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7日訊】儘管中國經濟的發展被國際社會刮目相看，儘管中國作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越來越多地在國際社會展開“大國外交”，儘管中國已經簽署了幾個主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儘管中國政府有的時候也放低姿態願意與西方國家討論人權問題，或者不時地發表所謂的《人權白皮書》……但是中國現今人權狀況之惡劣，不僅中國老百姓怨聲載道，而且也一直受到世界輿論和國際人權團體的詬病。

究其原因，中國共產黨堅持實行“一黨統治”、“全面專政”，越來越缺少合法性基礎，固然是一個十分主要的原因，在中國的現實政治機制中，民權或者人權也依然是一個十分敏感的範疇。耀杰兄這本新書的價值，在於通過剖析“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興起和衰亡，從歷史和思想文化的角度，開掘出中國人權事業之所以舉步維艱的內在淵源。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半個多世紀以來，人權觀念的復蘇和傳播，只是最近這些年的事情，比較受人矚目的，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北京民主牆運動中曾經出現的《中國人權宣言》和“中國人權同盟”，當事人之一的任畹町自然被中共大牢伺候；貴州詩人黃翔當時在民主牆寫公開信，要求美國總統卡特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也難逃同樣的厄運……其實早在中共執政前十七年，就出現過一個由中共人士直接操縱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這個團體的興衰存亡，幾乎成爲現代中國知識份子步入歧途的重要標誌。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由宋慶齡、蔡元培、楊銓、黎照寰、林語堂、伊羅生、鄒韜奮、陳彬和、胡愈之、魯迅、史沫特萊、吳漢祺、林衆可、郭慰然、周建人、王造時、胡適、許德珩、蔣夢麟、李濟之、馬幼漁、成舍我等一批中外著名知識份子和社會賢達組成的，宋慶齡宣佈該組織的任務有三條：1、爭取釋放國內政治犯，反對目前到處盛行的監禁、酷刑和處決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物件是大量的無名囚犯。 2、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辯護及其它援助，調查監獄的狀況和公佈國內剝奪民權的事實，以喚起輿論的注意。 3、協助關於爭取公民權利，如出版、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的鬥爭。（宋慶齡《爲新中國奮鬥》，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然而，因爲民權保障同盟內的核心人物的極左傾向，在國內政治鬥爭風雲變幻的大環境中，不幸捲入了“顛覆政權”的秘密活動（涉及到國民黨元老蔡元培與第三黨鄧演達、十九路軍陳銘樞的三角聯盟，以及1933年11月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並且很快就發生了開除該同盟北平分會主席胡適的暗箱陰謀，從而造成北平分會連同整個同盟的分裂和瓦解。在其重要成員楊銓（楊杏佛）被槍殺後，“曇花一現的民權保障同盟旋即煙消雲散”。半個多世紀後重新回顧那段被政治力量歪曲改寫的歷史事實，不難發現宋慶齡前面提出的三個任務，並沒有真正成爲該同盟的主要任務，自然也無法落實完成。

耀杰兄在重新發現和□清這段歷史後指出：“中國民權運動的第一同盟，本身就是一個見不得陽光的既自相矛盾又自欺欺人的民權怪胎”、“比起既黑幕重重又深不可測的藍衣社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政治背景要更加複雜也更加黑暗”。耀杰兄是一位研究中國文化的理論工作者，更是一位心憂天下、秉持社會良知的知識份子，這些結論出現在他筆下，其痛心疾首的感受，猶如一曲中國知識份子的挽歌。當然，他的結論對官方史學無疑是一種顛覆。震撼之餘，我堅信，耀杰兄正本清源的努力，有助於我們真正看清楚中國知識份子自己身上的一些毛病，和那幾個被神化了的知識份子領袖人物的本來面目。中國知識份子唯有正視自身的弊病，恢復獨立之操守，才有可能重新挺起被打斷的脊梁骨，進而重塑中國社會的良知。也唯有如此，中國人權事業才能走出萬劫不覆的困境。

且不論宋慶齡的個人政治面目和歷史地位，單說她當年爲民權保障同盟提出的三項任務，迄今爲止依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作爲一位已經去世的歷史政治人物，她的名字也仍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現今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有志於人權發展的活動分子，汲取民權保障同盟步入歧途的教訓，也許可以探索出一條實現“三項任務”的新路來。再者，眼下如火如荼的公民維權運動，是否也能夠從這段歷史中汲取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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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耀杰新著《民權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日前由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披露了宋慶齡的真正角色，胡適與魯迅勢不兩立的關係，史達林對中國革命的操縱等。並敍述了曇花一現的中國民權第一同盟被斷送的過程：該同盟臨時中委會違規開除胡適的會籍，中共的直接介入和蔡元培、林語堂的正式退出，該同盟副主席兼總幹事楊銓被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攔路槍殺。（明鏡出版社）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