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就在這個月（２００４年５月），前幾天，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題爲《我們是誰》的新書在美國上市了，副標題赫然是“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

說起來，亨廷頓也是筆者這一代讀書人的老相識了。早在八十年代末，亨公的如雷大名，已經貫穿了筆者耳膜。１９８９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他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時成爲“新權威主義”的寶箴。當時敝人尚是血氣方剛的學生子，有所不服，仗著英文好，把原版找來認真讀了一遍。亨廷頓並沒有能夠說服我。這裏有分析框架的不同。作爲政治學家，亨公強調國家一級的有效管理（或曰“政治秩序”）。他用經驗事實論證了權威主義有助於新獨立國家的政治穩定，由此帶來較高的經濟成長。但是，從人性代價的角度看，權威主義之下，將培育出怎樣的民眾？我們知道俾斯麥的鐵血政策統一了德國，他領導德國在短期內從落後走向富強，對外連勝三仗，打敗了丹麥、奧地利和法國，爲德國人帶來空前的民族自豪感。俾斯麥甚至還爲德國工人階級制訂了世界上第一部限制工作時間的法律，並給予他們一定的疾病、事故和退休保險。這是很成功的開明專制，卻也爲法西斯主義在下一世紀的崛起準備好了隨從的大眾。

雖然沒被說服，筆者從此卻成了亨公的追星族，他的書出一本看一本，喜歡亨公那種銳利思維和無所顧忌的言說風格所提供的智力挑戰。

亨廷頓第二次在中國暴得大名，是１９９３年提出“文明衝突論”和１９９６年《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出版。假設確如該書所言，文明的不同是國際衝突的長期根源，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會觸發戰爭，那麽，對本國文化較爲忠誠的民族，應該能夠在衝突中較好地保護自己。亨公的新書，就是要審視美國人——特別是１９６５取消了對歐洲白人的名額優惠之後蜂擁而來的墨西哥移民和南美洲移民——對美國文化的忠誠度。這是“文明衝突論”的內政延續。

亨公認爲，是獨特的美國文化造就了美國的強大。美國認同的核心，就是所謂的盎格魯新教文化，主要包括基督教，新教價值觀和工作倫理，英語，英國法制傳統，有限政府，相當程度的歐洲藝術、文學和哲學遺産，再加上自由、平等、個性至上（individualism）、 代表制政府和私産神聖等典型美國信條。“美國信條”（The American Creed）是亨廷頓以前分析六十年代學生運動時運用過的一個概念，主要指美國人認爲“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是亨公未必如此相信）的理念和機構；文化的含義很廣，但和信條相對時，亨公更多的是指一種生活方式，比如全民講英語——亨公認爲，這是美國文化的極大優越性：在這樣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幾乎任何兩個人，雖然口音略有不同，卻都能理解對方的口語，這種交流效率全世界獨一無二。他非常擔心，現在講西班牙語的移民大量湧入，如果他們拒絕認同盎格魯新教文化，就會把美國變爲加拿大似的雙語國家，分裂美國社會並導致國家力量的衰落——這是美國面臨的生死挑戰。

在美國這一移民社會說出上述的話，難免有“歧視”某一族裔的嫌疑，冒犯了標榜“政治正確”的文化精英們的良好感覺，看來亨公這回逃不脫一場大批判了。好在亨公是久經沙場的學術老將，批判只能錘煉他的鋒芒。而且，這一次的批判，大概也不會比上次對“文明衝突論”的批判更激烈。上次的批判是國際性的，我國官方報紙也曾積極參與。中譯本還沒有出版，只是聽說美國人在議論文明衝突，就以爲美帝國主義要打過來了，亨廷頓要把美國文化強加在其他民族頭上。其實亨公對文明衝突的態度是防禦性的，他本人反對將文化輸出和制度輸出當作美國外交目標。《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對此舉了個假設性的例子：如果中國對越南動家法，那是儒家文化圈內務，美國盡可視而不見。

亨公其實對中華文明頗爲尊重。他多次舉過韓國和加納的對照例子。六十年代時，兩國有相近的平均國民産值，製造、礦產、農業等産業的分佈也大致相同。三十年後，韓國成長爲世界第十四位經濟體，加納的唯一成就則是出了個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亨公相信韓國的成功和儒家文化重視教育、提倡儲蓄等特點有關。

中華文明確實也有值得借鑒之處。以筆者的中國文化背景，我可以立刻指出《我們是誰》的一個疏失之處。亨公將參軍報國作爲衡量新移民對美國忠誠度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美國現在實行的不是義務兵制而是募兵制，是志願者才當兵，軍隊勢必成爲缺乏其他晉升階梯的新移民和下層平民進入社會上層的一條便道。我們中國人歷來知道這一點。宋江勸武松有機會接受朝廷招安時講：“日後但是去邊上，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後青史上留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亨公大概對貴族男子都要從軍、軍官從他們中選取的英國傳統比較熟悉；但在中國，兩千年前的“商鞅變法”已宣佈“軍功者爵”，哪怕出身低賤，哪怕是昨天才遠道而來的楚人齊人，只要肯爲秦國打仗，有了軍功就能受封爵位做上等人。參軍者的主觀動機且不論，至少從客觀效果來講，如果以爲新移民不會爲美國作戰，只怕要搬起數據砸了自家論點。有人統計過，伊拉克美軍陣亡者中，明顯是西班牙姓氏的人占１２％，正巧是西裔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當前駐伊拉克美軍最高統帥裏卡多·桑切斯（Ricardo

Sanchez） 中將，他本人就是墨西哥移民。

亨公在新書中把美國國家認同分爲兩部分——或許帶有普適性的美國信條和限於地域適應性的美國文化，一個目的大概是回應第三世界自由主義者對“文明衝突論”的質問：難道某個文明就不能接受其他文明的有益價值？我國外交部譴責伊拉克虐俘案的第二天，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嚴肅查辦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侵犯人權的犯罪案件——包括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訊逼供、暴力取證、虐待被監管人等。難道中國人民就不該享受源自西方的普適人權？

不過，在亨公新書的框架內，信條和文化的劃分，主要應該是爲了便於討論精英和民眾對國家認同的不同態度。亨公指出，隨著全球化的進展，美國出現了一個生活方式國際化的精英階層。他們仍然服膺美國信條，仍然相信這些信條是普適的人間正道，但是，他們對美國文化抱一種相對主義的態度，似乎學英語讀莎士比亞和學西班牙語讀《堂吉訶德》沒有區別。在失去了文化上的偏執之後，他們的忠誠往往傾向於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或者跨國大公司和國際民間組織。他們在國內成了文化多元主義者，國際上則是政治多邊主義者。精英和民眾最嚴重的分化，或許是在宗教信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國人聲稱信仰上帝，但精英一般對宗教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美國民眾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民眾與精英的文化仳離，也造成了政治態度的彼此歧異。

美國之外的人常有一種迷思（myth）：爲什麽布什這個似乎不太聰明的傢夥，居然被選爲世界第一強國的總統？亨公的新書，提示了一個分析的角度。

布什的語言能力確實與權力龐大的總統職位不甚匹配，特別是當他與辯才無礙的英國首相布萊爾站在一起，兩人先後講話時，真讓人懷疑到底誰更有資格領導美國。很多人因此小看他，歐洲人尤甚。但是，嘴拙不等於人笨，布什的智商似乎並不低，他回答問題很有急智。布什真正欠缺的是政治家的風度和遠見。在選民票略低於對手、靠法院裁決才贏得上次大選的情況下，按理講，至少應該邀請一、兩位民主黨人入閣，最好在外交、國防、司法和財政這四個重量級位置中讓出一個。克林頓第二任也只有一半選票，他聘請的國防部長威廉·Ｓ·科恩就是共和黨人。而布什不但不向民主黨伸出和解的橄欖枝，反而把民主黨最討厭的幾個鷹派招進內閣，以至很多民主黨人至今視他爲“僭國者”，這次大選，鐵了心要把布什搞下臺。

美國一位從事選舉民調的專家指出，選總統和別的選舉是不一樣的。投了一個參議員的票，你大概要到六年（參議員任期）之後才會和他再次打交道；但在電視上總統天天都可能與你見面。他說，美國人選總統，不但選他的政策，更是選他的人。美國人喜歡那種讓他們感到地位平等可以親近的人——這也是美國特色，換個國家，比如本月大選中甘地“王朝”又上了台的印度，民眾可能更傾向那種可以崇拜可以仰望的人。

智力上不那麽鋒芒畢露的布什，要把自己混同於一個普通老百姓，玩起來確實得心應手。上次大選，布什很得人心的一招，是在依阿華州黨內初選辯論中，當有觀眾問“誰是你最認同的政治哲學家”時，他悍然答道：“耶穌基督”。當時，美國報界精英痛加嘲諷，勸布什退出選舉，先回學校修修基礎課。但是信仰上帝的民眾哪里記得柏拉圖、洛克等正牌政治哲學家到底說過些什麽，他們覺得還是布什有親和力。

從電視裏觀看布什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裏近日的競選集會，對比十分明顯。參加克裏集會的人，也鼓掌也歡呼，但熱情無法與參加布什集會的人相比——他們幾乎歡呼布什的每一句話：“再幹四年！”可憐的克裏，既要討好精英，又要取悅民眾，搞得他在語言上都不佔優勢。當他滿臉嚴肅地帶點學究味地挑起話頭，“Now as for that war…”（現在，關於這場戰爭）布什那邊已經乾脆利落地喊出了“Iraq, we must win!”（伊拉克，我們勝！）克裏不能說“伊拉克，我們勝”，那會得罪黨內反戰派；他也不敢說“伊拉克，我們敗”，中間立場的選民目前還不能接受這種唱衰美國的論調。現在是戰爭中的愛國時刻，他只能說模棱話。克裏甚至要塗改自己的歷史，承認七十年代初反越戰示威時說了一些過頭話，同時否認自己扔掉了越戰勳章，他現在說扔掉的僅是綬帶。

《紐約時報》５月１１日有一篇競選集會的報導。被採訪的一位克裏擁躉說，“我選克裏，但是，說真話，我本人並不是很喜歡這傢夥。”而一位參加布什集會的女士卻說：“他和我們講話時是那麽和善那麽真誠，他讓我相信我們的軍隊決不會〔在伊拉克〕不必要地多待一天。”精英一定覺得這位女士很幼稚，必要不必要，還不是由布什定義，這是永遠“正確”的政客套話。但布什就是有本事講到老百姓相信，儘管亨公認爲他的伊拉克政策注定要失敗。

布什在文化上與美國民眾比較接近。特別是中部和南方宗教信仰比較強烈的民眾，離東西兩海岸的精英氣氛遠一些，他們也更喜歡布什一些。伊拉克戰爭以來，布什雖然困難不斷，卻在民意調查中依然穩住腳跟，他和民眾從語言到思維方式的大致合拍是基本原因。

最近美國報刊揭露的對伊拉克被捕者的虐待，會不會毀滅布什連任的希望？

事態還在發展，到目前爲止，還看不出虐俘案對布什連任會有不可挽回的影響。亨廷頓在新書裏引用前人的話，把“美國文化”定義爲六大共享元素：祖先，語言，宗教，治理原則，禮節風俗，戰爭經驗。亨公認爲後五類元素在民眾中仍然具有廣泛的共享性。克裏的朋友、馬薩諸塞州另一位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在聽證會上義正詞嚴大發雷霆，質問那些虐俘的士兵是如何混進軍隊的？但肯尼迪家族現在有誰會參軍去伊拉克？精英的戰爭經驗是抽象的，基於道義信條的。那些真的有鄰里相識會去當兵的普通民眾，他們的戰爭經驗，很可能來自親歷其境的親戚朋友或家族傳說，是生動的，斷骨流血的。這樣的經驗，必然賦予他們與精英很不同的感情。

正在國內放映的去年聖誕期間出品的好萊塢大片《冷山》，當與小說原著對照時，提供了這種不同的好例子。作者查理斯·弗雷澤（Charles Frazier） 根據家族傳說寫成《冷山》，榮獲１９９７年美國國家圖書獎。美國內戰末期，男主角英曼眼見南方注定失敗，不願再參加無意義的殺戮，當了南軍逃兵。在回歸女友愛達的步行長途中，英曼投宿於某村姑家中。三名饑餓的北軍士兵來搶糧，當他們趕著村姑的豬——她的唯一食物——走上山時，英曼悄悄追上去，看准機會把三個人都幹掉了。但在電影裏，英曼放走了一名北軍士兵，是被侮辱的村姑拿著槍從屋裏沖出來，打死了那名北軍士兵。小說中根據祖輩親身經驗所描寫的在戰爭中逃避殺戮、又捲入無意義殺戮的殘酷，在電影裏被文化精英們清洗了，庸俗理性化了，非常勉強地多少加了點理由。

民眾所共享的這類戰爭經驗，令他們本能地知道，戰爭是非理性的，肮髒的。只要站著幹，就必然失去坐著看的天真；只要投身戰爭，就無法保持花前月下的純潔，某些壞事幾乎必然要發生。虐待被捕的人，固然令人厭惡，但是布什已經多次道歉，要美國民眾像某些精英一樣上挂下聯，上面挂鈎到白宮裏坐著個黑頭頭，下面聯繫到美國人普遍的道德墮落，只怕他們暫時還沒有這麽高的覺悟。事實上，克裏很謹慎，虐俘案在報刊電視火爆了一星期之後，他才站出來要求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辭職。誰都不敢擔保，換了個民主黨總統，虐俘案就不會發生。克裏顯然意識到，過多追究布什的個人責任，很可能引起民眾反彈。

今年已經七十七歲的亨廷頓，本人是終身民主黨員。最近，他接受了《紐約時報》記者就其新書的採訪。記者問他是否投克裏的票，亨公說：“當然，我已經見過他好幾次了，我們兩家僅有幾街之隔。”但是，到目前爲止，還看不出美國民眾也會作同樣選擇。畢竟，亨公本人也是精英——真理往往在少數精英筆下，選票卻總是在多數民眾手裏。

【附錄】本文提到的亨廷頓著作

①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有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８９年中譯本。

②　《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有新華出版社２００２年中譯本。

③　《我們是誰：對美國民族認同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西蒙＆舒斯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