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6日訊】臺灣“3、20”大選以後，中國大陸官方針對民進黨和陳水扁的連任，有過好幾次大的動作。最新出臺的是所謂“經濟制裁台獨台商”的新政策。北京國務院“國台辦”最近專門爲此發表談話，並在媒體上點名在大陸有大量投資、在臺灣大企業中排名第25位的而表態支援陳水扁的奇美集團及其老闆許文龍。甚至在北京中央台的兩岸節目中，有社科院的臺灣問題學者出來爲“台獨台商”定義，曰：言論中不光是支援綠營者，而且有臺灣的“悲情意識”、“臺灣史觀”等等看法者，都可歸入“台獨台商”一類，並且說，許文龍的台獨言論已經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XX條”云云。

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憂慮、值得加以嚴肅質疑的“新政”。連中央台的節目中都承認，此“經濟制裁台獨台商”的新政策出臺後，在大陸台商中引起了一片人人自危的恐慌。眾所周知，由於大陸廣大市場的誘惑力和兩岸之間天然優越的地理位置，近年來，中國大陸成爲臺灣商人、臺灣資金的最佳投資場所，雖然尚未“三通”，兩岸的商業交流遠遠走在政治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前面。據說光是上海一地，已集中台商連家屬三十萬人，各地的“台商協會、聯誼會”更是如雨後春筍，已經有台商代表——比如電影明星胡慧中擔任了江南某省的政協委員。應該說，兩岸商業交流的頻繁，台商大量資金流入中國，這是北京政府前幾年實行的“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相對理性的政策的結果，其中包括：“以商引政”，把商業與政治分隔；“以文代政”，以文化交流代替政治對抗，等等。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勢頭，它不但有利於兩岸經濟、市場、文化和社會民眾之間的雙贏互利，而且從根本上，是有利於兩岸和平統一的良性方向的。但是，現在這種泛政治化的以言論治罪、以政治手段強行介入經濟行爲和市場運作的“經濟制裁台獨台商”政策一出臺，它將帶來什麽樣的後果，就有很多疑問了。

首先，“台獨台商”就是一個很難定義，而一旦加以明確定義，則必定“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傷害臺灣人民感情”的缺乏明確法理與學理依據的提法。什麽叫“悲情意識”？就是臺灣人從“二、二八”事件以後爆發的、自殖民時代以來一直孤懸海外的“亞細亞孤兒”的歷史傷情。這種“悲情意識”的內涵是相當複雜的，不能以簡單的“綠”“藍”與 “統”“獨”來劃分。據筆者的粗淺瞭解，可以說幾乎今天在臺灣生活的所有人，包括本省人、外省人，上一代，這一代，多多少少都會有這種被遺棄、被邊緣化的“悲情意識”。如果真正“寄希望於臺灣人民”，就應該以大陸老大哥的博大愛心，認真、誠懇地面對和理解臺灣社會民眾中相當普泛的這種“悲情意識”，從而找出政府在對台政策上的化解之道——應該說，上述“政經分隔”的政策，正是相對理性的政策；如果不是一棍子打下來，以“悲情意識”等同“台獨”，那真要把自己整個推到“臺灣人民”的對立面上了。 其二，以非黑即白、非藍則綠的狹隘政治思維，去制定經濟政策，去幹預經濟運作，是非常危險的。因爲，首先“藍”、“綠”和“統”“獨”的問題，包括“本土化”問題，“臺灣史觀”問題等等，在臺灣的真實社會情境中，就是界限含糊、決不可以簡單一刀切的話題。舉一個例子，北京“國台辦”和那些官方的“臺灣學者”是真的不知道還是裝著不知道？——所謂“悲情意識”的提法，最早來源於臺灣電影的“本土派大師”侯孝賢的獲國際大獎電影《悲情城市》。“本土派”的侯孝賢算“綠”還是算“藍”？他批評陳水扁撕裂族群的大陸政策最激烈，但他從來不肯承認自己屬於“泛藍”。又如，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過去的“綠營”主帥，這次卻站在支援“藍營”的立場；再如，相對於“華航”的另一個本土派大企業集團“長榮”集團，連它的航空飛機的標誌都是綠色的，過去被歸入“綠營”，而“長榮”集團通過近年來開闢大陸市場以後，最近明確表態支援“三通”政策，又被戴上“泛藍”的帽子。臺灣這次選舉，政治人物以選票掛帥和意識形態掛帥，造成撕裂族群、分裂臺灣社會的嚴重惡果；如果北京政府的“對台商新政”（包括最新傳來的爲張惠妹等臺灣歌星戴“綠帽子”而禁止登陸的消息），又跟著同一個“意識形態掛帥”的調子來唱，以政治爲經濟、文化交流劃線、以言論爲對岸商人、歌星治罪，其後續的惡果是可以預期的，並且也將一定是災難性的。

筆者曾一再批評過：當今中國領導人，說了多少年的“黨政分家”、“政經分離”，卻始終脫不掉“凡事政治化、道德化和意識形態化”的舊式極權思維與冷戰思維，最近的“經濟制裁台獨台商”新政策出臺，正是又一個負面新例證。

作者爲中國作家、學者，現居美國

──轉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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