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6日訊】八九運動以慘烈的六四大屠殺結束，導致八十年代大有希望的政治改革戛然而止，造成了十五年來的權錢共謀的跛足改革日趨畸形，在經濟高增長的同時，貪污腐敗、兩極分化和道德淪喪愈演愈烈，知識界在大分化之後迅速犬儒化，借助於西方的英國式保守主義及其「消極自由」，反激進成爲反思六四的主流，談論六四的負面影響和爲新威權主義唱贊歌相互支持，形成了一股强大政治保守主義思潮。

然而，在我看來，亡靈們的血並沒有白流，失敗所留下的多方面遺産，也並非全然負面，特別是政治上的正反兩方面的遺産，對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具有重大意義。

一 獨裁政權陷於難以擺脫的道義合法性危機

從反面講，大屠殺導致了中共現行制度的道義合法性基本喪失，跛足改革的弊端暴露無遺，就連中共官員們也只是基於利益驅動而擁戴現行制度，而對於一黨獨裁的正當性不再有信念上的相信。統治權力與政治權威之間、統治效力和政權合法性之間、强制的表面穩定與潜在的社會危機之間、官方意識與民間意識之間……的巨大斷裂，導致統治效力層層遞减，民衆的服從只是出於不得已，歌功頌德也大都是假意應付。具體而言：

1，喪失了道義合法性的中共政權，要想維持住政治穩定，就只能靠依靠發展經濟的政績合法性來維繫政權，用利益優惠來購買口是心非的效忠。中共不得不推動經濟上的市場改革，優先對社會精英進行利益收買，用物質上的小康承諾換取大衆的沉默，「穩定第一」和「經濟優先」的統治策略，使整個社會陷於「GDP」崇拜和發財夢之中。

2，中共以國家機會主義的靈活策略應對各類挑戰，意識形態的高調與現實應對的低調的分裂，經濟不斷開放和政治僵化守舊的並存，剛性鎮壓與柔性收買的交替，在全力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同時，又縱容消費性享樂性的大衆文化。中共不得不通過調整其正統意識形態來說服民衆，彌補其道義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從鄧小平的「三個有利」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再到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皆是這種重塑道義合法性的努力。

3， 當局及其高官陷於難以擺脫的內在虛弱和權力恐懼之中。官方因犯下大屠殺的罪惡而心虛氣短，鄧小平在1992年重新啓動改革，就是爲了挽救政權合法性和他個人的政治聲譽。同時，官方對六四的定性也越來越模糊，高官們回答有關六四的提問時也越來越圓滑，企圖不斷淡化六四話題；當年參與鎮壓决策的高官及其親屬，也大都想撇清與六四鎮壓的關係，至少是减輕罪責，把全部的或主要罪責推到已經作古的鄧小平一個人身上。最近，據境外媒體透露，連李鵬這樣的六四罪人，也想出書澄清當年的决策過程。

總之，大屠殺造成的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危機至今猶在，中共重塑合法性的努力也一直在進行。而如何處理六四，顯然是中共合法性能够重塑的關鍵，只要政權的獨裁性質一天不改變，六四亡靈一天得不到安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就一天無法消除，它重塑道義合法性的任何努力，不但顯得力不從心，而且最終的結果肯定是徒勞的。

二 催生出民間人權意識的覺醒

從正面講，只要把目光由中南海權貴轉向廣大的民間社會，任何不帶偏見的人皆能發現，與中國當代史上的歷次大災難留下的遺産相比，八九運動的悲壯結局喚醒了大陸民間的人權意識，無疑是六四留給中國的最寶貴的正面遺産。

1，以六四正名爲核心的民間政治性維權的持續化和公開化。儘管政治改革全面停滯，小康的承諾購買了整個社會的沉默，民間道義象徵人物的被迫流亡，對任何處於萌芽狀態的民間反對派運動的嚴酷鎮壓，使民間反對派運動日益邊緣化。鎮壓與收買的雙管齊下的策略，似乎取得了令世界驚嘆的成功。但是，以六四問題爲核心，由體制內的叛逆者和體制外的民間持不同政見者及海外民運共同構成的民間政治反對派運動，却進入了公開化階段，推動民間人權運動的持續發展，並逐步由異議人士向其他群體擴展，由敏感的政治問題向非政治領域的人權要求滲透，形成了在八十年代所沒有的民間人權運動。

與改革開放之初民間對「民主墻」被鎮壓的冷淡和沉默相比，大屠殺之後，民間對六四問題的關注從來沒有中斷過，從六四剛結束時的全國性抗議浪潮，到90年代中期有多位德高望重的老知識分子參與的關注六四的公開信高潮，再到最近由蔣彥永上書所引發的爲六四正名的熱潮，呼籲國內外良知爲六四呐喊和要求當局爲六四正名的民間聲音，從來沒有消失過。

2，特別是，六四後，形成了最具道義感召力和人權救助實效的群體維權–以丁子霖爲代表的六四難屬群體。這個由傷殘者和失去親人的父母、妻兒所組成的群體，在極爲艱難和充滿人身風險的情况下，爲六四受難者及其家屬爭取國內外的人道捐款，收集六四死難者的證據證詞，始終如一地堅持著見證歷史和尋求正義的訴求，從1995年開始每年向中共當局上書，至今已經堅持了九年。同時，難屬群體也由小到大，由最初的兩個人擴展到現在的150多人。儘管這一群體在六四血案中付出了最爲慘重的代價，但他們從未采取過激進的行動，從未提出過激的要求，也從未使用過咬牙切齒的言詞。他們所做的一切皆合法合理合情。所以，六四難屬群體才贏得了世界性的尊重、支持和同情，被尊稱爲「天安門母親」。

天安門母親們的事業，開始於突失親子的絕望，她們這些年所關心、幫助和鼓勵的，都是一個個具體的人。這種樸素而實在、有血有肉的正義事業，充滿了土地的溫暖和激勵，决非從天空俯視芸芸衆生的自由說教所能給予。從丁老師等難屬尋訪」六四」遺屬的脚印中，我看到了所剩無幾的良知、堅韌和愛。我甚至極端地以爲，這是「六四」後僅存的記憶和最有成效也最有意義的事業。如果所有的幸存者都能象她們那樣，不必高聲呐喊，而只爲無辜的亡靈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劊子手也不至於殺了人後還那麽肆無忌憚，「六四」亡靈的墳墓更不至於如此荒凉。現在，蔣彥永大夫爲六四正名的勇氣，又爲民間提供了新的良知示範，贏得了海內外的廣泛支持。

3，民間維權向非政治領域的擴張。首先，民間越來越擺脫逆來順受的生存狀態，特別是借助於互聯網提供的方便，形成了網絡上的民間議政熱潮，完全不同官方主旋律的民間網站層出不窮，越來越多人敢於置疑和批評官方决策，挑戰政權及其政要的權威，積極參與公共輿論的發言者，精英色彩越來越淡，而平民化傾向越來越明顯。

其次，民間的群體維權運動也日益擴張。農民、失業職工和其他權利受損者等弱勢群體爲爭取自身權益，頻繁地進行自發的請願、遊行、示威、甚至自焚；知識界爭取言論自由和推動憲政民主的言論維權，也借助於互聯網蓬勃發展；工商界爭取私産保護和平等競爭權的財産維權，經過長時間的爭取而終於帶來修憲的制度成果。

再次，進入新世紀之後，大陸民間人士先後對「新青年學會案」、「劉荻案」、「孫志剛案」、「孫大午案」、「李思怡案」、「黃靜案」、「杜導斌案」和「南方都市報案」等人權迫害的個案，對「農民工群體」、「愛滋病群體」、「乙肝群體」和「SARS群體」等受歧視，表達出廣泛而持續的强烈關注，形成了被知識界命名爲「新民權運動」的維權高潮。

也就是說，血腥屠殺造成的人權大災難喚醒了國內外的良知，國內的民間人權意識的覺醒和國際社會人權外交的壓力，共同促成了「官方價值的貶值和民間價值的升值」的觀念轉折，從而形成了「權力在官場而道義在民間」的社會格局。由此，爭取民權和推動政改的主要動力，只能寄希望於民間力量的不斷壯大，特別是先知先覺者的勇敢示範，在呼喚著、激勵著中國民間的良知力量的同時，也在正告現政權的獨裁寡頭們：在當今世界，滅絕人性的暴行决不能暢通無阻。(//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