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6日訊】在中華文明史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兩次社會大轉型，這就是歷史學家所說的“歷史的三峽”。第一次穿過“歷史的三峽”是在東周或者大致在春秋戰國時期，第二次穿過“歷史的三峽”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100多年了。第二次轉型出現柳岸花明，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從此走上了理性、漸進、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公民文化的現代化不歸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正在重鑄“高貴中華、文明中國”。

下面，我先講一講歷史文化，講講第一次社會大轉型所造成的權謀與暴力的中國。

第一次轉型，中國從西周的分封的封建制轉向了秦始皇的郡縣制的絕對專制，花了550餘年。大家注意，西周是中國真正的封建社會，它實行分封制、貴族制，與晚熟的中世紀西方封建社會相似。周天子只是諸侯們共同擁戴的天下共主，其權力往往不能到達諸侯國之內，諸侯們是實行“自治”的。但是從秦始皇開始，中國從相對專制主義走向了絕對專制主義，建立了層層任命、層層施控的郡縣制官僚制的金字塔型權力結構，這是西方社會所沒有經歷的階段，西方在封建社會之後便直接進入了法治分權、多中心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時代。

在現代西方，總統、州長、省長、市長、縣長的權力範圍是由法律界定的，一般來說，他們沒有上下級隸屬關係，市長或縣長也沒有必要執行總統或省長的指示或文件，他們只對選區內的選民負責，只有選民可以決定爲官者的命運，而不是上司。因此，總統、省長、市長、縣長，還有立法、司法、行政、新聞、中央銀行、審計等都是獨立的或近似獨立的權力中心。先進國家的央行如美國的美聯儲、德國的聯邦銀行都是幾乎獨立於行政部門的，這樣的制度設計是爲了避免總統或總理在選舉時出於爭取選票的目的，操縱銀行，造成虛假的繁榮。先進國家的審計部門要麽隸屬於議會，要麽隸屬於法院，要麽完全獨立，總之，不能夠隸屬於行政。如果隸屬於行政、隸屬於縣政府、市政府、縣委、市委，必然不會有公正、認真的審計，誰還敢查處拿著自己飯碗的頂頭上司！上面講的是現代文明的國家制度完全不同於秦始皇的絕對專制主義。

中國古代的絕對專制主義既指政治上的獨裁，如《史記》中所說的“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禮記》中所謂的“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趙匡胤之“臥塌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朱元璋之無限君權，罷黜丞相；絕對專制主義也指經濟上的國家、官府壟斷資源，如漢武帝的鹽鐵官營、多數朝代的打擊私人商業、崇本抑末的政策；還指文化專制主義，如董仲舒的三綱五常、朱熹的儒家天理、朱元璋與康熙雍正乾隆的文字獄。

中國古代的絕對專制主義的特點是：政治鬥爭不循規則，不擇手段，暗箱操作，實行非程式政治、謊言政治和暴力政治。學者認爲，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是儒法互補、陽儒陰法的，即對外宣傳的是儒家的仁義道德，實際使用的卻是法家的陰謀權術，法家韓非子的專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思想泛濫。韓非子的帝王術、監視群臣術、專制治國術爲歷代統治者所尊奉。由此，中華民族不斷地強化權謀與暴力的思維，成爲崇拜計謀與血腥爭鬥的民族，其權謀與暴力思想源遠流長、極其發達——

老子堪稱中國權謀之祖，毛澤東就說《老子》是一部兵書。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就是說，“道”總是朝著相反的方向運動的，柔弱才是“道”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按照此邏輯，老子主張“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即表現出大公無私，才能成全自己的私欲；“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事長”，即韜光養晦，避免槍打出頭鳥；“曲則全”，即委曲求全，跪著生，“識時務爲俊傑”，所以，抗戰時漢奸無數；老子說“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也就是，先假裝給予對方、滿足對方的條件，穩住對方，然後收拾他，如楚漢相爭時，韓信想當齊王，劉邦差點勃然大怒，張良踢了劉邦一腳，劉邦馬上改怒爲喜，派人送玉璽封韓信爲齊王；後來，劉氏奪得天下，韓信則死無葬身之地，這叫做“將欲奪之，必固予之”，先假裝給予，然後兔死狗烹。老子還說“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主張後發制人；“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即統治者不能得罪了賤民，必須深入群衆，然後高高在上，做所謂的“人上人”。

鬼穀子是中國陰謀主義的代表，他主張“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即聖人、統治者可以搞陰謀詭計，愚蠢的人才張揚外露；鬼穀子還說：“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意思是說，聖人暗箱操作，所以顯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見，所以可以自詡爲正大光明。

孫子、孫武是中國乃至世界兵法謀略的鼻祖，西方兵法的鼻祖是克勞塞惟茨，比孫子晚2000來年，充分說明了中華謀略的舉世無雙。孫子稱：“兵者，詭道也”；“上兵伐謀”；“兵以詐立”等，這種詭計思想即使在西方軍事家中也非常罕見，亞歷山大大帝建立了龐大帝國，但他竟鄙視詭計、不願偷襲。中國現在流傳下來了3000來部兵書，它們是中華民族權謀與暴力文化的典型遺産。著名的兵書有《武經七書》包括《六韜》《三略》《孫子》《吳子兵法》等，還有《孫臏兵法》《曹操兵法》《諸葛亮兵法》也就是《心書》，《兵經》《兵壘》《百戰奇略》《投筆膚談》《登壇必究》《太白陰經》《曾胡治兵語錄》等。

韓非子是中國絕對專制主義的總設計師。他主張玩弄權術、株殺學者、投毒暗害、特務盯梢、扣押人質、連坐誅族、重刑峻法等法西斯手段，推崇“獨斷”、獨裁，甚至提出“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即哪怕是昏君，大臣也不得推翻，這是極其反動的思想。可惜的是，商鞅、韓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一輩子爲獨裁統治者出謀劃策，最後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自己也沒有好下場，這是專制社會陰謀與暴力的必然結果。西方也有韓非子似的人物，他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人馬基雅維裏。馬基雅維裏的思想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支流，而不像韓非子代表了中國政治文化的主流。馬基雅維裏被當代評論家Leo Strauss稱爲“罪惡的導師”，莎士比亞稱之“兇殘的馬基雅維裏”，當代管理學中“馬基雅維裏主義”成爲不講信用、不講道德的代名詞。但是，韓非子哪怕在中國當代、在文化大革命的尊法批儒運動中也被尊崇。

中國人幾千年血腥的奪權、內戰，無法消解的仇恨，世代復仇的信念，光怪陸離的《三十六計》和三千部兵法的應用，《水滸》、《三國》中殺人遊戲和詭詐計謀之婦孺皆知、津津樂道，委瑣複雜、爾虞我詐的人際關係，猖獗的腐敗，信用的墮地，口與心最大程度的背離——口頭上仁義道德，實際上陰謀詭計，以及“引蛇出洞”，揭發告密，虛報浮誇，見死不救等現象都說明，我們迫切需要重鑄“高貴中華、文明中國”。

前面說過，中國目前正在經歷第二次社會大轉型，也就是從愚昧、前現代的狀態轉向高貴、文明的社會，轉向民主、法治、清廉、道德的國家。我認爲，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小康”、物質上的富有，而在於塑造“高貴中華、文明中國”。

也就是說，第一次中國的社會大轉型造成了絕對專制、權謀暴力的中國，第二次社會大轉型將要鑄造“高貴中華、文明中國”。

所謂“高貴中華、文明中國”，就是要抛棄封閉、專制、人治和官本位的傳統，擯棄謊言、陰謀和暴力的政治，服從規則、程式、透明和監督，完善民主法治，保護人權産權，弘揚誠信、大愛的精神，提升官德，培育公德，使中華民族高貴起來，使古老中國文明起來。

令人鼓舞的是，處於千年未有之變局當中的今日中國，僅僅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在建立“法治政府”、“透明行政”方面就已取得重大的進展，保護人權産權的條文也已經入憲。現在，中國人民應當再接再厲，從建立“現代中華文明”和“現代中國制度”兩個方面入手，進一步建設“高貴中華、文明中國”。

我曾經提出建立“現代中華文明”，所謂現代中華文明，就是將現代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與中華優秀傳統、新社會主義思想有機結合起來，一要吸收現代文明智慧，二要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三要融入新社會主義的民主公正思想，四要將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熔鑄新的中華民族之魂。

我認爲，對於東西方一切文明、思想、傳統，取捨揚棄的原則應當是：看它是否有利於生産力的發展，是否有利於社會的進步，是否有利於人的幸福和完善。

由此分析，現代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是：工具理性文化之科學、技術等；社會理性文化之民主、法治、人權、分權、監督、制衡的思想；現代國家制度、現代政府制度、現代新聞制度以及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現代企業制度等；經濟民主、民衆持股、職工參與、全民福利；守法守信、公平公正公開、競爭高效、自主負責以及最小成本、最大效益、最佳管理等思想。

中華優秀傳統是：社會道義感、使命感、責任感；氣節精神——孔子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愛國主義精神——“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厚德載物、自強不息、艱苦奮鬥、尊師重教的精神等。

“新社會主義”是與舊社會主義相對應的我的一個提法，舊社會主義即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它存在著嚴重的弊端。新社會主義指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開放的現代制度。新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是借鑒馬克思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的優秀成果，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多元化、社會主義聯邦制，建設現代法治國家，建立現代文明社會。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既要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又要致力於實現民主法治與全面的社會公正。新社會主義的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産，第二是共同富裕和社會公正，第三是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權産權。新社會主義的政治是：追求全民民主、公正平等、自由和平的目標，建立人民的國家。新社會主義的經濟是：建立人民所有制、社會所有制；實行經濟民主、勞動民主化、管理民主化；鼓勵工人股份的聯合以達到控股，工人在股東大會以同一個聲音說話；實現收入均等、全民福利；以股份制的共有制、社會保障制度、現代所得稅、遺産稅制度、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等實現共同富裕。新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實行社會民主，保護人權，保障人民工作的權利、醫療的權利、福利的權利、住房的權利和依據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權利；實現充分就業，階級合作，地方自治化。新社會主義的文化是：奉行民主、法治、自由、公正、平等、互助、和平的價值觀，推崇團結合作、相互尊重、民主協商的精神，以民爲本，建設人民之家。強調公平、人道、民主、自治、文明、開放，反對特權腐敗、殘酷專制、愚昧封閉，反對原始市場經濟、野蠻資本主義，致力於建立現代文明制度。

我在此特別強調的是，建立“現代中華文明”就要鑄造“誠信中國”、“大愛中國”。

只有誠信和“大愛”，才能振興中國。所謂誠信，就是要恢復人際之間的信用、人民對官員的信任；所謂“大愛”，就是要超越親人之愛，去愛他人、愛社會、愛人類、愛自然、愛民衆、愛對手、愛敵人，培養包容和寬恕之心，塑造妥協、互讓、和解的精神。

而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沒有和解，只有仇殺、仇恨、復仇；很難說有人道，只有兵道。有人說，“中華民族是以陰謀爲智慧、以鬥爭爲光榮的民族”。

宗教世界卻主張寬容。中國留學生盧剛槍殺了3位教授、1位副校長、1位同學。可是，副校長的夫人卻給兇手盧剛的家人寫信，說：“我們知道，在此時比我們更悲痛的，只有你們一家”。中央電視臺也有一個節目，講一位美國母親去監獄探望殺死自己女兒的罪犯，首先問對方：“你好點了嗎？”耶穌也要求信徒寬恕把他釘上十字架的人。發達國家大多數都廢除了死刑。而中國人對待殺人犯肯定要求法院判處死刑，否則，受害家屬會不斷上訪，不“殺人償命”決不罷休。

其實，“大愛” 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儒家倡導“仁者愛人”、“和爲貴”、“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和而不同”、“矜而不爭”、“群而不党”、“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等思想，孟子提出“仁政”，稱“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萬物皆備於我”；“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有非暴力思想——他說：“善戰者服上刑”，他反對戰爭的原因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倒楣的總是人民。道家的莊子提倡寬容、多元化、反異化、反暴力的思想——他提出“寬容於物”、“兼懷萬物”、“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合一”；“十日並出”；“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物物而不物於物”，控制外物而不被外物所控制；破除“成心”，結束“日與心鬥”。墨家鼓吹“兼相愛、交相利”、“周愛人”即普遍地愛所有的人；墨子還主張“非攻”，他被稱爲是中國最早的和平主義者。佛家教導平等、慈悲、不殺，佛教以其戒、定、慧，四諦說——苦、集、滅、道，闡述慈悲理論。可惜，這些大愛至道，在古代實行的少，在現代愈加衰微。

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弘揚誠信和大愛的精神，消除無處不在的欺騙和陷阱，中國人現在幾乎都不敢吃東西了——電視裏報導過有毒腐竹、有毒竹筍、有毒大米、有毒罐頭、有毒醬油、有毒粉絲、有毒火腿、有毒蠟肉、有毒雞精、病死豬肉做肉鬆、腐肉煉豬油、地溝油等等，幾乎沒有不假的東西，而且，一部分中國人的良心都壞了，中華文明也已經墮落到了極低點。

中國要建立信用制度，建立信用擋案、信用查詢系統——首先各級政府要守信。中央電視臺報導：山西某縣政府讓包工頭修路，路修好了，600多萬元的修路款卻拖著不給；河南某縣法院讓建築公司修大樓，樓修好了，法院卻不付工程款；河南某市部門與農民簽訂合同種楊樹，答應回收，農民花了260萬元購買種苗，但回收的事卻變了卦；還有，在拆遷、征地中政府不講信用的事也很多，剛剛拿到房産證，房子說拆就拆，根本不容協商；剛剛宣佈土地承包期30年不變，但可能第二天土地就沒有了，被徵用了。一些政府部門、官員不講信用的事太多太多。而沒有官德，就沒有公德，怎麽可能通過宣傳《公民道德準則》來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呢？

說到高貴、大愛，首先要尊重人的生命。一國的文明程度表現在人的生命價值上。可是在有的人眼裏，人的生命低賤如草。報紙報導：吉林某市丁某騎摩托車與一狗相撞，人狗俱亡，法院判狗主人賠丁家1.9萬元，丁家賠狗主人1.4萬元；某市張老漢的兒子在醫療事故中死亡，法院判醫院賠3萬元，同時一隻寵物狗在寵物醫院被治死，法院判賠5萬元。人的生命價值還不如狗。而在伊拉克戰爭中死亡的美國大兵家屬可獲6000萬美元的賠償。

關於大愛——我們還要提倡諒解、妥協、對話、雙贏的理念，改變槍桿子裏出政權、流血奪江山、敵我勢不兩立、一山不容二虎、意識形態獨尊的傳統思維，建立寬容、和解、高貴、文明的新中華。

前面說到，建設“高貴中華、文明中國”，要從建立“現代中華文明”和“現代中國制度”兩個方面入手。我提出的所謂“現代中國制度”，就是要建立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尊重世界普適文明價值規範的社會主義現代國家制度、現代政治制度、現代法律制度、現代經濟制度、現代社會制度、現代文化制度等。

社會主義現代國家制度就是，國家成爲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平衡者；職權法律化，政治規範化；進行橫向和縱向的分權，立法、司法、行政等權力相互制約，實行社會主義聯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

社會主義現代政治制度就是，保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憲法中的公民權利，保護人權；以程式化的方式和平過渡權力，實行非暴力政治；廢除官員只對上負責的郡縣制官僚制度，逐步運用民選制度對各級權力進行民主監督，同時形成權力機構的相互制約。

現代法律制度就是，憲法至上；法律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統治者尤其要率先守法；司法獨立；實行無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經法律程式不得被逮捕、被剝奪財産。

現代文化制度就是，吸收現代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創立現代新聞制度、現代教育制度、現代科研制度等；確立多元文化觀、民主價值觀、現代道德觀，形成文化創新機制。

現代經濟制度就是，實行市場經濟、股份共有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現代宏觀調控制度、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現代金融制度、現代財稅制度等。

我在這裏特別講講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迫切性。發達國家的財政是受到議會嚴格監督的，沒有各級議會的批准，行政官員幾乎一分錢也不能花。中央電視臺有一個對話節目，是中美兩國的市長對話，中方邀請美方市長訪問其城市，美方市長十分高興，但表示沒有列入財政預算，所以，沒有經費去中國；可是，中方市長馬上一口承諾，費用全由中方支出。這個例子說明，中國的財政支出是完全由官員說了算的，不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實質性的制約和監督。因此，也就造成了中國嚴重的財政浪費的情況——亂投資，低水平重復建設；首長工程，政績工程；中國每年公款用車花了3300億元，而整個漢城市政府只有4輛公車，先進國家是決不允許公車私用的，瑞典首相上下班也不也許開公車，德國總理施羅德在周末時也只能開自己的破舊的私家車；中國每年公款吃喝也花1~2000億元，公款開會、出國花2~3000億元。如何解決這些浪費問題？關鍵是強化人大的職能，財政預算、決算要各級人大批准。現在廣東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在這麽做了，政府部門拿著很厚的財政預算清單要人大批准，但問題是，人大代表很多都不懂經濟、財政，看不懂預算，而且，開人大會就幾天，材料都看不完，哪里有時間研究政府財政開支的合理性？所以，人大代表要專業化、專職化，不能是業餘的。還有，要像發達國家那樣，在議會中設立會計局、審計局，這樣才能對財政進行有效的監督。

我們還要建立現代社會制度，就是形成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開放的現代城市制度、現代社區制度、現代農村制度、現代農民制度，形成自由、寬容的民間社會。還有，要建立現代均富制度、現代反腐敗制度。我現在著重講一講什麽是現代反腐敗制度。

現代反腐敗制度：一是實行透明政治、透明行政。如瑞典早在1776年就開放了政府檔案、記錄，老百姓可以隨便查；美國制訂了“情報自由法”、“陽光下的政府法”。

二是實行新聞獨立、新聞監督。通過自主的新聞報導、評論，發達國家的各級官員都暴露在衆目睽睽之下。尼克松抱怨，在總統府換一把椅子也得謹慎小心，以免被新聞界抓住了口實。1971年《紐約時報》連載美國越戰文件，尼克松總統起訴《紐約時報》，但最高法院最後判決：尼克松敗訴，《紐約時報》可以繼續連載。1972年水門事件曝光，《華盛頓郵報》進行調查，尼克松威脅吊銷其營業執照，但也不能阻擋《華盛頓郵報》深入調查，最後迫使總統下臺。

三是司法監督。發達國家的司法、檢察是比較獨立的，可以自主調查、審判各級官員。

四是議會監督。重大決策、財政開支要經過議會批准。有的國家設立議會監察專員，對警察、行政官員的錯誤行爲進行及時的糾正。

五是審計監督。日本、德國的審計部門是獨立的，美國、英國的審計部門隸屬於議會，法國、西班牙的審計部門隸屬於法院，總之，他們都不隸屬於行政、政府，只有這樣才能對官員進行真實的審計。

六是公衆監督。公民通過選舉、罷免、遊行、罷工等行爲對官員、議員、黨派進行監督。

七是反對黨監督。西方國家有反對黨，反對黨在時刻盯著執政黨，希望對方腐敗，以便取而代之。中國當然不必照搬西方的制度，中國特色的政黨體制應當起到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作用。

八是進行全方位的制度制約。採用集中採購、招標投標的辦法，如澳大利亞規定，凡2000澳元以上的採購都要招投標，招投標時應有舞弊控制小組的成員在場；芬蘭設審查官，官員決策後必須經過審查官簽字後決策才有法律效力；西方還實行金融實名制度、公民財産申報與官員財産公開制度。這樣一些措施，都有力地控制了腐敗。

國際透明組織每年公佈的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都是發達國家，廉潔度10分爲滿分，發達國家一般都能得8分以上，有的國家甚至得9.6、9.8、10分。

冰島從1918年至今，只有4名官員因腐敗而下臺。日本曾經腐敗嚴重，但隨著制度的完善，現在每年僅發生100余起公務員被起訴的案件。德國每年發生幾百起賄賂案，但大多數是因爲交通違章而向警察小額行賄。新加坡一名部長接受一位老闆7張機票，沒有付款，被判刑4年；一位警察接受犯人15元賄賂，被判刑3個月。芬蘭總統現在騎自行車上下班，中國駐芬大使館爲慶祝節日，曾經送一瓶茅臺酒給芬蘭官員，但對方馬上付現金買下。德國總理施羅德住不起總理別墅，現在搬到了一套二室一廳的租金600美元的公寓裏，他家每周只請得起1次清潔工，施羅德的夫人每天不得不親自購物、做飯。

從上可見，發達國家的官員從整體上來說比較廉潔。雖然他們國家也有腐敗，但由於司法、議會、審計、新聞、黨派、公衆的監督作用，使得官員們不得不謹慎小心、規規矩矩。

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但是毫無疑問，中國也應當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制度和做法，逐步建立現代反腐敗制度，建立一個清廉、文明的中國。

總之，我認爲，中國目前應當實行四個轉變：既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又要從舊社會主義社會向新社會主義社會轉變，從道德滑坡、文明衰落的狀態向“現代中華文明”轉變，還要從傳統制度向“現代中國制度”轉變。一句話，就是要從落後、委瑣、暴力的狀態向“高貴中華，文明中國”轉變。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事件，改革開放把中國帶進了現代文明國家的門檻。我相信，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將會在二十一世紀中葉實現，到那時，展現在全世界面前的將是“高貴中華，文明中國”。

讓我們爲“高貴中華，文明中國”而奮鬥！

2004年6月8日、14日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電話：010—68946812（宅）。E-mail:huxingdou@21cn.com。huxingdou@sohu.com。“胡星斗中國問題學”網址：//www.huxingdou.com.cn。）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