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9日訊】《一》、我被軟禁的日子

　　

首先，在本文開頭，感謝朋友們在我被軟禁期間對我的關心。在此，我向他們道一聲：我平安地回來啦！

　

2004年6月2日中午11點，濟南市公安局政保處兩個人，一個姓鄭，一個姓曲。說請我到外面吃飯談談，我說有什麼話在家談吧，他們說不行，我預感到要發生什麼事情。於是，我跟他們上了車，在市區繞了個大圈。我說看你們把我帶到哪里？“濟南市開了許多新路，讓你看看變化”。汽車由南往北行駛，車輛很多，因為濟南市一些路段正在修整、拓寬。這時，車子又往西，再往南，前面就是濟南市公安局，我說前面就是你們的“總部”，姓曲的說是不是去坐一坐，我說隨便。但汽車並沒有進他們的“總部”，而是又往西方向駛去。在西郊長清與另一輛汽車會合，已有三個人在那裏等候，汽車三拐兩拐，來到一家飯店，我也不客氣，酒足飯飽之後，跟他們上了車。現在，汽車多了一輛，人也多了三位，兩個酒鬼開車橫衝直撞，經過一條小路時，對面的車擋住去路。姓鄭的沖人家嗷嗷叫，我說你叫喊什麼？讓一讓不就過去了，你這樣叫喊人家知道你是幹什麼的？職業病又犯了。他自知理屈“嘿、、、我們車老闆在車上，敢擋我們的路。”酒話。汽車向西南方向繼續行駛，離開濟南約50多公里，兩輛車進入山區，在大豐山齊長城賓館停下。軟禁目的地已到，齊長城賓館沒有客人，其實，這個賓館就是公安局的一個點。

　

在賓館裏，我不像一個賓客，我去哪里都有人跟著，不能出賓館半步。山上的風景也只能站在視窗觀看，轉來轉去也就只能在賓館地盤裏轉。6月3日，賓館來了些客人住店，我問陪著我的人，他說這些人是來開會的。晚上吃飯，酒、菜吃的差不多時，姓鄭的說，老車再來一瓶白酒，我說可以，不過要把燈關掉，六個人每人身邊點上一支蠟燭。他們聽了這話，五個人像觸電似地同時站起來，離開餐桌走出包間，退席了，不玩了。於是，我就找服務小姐要蠟燭，服務小姐的迎賓笑容全無，緊張地說聲沒有，就離開了。我來到賓館小賣部，一位政保處的人說，沒有人，門鎖了。那些所謂開會的人，都在以嚴肅目光注視著我，其中還有一位穿著警服。找不到蠟燭，我就回到房間去了。

　

6月4日，我宣佈絕食24小時。他們大發雷霆，“中央早已定論，你紀念‘六四’十五周年是違法的。”我反擊道“紀念死去的人如何違法？是哪個法律規定的，你敢不敢再說一遍？敢不敢對你所說的話負責？”那位政保處的人沒有回答。反而又說“車宏年，海內外的人說你主張暴力。”我笑了笑“有沒有我不去考證，但事實會證實的。”但他這句話使我不安，如果沒有這一說法，也許這也是對付異議人士的一種方式，想致我於死地。“我已給你們闡明多次，不妨今天再重申一次。和平、理性、公開、非暴力這一主張、立場沒有變。政治和解，解決國內突出的政治問題；民族和解，解決國內突出的民族矛盾問題；民主和解，解決專制腐敗問題。這一三大和解，解決方式沒有變；最終永久地廢除一黨專制，完成實現憲政民主、多黨政治。人民的自由、權利、福祉、私有財產切實得以保障。”

　

他們又不玩了，留下一個看守的，走了。到了晚上吃飯的時候，有兩個人試圖將我抬到餐廳去，但他們沒有把我從床上抬起來。他們吃完晚飯後，“老車，大廳裏有少數民族佤族歌舞。”我說“不去，你們去看吧。”6月2日晚，我已陪他們看了佤族歌舞。

　

6月5日，我和政保處的人8點起床。吃完早餐後，我就問“今天可以把我送回去了吧。”“你說了算。”一位政保處的人回答。他們收拾行李時我就估計今天要把我送回去，大約九點左右我與政保處的人上車返回，剛出賓館不遠，還沒有走出大豐山，另外一輛車息火，發動不起來了。天還下著雨，雨越下越大。約過了半個多小時，那輛車才發動起來，在路上時跑時停，又是加油，一旦回到家已是11點10分，這時雨也停了。

　　

《二》、三大互動效應

　

回來後，我就投入緊張地工作中，看看來電顯示。在第一時間向國內朋友報我平安回來的消息，並抓緊瞭解這次“六四”十五周年紀念還有誰在拘押中，當得知南京的楊天水、北京的劉小波還沒有獲得自由。於是，張林、李國濤、許萬平與我等人發起了呼籲營救。

　

“六四”十五周年紀念日，有十多人被軟禁，上百人（這是保守數字，可能要數倍於這個數字）在6月3日和4日期間，受到不同程度的監控和問話。6月13日上午接到南京楊天水先生的來電。這樣，“六四”十五周年紀念日前被關押、軟禁的異議人士全部獲得自由。儘管當局採取的行動較溫和，雖與以往不同，但監控面範圍擴大了，動用人力物力比以往都下了功夫。如此使當局下這樣的大功夫，是今年上半年的三大互動，三大互動是中國走向民主作出嶄新的嘗試。

　

2004年2月24日，丁子霖老師等124位“天安門母親”和六四傷殘者發出了《致十屆二次全國人大暨全國政協全體代表、委員的公開信》。2004年2月24日，抗擊非典第一功臣蔣彥永大夫向最高當局遞交了《關於為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的建議》。被譽為說真話的英雄。2004年3月，江棋生先生《呼籲良知　打破沈默》一文，拉開了2004年上半年體制內民主改革派互動與民間異議人士互動的序幕。2004年2月1日，《自由評論》網友溫冬見在杭洲西子湖畔訪問了江棋生先生和章虹女士，大膽地提出《公民意識、公民行動與中性互動》。這一理念的出臺，加上某些條件和機遇的到來，三大互動悄然孕育而生：一、中共體制內的互動；二、西南地區異議人士的互動；三、華東地區異議人士的互動。

　　

一、體制內改革派的互動

　

“天安門母親”和六四傷殘者的公開信，真誠地呼籲代表和委員們“拿出勇氣和膽識，果敢地就六四問題向大會遞交相關議案，並推動大會與會代表就此案進行討論、審議。”《公開信》在體制內民主改革派引起較強的互動，海內外發表文章予以支持、聲援。

　　

胡績偉先生、李銳先生、鮑彤先生、林牧先生等、、、發表文章，公開重申自己道德、公義立場，用真言顛覆國家謊言。他們的勇氣，乃是中國人真正良心的展示。

　　

蔣彥永大夫的《建議書》，被世界譽為說真話的英雄。其代表作品有：《英雄蔣彥永，巾國章詒和》、《劉華清、李錫銘紛亮相，是蔣彥永效應？》、《蔣彥永上書披露中共高層六四決策分歧》、《蔣彥永醫生點燃了烽火，我們還等什麼》、《劉荻、劉小波軟禁，蔣彥永出差，呂加平失聯》、《蔣彥永上書，全民反迫害浪潮漸起》。

　　

十五年過去了，人們仍然記得那些堅持道德公義、反對殘暴鎮壓而被傳頌的名子，他們是：趙紫陽先生、萬里先生、肖克將軍、田紀雲先生、芮杏文先生、閆明複先生、徐勤先生、吳祖光先生、李慎之先生、吳階平先生、雷潔瓊女士、杜憲女士等、、、。

　　

丁石孫先生為法輪功說話，呂加平先生提出江澤民一些問題；41歲的焦國標先生，今年3月發表了《討伐中定宣部》的文章，特別引起國際傳媒的關注。被譽為“中宣部的掘墓人！”

　　

江棋生先生在《呼喚良知　打破沈默》一文中，這樣寫道：“《公開信》和《建議書》是兩份重要的歷史性文件。這兩份文件以無比沉重和極具權威的事實再一次警示國人；發生在15年前的89民主運動和六四屠殺事件是大山一般的存在，不管是在宇宙中，在歷史上，還是在人們的心中，都是如此，任誰也不能無視，不能抹殺－－－躲不過去，繞不過去，蒙不過去。同時，這兩份檔還以震撼人心的力度對國人的良知和勇氣進行呼喚：該是在強權面前打破沈默的時候了！”

二、西南地區異議人士的互動

　　

西南地區異議人士的互動，是在今年3月8日開始的。我與萬平與貴陽朋友晤面，我來貴陽的第二天，貴陽警方對我與貴陽朋友們的活動進行跟蹤，我與萬平加上貴陽朋友莫建剛、曾甯、廖雙元、方家華、朱正元、孫光全、張重發、黃燕明、李任科、盧勇祥、陳德富等人。吾等來到公園，警方至少派了六輛大、小汽車，男、女便衣布控于吾等周圍，對我們的一舉一動進行拍照及錄影，沒有對我們的活動直接干預。3月11日，貴陽朋友們通過了《3、11意向》。

　

3月12日，我離開貴陽，前往湖南、浙江、江蘇、安徽，開始了華東地區異議人士的互動。歷時達近一個月，在這期間我與上述省籍的朋友們進行了認真溝通、交流，晤面的有劉建安、謝長髮、周佩夫、姚小舟、張帆、王榮清、陳樹慶、來金彪、楊建民、單稱峰、楊天水、張林、王庭金等人。

　　

三、華東地區異議人士的互動

　　

華東地區異議人士的互動也引起了官方的密切關注，浙江警方打電話警告浙江朋友王榮清，南京警方多次找楊天水談話，上海警方對李國濤活動進行跟蹤，安徽警方不時對張林、王庭金傳喚，我家就像自由市場，政保處的人連電話招呼不打，想來就來。儘管如此，華東地區在當局的嚴密監控之下，《危機中的中國社會亟需民主英雄主義》一文，還是按既定時間與公眾見面。

　　

民主英雄主義，絕不是極權專制所宣傳的為專制者服務的英雄主義。中國需要、提倡的是林肯式的民主英雄主義、甘地式的民主英雄主義、曼德拉式的民主英雄主義、瓦文薩式的民主英雄主義等、、、。那麼，這樣的民主英雄主義在中國產生了沒有呢？也許他們就在你們中間。

變動，變動，動則變，不動則不變。蘇東是動、南非是動、臺灣是動、、、。幾千年來，中國的封建專制，特別是中共對人民的洗腦，往往把“動”和“亂”聯繫在一起，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我們的思維方式不更新，“動”就搞不好，就不能理解什麼是“民主英雄主義”，如果沒有擺脫專制所灌輸的思維方式，就會把“動”和“民主英雄主義”在舊思維的支配下去類推了。再用舊思維方式去爭取民主，爭取轉型，肯定是困難重重。不要指望天上會掉餡餅，民主不是恩賜的，哪個民主國家不是爭取的！如果還念念不忘黨的“恩情”，那麼，就不難理解中國結為什麼至今還解不開！

　　

我們研究低風險運作多年，也搞了些低風險運作，但效果、作用都不明顯。那麼，到底什麼是低呢？沒有答案。今年三大互動，答案有了眉目。“六四”十五周年紀念，政府感受到來自體制內改革派互動與民間異議人士互動的壓力。於是，政府採取了擴大面的監控，而這一監控比以往都要溫和。我們既講互動又講和解（前面提到過三個和解），中共體制內的互動與民間的互動，如果這一互動形成全國更大面積互動，我想風險就不在人民一方，而風險轉向了官方政府一方。一旦官方政府方面感到風險越來越大，那麼，妥協的一方將是官方政府，他們不得不向人民妥協，這一趨向需要多方創造成熟的條件、機遇和互動。因此，合法、公開紀念“六四”就不會遙遠！

　　　　　　　　　　　　　　　　　　　　　　　　

2004年6月16日　寫於濟南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