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9日訊】一、「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

「六四」過去整整十五年了。今天的中國，在上層，雖然能發現許多明爭暗鬥的蛛絲馬跡，但是看不到有推行民主改革、為「六四」平反的跡象；在民間，雖然可以見到聽到許多不滿，許多批評，乃至公開的抗議，但是還看不到有大規模的要求自由民主的運動即將爆發的跡象。面對這樣的中國，人們不能不一再回想起那句可怕的咒語——「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

「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這句話，有人說是鄧小平講的，有人說是王震講的，也有人說是某個太子党講的。究竟是誰講的，我們無法確知。但是我們可以肯定這種話他們是講得出的，因為這是他們的真心話，這是他們的一貫邏輯。不久前剛死去的「四人幫」的張春橋早就表達過同樣的思想，他在一九七六年的一則筆記裏寫到過：「怎樣維持政權？殺人。」

當然，像「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這種話是不會見於中共當局的公開講話和報刊檔的。在官方的公開話語中，它被表述為「穩定壓倒一切」，這話看上去很文雅，聞不到血腥味，可是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會誤解它的含義。中共政權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中共自己當然清楚這一點，但是它從不直截了當講明他們的意思。

必須指出，單憑「六四」那一場屠殺，遠遠不足以造成這十五年的恐懼效應。要維持「穩定」，必須不斷地迫害，不斷地鎮壓。在過去這十五年，中共持續不斷地鎮壓民主運動，監禁的監禁，流放的流放；殘酷迫害法輪功等不同信仰，不打白不打，打死不償命；把前任總書記趙紫陽軟禁在家，長達十五年都不肯鬆手；甚至對「六四」難屬也要拘留扣押；還有對被剝奪被損害的民眾維護自身權益的抗爭百般打壓，逼死人命，如此等等。用中共自己的話，叫「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二、兩點澄清

這裏，我要順便澄清一種由來已久的謬見。不少人在談到中國和俄國東歐等國改革之異同的時候總是說，俄國東歐是先政治改革後經濟改革，中國則是先經濟改革後政治改革。其實中國與俄國東歐改革的真正區別僅在於一點：面對著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鎮壓還是不鎮壓，殺人還是不殺人。什麼蘇聯解體，什麼東歐劇變，無非就是那裏的共產黨不好意思再殺人了而已。

這裏還要順便澄清另一種似是而非之論。有不少人說，中國的民主改革是漸進的，不是激進的。不對。應當看到，對民主改革而言，有些問題或有漸進激進之分。譬如選舉，選舉可以先開放地方選舉然後再開放中央選舉，可以先開放部份議席然後開放全部議席。此可謂漸進。但是在另外一些問題上卻不存在漸進激進的問題。譬如言論自由，那就是取消因言治罪，釋放一切思想犯。先前抓的思想犯多，後來抓的少一點，這不叫「漸進」。一般來說，專制政權施行政治迫害，在數量上都是由多而少的。那未必是統治者變開明瞭，而是因為臣民大都馴服了。殺人立威，威一旦確立，人就可以少殺了。因此，我們不要輕易地把任何壓迫在程度上的減緩都視為民主化的「漸進」勝利。

當然，這一提醒也許是多餘的。一個觸目驚心的事實是，在「六四」後這十五年，因政見或信仰而遭到迫害者，數量大大超過「六四」之前的十幾年。因此，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六四」後中國的民主化在「漸進」。還要說明的是，民主派由於自身力量的弱小，只能一點一滴地向前推進。你可以把這種策略叫做漸進。但是「六四」後這十五年，中共在堅持政治迫害上毫無鬆懈跡象。說它在自由民主的方向上循序漸進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三、大陸會重複臺灣的道路嗎？

今日中國，一方面是市場化改革深入進行，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另一方面是中共一黨專制如故，殘酷的政治迫害如故，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遲遲未能啟動。這種自由經濟加威權政治的狀態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當年的臺灣以及南韓、菲律賓和印尼等。二○○二年十一月九日《紐約時報》就中共十六大發表文章，其中講到，中共如今已從全世界最後一個左派獨裁政權，轉變成全世界最後一個右翼專制。

於是，不少人提出問題：當中共走上右翼專制之路時，它是會像臺灣和南韓那樣，經歷長時期的改革而成為民主國家呢，還是會像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和印尼的蘇哈托政權那樣，由於經濟停滯和貪汙腐敗而垮臺？

必須指出，共產黨畢竟不是國民黨，因此大陸很難重複臺灣的道路。

第一、國民黨從一開始就認同憲政民主理念，它把實行威權統治視為權宜之計，因此在國民黨內部，要求回歸憲政，要求還政於民的主張總是合法的、理直氣壯的。南韓、菲律賓和印尼的情況也差不多，連當年智利的皮諾切特軍政府也不能不從原則上承認憲政民主，只把自己當作臨時性的過渡性政權，因此在這些右翼專制的統治下，民主力量總擁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中共卻相反，它從來沒有承認過憲政民主原則，而是一再宣稱反對所謂「西方式民主」，因此在中共內部，要求實行憲政民主的呼聲總是不「合法」的。國民黨開放民主是順勢運作，可是要共產黨開放民主卻不能不依賴民間反對力量和黨內的反對力量逆流而上。對國民黨，經濟越發展，社會越穩定，它就越沒有理由不實行憲政民主；共產黨卻相反，它總是把經濟發展歸功於一黨專制，以此作為鞏固專制政權合法性的依據。「六四」十五年來中國經濟獲得高速發展，如今的共產黨在談起「六四」鎮壓時，不是比過去更「理直氣壯」了嗎？照現在的趨勢下去，除非共產黨遭遇到嚴重的經濟危機或其他社會危機，否則它絕不會改弦更張。

第二、臺灣、南韓，以及菲律賓和印尼，民主化以前就是傳統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民主化以後還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不存在經濟改革經濟轉型的問題。在這些地方實現民主化，只需要終止迫害，開放政治、實現政治和解就行了。

中國大陸卻不同，中國大陸原先是公有制計劃經濟，中國大陸還需要實現化公為私的經濟改革或經濟轉型；與此同時，中共又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在民主化的前提下實行經濟轉型，中共是在堅持一黨專制的前提下實行經濟轉型的。由於缺少起碼的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這種私有化必然導致權貴私有化，即權勢集團搶劫公有財產，因此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方面是連續多年高速發展，另一方面是史無前例的公然掠奪。現今中國的貪汙腐敗，不但在程度上遠遠超過當年的臺灣、南韓，也超過當年的菲律賓和印尼，而且在性質上要比菲律賓和印尼的情況還惡劣百倍。中共先是用暴力的手段滅私充公，然後又靠暴力的庇護化公為私，在短短五十多年的時間裏竟然進行了兩次掠奪，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党全做了。難道不比蘇哈托治下的印尼還惡劣百倍嗎？

四、「中國奇跡」和「中國模式」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確實取得了驚人的發展。有人稱為「中國奇跡」，還有人把它概括為「中國模式」。所謂「中國模式」，說到底，就是一黨專政加市場經濟。這種模式為什麼能造就中國奇跡？粗略地講，大約有以下幾條原因。

首先，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政府獨斷專行，不在乎公眾的壓力；由於社會上缺少反對與制衡的力量，政府擁有強大的鎮壓能力，也更有能力貫徹自己的決策。

其次，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例如禁止獨立工會），使社會高度穩定；又由於政府不受挑戰，不可替換，對經濟活動有很強的控制力，政府的行為就有更強的一貫性和可預知性，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國投資，同時還能比較有力地防止國際經濟震盪對國內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由於中國是在一黨專政下推行經濟改革，官員們發現他們可以借改革之機大發其財，因此轉而對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員公然把公共資產據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由於權錢交易，越是權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內積累起雄厚的大資本，這就有利於建立大企業或者是把原有的國營大企業私有化，從而有利於整個經濟的發展。

另外，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不少領域——主要是政治領域——被列為禁區，這就使得更多的人們不得不投身於經濟領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現，人們的貪婪與物欲空前解放，這無疑也對經濟發展有火上澆油，推波助瀾之效。

五、中國私有化改革的致命弱點

中國的私有化改革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它整體缺乏合法性。

俄國和東歐各國的私有化改革和經濟發展不管有多少問題，但畢竟是在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其基本的公信力與合法性無可置疑。雖然十幾年來這些國家多次政黨輪換，但產權配置的結果卻得到公認，不曾有、也不會有「秋後算帳」的問題。

而中國的私有化是在沒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這種私有化的結果就不會被世人所承認，由此形成的產權配置就沒有合法性。中國政府把自己過去幾十年錯誤決策的惡果轉嫁到民眾身上，而許多官員把人民幾十年勞動創造的財富卻大規模地轉移到自己名下。譬如當今中國驚人的貧富懸殊，不少人以為可以通過強化稅收建立社會保障系統來解決。可是，這種做法的前提是承認富人擁有的財產基本上是合法的，來路是清白的。然而盡人皆知，在中國，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尤其是那些權力集團中先富起來的人，其財產基本上是不合法的，來路是不清白的。所以，今日中國的問題，主要還不是通過強化稅收建立社會保障系統，而是把權勢集團掠奪的財產歸還給被掠奪的人民。

六、誰有權赦免？

今年一月，河北省委推出一號檔，該檔宣佈，民營企業經營者在創業初期的犯罪行為，超過追訴時效的，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式。明眼人一望而知，這個赦免令與其說是對民營企業家的，不如說是對政府官員自己的。因為民營企業家在創業初期的犯罪行為，十之八九就是和政府官員相勾結進行權錢交易，而在這種交易中，政府官員才是「拿大頭」的。中共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侵奪公共財產，然後又以政府的名義自己出來宣佈對自己以往侵奪公共財產一事不予追究，自己赦免自己。

問題在於誰有權赦免？官商勾結侵奪的是公共資產，唯有人民才有赦免權，只有在實現民主轉型後，通過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方式而作出的赦免才有意義。

七、經濟清算將如何進行？

中共執政五十多年，欠下了人民兩筆債。一筆是政治債即政治迫害，一筆是經濟債。經濟債又有兩筆帳，一筆是毛澤東時代滅私充公的血腥共產，一筆是改革開放以來化公為私的權貴私有化。從原則上講，政治債比經濟債更惡劣，只有償還了政治債才可能償還經濟債。但是從操作上講，償還經濟債比償還政治債更困難。

第一、所謂償還政治債，就是停止政治迫害，為受迫害者恢復名譽和給與補償，對施害者實行懲罰。共產極權制度本來是以大規模的政治迫害而著稱的，不過到了後期，政治迫害的規模大大縮小。在今日中國，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數雖然也是個驚人的數字，不過在總人口中只占較小的比例。相比之下，在經濟上被損害的人就多多了，他們占人口的大多數。儘管這些年來經濟發展繁榮，許多人的生活狀況都有改善，但是他們知道他們仍然是被剝奪被損害的；而在貧富懸殊的刺激下，貧困者的被剝奪感尤其強烈。

第二、一般而言，政治清算要懲罰的人比較少，因為政治迫害是出自最高當局的決策，其他大小官員只是執行命令。經濟問題就不同了。雖然說現行體制為官員腐敗大開方便之門，但腐敗不腐敗畢竟是個人選擇，而不是上級的命令。追究「六四」罪責，也許只需要對少量領導者實行懲罰；追究經濟犯罪，免不了要對一大批官員問罪。第三、侵犯生命比掠奪資產嚴重得多；但生命的損失卻是不可賠償的，而財產可以失而復得，人卻不能。

由此就引出了一個十分怪異的結果：對於抓人關人殺人這種大惡，在拖過若干時日之後，人們無法懲罰，無法對受害者給予實質性的補償，因而不得不放棄追究（或者說只能進行象徵性的追究）；對於侵奪財產這種較小之惡，即便經過很長一段時期，仍然能夠懲罰，仍然能夠對受害者給予實質性的補償，因此人們不會善罷甘休，一定要追究到底。

可以想見，伴隨著政治的開放或鬆動，有大量民眾，尤其是數量眾多的所謂弱勢群體，不會接受財產分配的既定格局，他們會強烈地要求重新洗牌，對以往的經濟不公正進行矯正。在這一矯正過程中，勢必將有大量官員受到追究和懲罰。既有的財產分配格局將經歷大規模的震盪，從根本上被打亂，新的、能被廣泛接受認可的經濟秩序必須經過一段很長的時期才能逐漸確立。和未來中國這場經濟亂局相比，俄國和東歐等國曾經出現的所謂經濟亂象就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了。

八、未來的兩種可能性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明白，在中國，為什麼經濟改革的深入發展並沒有帶動政治改革。事實正好是反過來的。正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無非是權勢者在專制鐵腕的保護下的公開搶劫，這樣的改革越深入，權勢者越不願、也越不敢實行政治改革。當局意識到社會矛盾惡性增長，對統治者是一種嚴重威脅，所以提出一些改善所謂弱勢群體狀況的措施。他們當然清楚這些措施只是治標不治本，他們只是希望減緩矛盾的尖銳程度，用「有節制的壓迫」，以便做到「可持續的榨取」。

我們可以設想，中共當局繼續採取目前這種改革路線，繼續權貴私有化，只不過在掠奪瓜分之余也給老百姓一口飯吃，並憑藉現代化的國家鎮壓機器，把一切「動亂」因素扼殺在萌芽之中，然後經過幾個世代，不法之財由於時間的流逝而換得某種合法性。但是，考慮到現代人平均壽命的顯著增長，考慮到資訊時代各種重大事件記錄的完整精確，要讓後人忘掉眼下這段公開搶劫的歷史從而放棄追究，那實在是太難了，一百年都恐怕做不到。

有兩種可能性：一、如果在這段期間之內出現重大危機，中共的鎮壓機器失靈，各種被壓制的矛盾就會爆發，整個社會便可能陷入極大的混亂。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才匆匆引入民主機制，恐怕也難收立竿見影之效。二、如果中共專制政權竟然挺過了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一方面使貧富差距有所緩和，一方面通過時間使黑錢漂白，那只會使它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更加蔑視。我們將面對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這樣一個驕橫強大的專制政權必然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構成巨大的威脅。顯然，這兩種可能的前景都令人恐懼，而後一種前景尤其令人憂慮。

九、一黨專政下的中國之崛起會是和平的嗎？

近來，中共當局提出一個新口號——和平崛起。在這次全國人大會後，溫家寶總理接受記者採訪，其中有一段話專門談到和平崛起的問題。

他說：「中國和平崛起的要義在什麼地方？第一，中國和平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時機，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同時又用自己的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第二，中國的崛起，基點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依靠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勞動資源和雄厚的資金儲備，以及改革帶來的機制創新。第三，中國的崛起離不開世界。中國必須堅持開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同世界一切友好國家發展經貿往來。第四，中國的崛起需要很長的時間，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奮鬥。第五，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也不會犧牲任何人。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強大了也永遠不會稱霸。」

讀者務必注意，溫家寶這番話是說給外國人聽的。所謂「和平崛起」的「和平」，是指國際和平。特別是第五條，「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也不會犧牲任何人」，必須明白，這裏所說的「任何人」，都是指的外國人，決不包括中國人。至於中國人自己，對不起，中國的崛起必然要威脅和犧牲一部分中國人。

溫家寶在回答美聯社記者問到蔣彥永上書要求為八九學生愛國運動正名的時候，把這層意思說得很明白。溫家寶分明知道「六四」死難者決不是什麼「暴徒」，但是他仍然要為「六四」屠殺辯護，因為「六四」屠殺「成功地穩住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捍衛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這就是說，為了穩定，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時難免是要開槍殺人的——當然，只殺中國人，不會殺外國人；所以，這和中共標榜的「和平崛起」並不矛盾。

溫家寶還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堅持維護全黨的團結和統一，維護社會政治的穩定」。他甚至宣佈，這種「穩定」和「團結」還需要繼續「二十年、五十年」。這就是說，一黨專政還要長期繼續，政治迫害還要長期繼續。

問題是，一個靠著屠殺本國和平請願民眾來維持的政權，它的崛起會給世界帶來和平嗎？當它崛起之後，還會不妨礙、不威脅和不犧牲任何外國人嗎？

因此，要避免上述幾種可能的危險局面發生，唯一的辦法是現在就加緊推動民主進程。不錯，在眼下爭取民主化，阻力很大，風險不低；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的是，如果我們推遲抗爭，只會使阻力更大，風險更高。

原載香港《動向》6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