所有見到我的人,總是宣傳要講真話。我們中國因為說假話吃的虧太大了。要是大家在任何場合都能說真話,那麼中國就大有希望了。
得知你就在北京,有機會可以見見。
我的電話你已知道,可以常通電話,請告我你的電話。
蔣彥永
2004.1.1
讀著蔣醫生的信,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了吳祖光先生質樸、率真、充滿人格魅力的形象。我相信,蔣醫生也一定是那樣的人。
1月6日下午,我去蔣醫生家。我所見到的,果然是一位極本色的人,一位不會讓你產生距離感的人。初次見面,他沒有寒暄,沒有客套,給我沏上一杯西湖龍井後,就談開了。從浙江祖籍到上海求學,從進京讀書到當上軍醫,從薩斯事件到六四屠城……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兩件事。一是他為張文康「叫屈」。他說,張是奉命隱瞞疫情,因為上面發了話,他不敢抗命。二是他決心已定,要為六四正名發出建議書。蔣醫生的話直直白白,樸樸實實,不事誇飾,不繞彎子。我覺得,他一生所求,就是九個字:說真話,做真事,當真人。與我這些年來從一些「人士」身上感受到的不同,我從蔣醫生身上感受到的,是寶貴的公民精神和典雅的公民風範,是高尚的道德力量和嚴肅的責任意識。他是公民蔣彥永,身上沒有一星半點救世主的味道。
今年新年,我和章虹是在常熟老家過的。返京後第3天,我接到了蔣醫生的電話,要我帶上自己的物理學論文去他家。當時我心頭一熱,撂下電話就動身了。原來,上次見面時,我提到自己在獄中完成了一篇關於T變換的論文,他曾表示,他能聯繫到有關物理學家進行審閱。走在路上,我不由得想起蔣醫生多次叮囑蔣培坤老師及時就醫,並特地出面請有關專家為蔣老師會診,蔣老師出院後他又再三過問、提醒的事。蔣醫生的古道熱腸、辦事利索,我算是耳聞親歷了。幾天之後的2月20日,我又目睹了73歲的他為丁老師受傷的右腳去掉石膏、裹上繃帶的一幕。記得當時丁老師感慨不已、半開玩笑地說:「我享受的是什麼級別的待遇呵!」 也正是那一天,蔣醫生提出要為我找一位醫術高明的眼科大夫,以便使我的右眼白內障及時得到診治。後來,也正是蔣醫生推薦的大夫,成功地用超聲乳化技術治癒了我的眼疾。5月30日下午,我給蔣醫生去電話,剛說了一句「我的寬帶已在28日被切斷了」,電話就被掐了。過了幾分鐘,他打過來了,說:「切斷電話太卑鄙、也太無能了!牙科大夫已經聯繫上了,姓孫。」還沒容我回話,電話就戛然而止。熱心的蔣醫生為我找牙科大夫,是因為他知道,我的獄中生活造成了槽牙普遍鬆動,咀嚼東西已多有不便。
自那以後,我就再未接到過蔣醫生的電話。從6月1日到現在,他被與世隔絕了。
但是,蔣醫生是關不住的。
關不住的原因並不是憲法中有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幾個字。關不住的原因也不是找不到任何關他的法律依據。關不住的原因更不是蔣醫生會遂了官方的心願。在我看來,關不住的原因是,面對這樣一位視良知為生命的老人,面對這樣一位向全世界放射了奪目的人性光芒的公民,已經沒有了「核心」的執政當局,將會在繼續關他的決策之坎前,先就不寒而慄。
蔣醫生,我在等你的電話。
2004年6月19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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