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0日訊】BBC記者吳曦翔6月10日報導：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否決香港在2007和2008年普選產生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令爭取普選不再是香港輿論的焦點，但是，香港的政治風波卻連綿不斷。

接連的著名“時事評論員”暫停主持電台節目（“名嘴封咪”事件）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在《時代》雜志撰文，呼籲北京相信港人（Trust Us）又引起風波。種種跡象顯示，香港正處“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境況。

“人大釋法”是香港這12個月以來的政治爭論的轉折點；但卻不是突如其來的政策轉向。去年7月底，反顛覆法這原來的導火線在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請辭，特區政府撤回原來草案後，中央一直採取懷柔政策。

“政治解決”

然而，盡管香港經濟明顯有起色，曾支持“反顛覆法”的親中組織香港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卻在11月的區議會選舉大敗，主席曾鈺成也被逼辭去主席職位。中央政府響起警號。

去年底，中央對港政策轉硬，作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的調整。今年1月起，原來由政制事務局長林瑞麟草擬的政制發展信息文件“難產”，隨之而來的卻是無數的新華社評論、內地基本法專家（香港媒體稱之為“護法”）和本地“左派”對“愛國”的定義，以及搬出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就香港問題的講話。

今年3月，香港大部份市民對這類“領導精神學習”開始不耐煩的同時，北京的人大、政協兩會結束，台灣的“320”選舉相繼舉行，其後，中央推出“第二波”政策。

4月初，人大常委會先主動就《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內有關2007年的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沒有必須檢討的法理需要，然後到4月中，在特區政府還沒有就具體的政制發展方案咨詢公眾時，人大常委會已經正式決定否決特區在2007和2008年推行所謂的“雙普選”。

這個“快刀斬亂麻”的做法，即時釋除了已在社會燃燒了九個月的爭取普選運動繼續發酵的機會，避免到了敏感的“六四”，“七一”等日子，爭取普選的力量凝聚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境地。此舉同時也令民主派突然失去一張培育了一段時間的選舉王牌。

成本昂貴

然而，中國中央政府採取人大否決普選的做法，也背負相當沉重的成本。 首先，人大常委的決定震撼了不少相信“胡溫”領導的中國中央政府會比較開明地與港人“討價還價”的社會大眾，乃至是部份民主派的學者和政治人物。

自從“愛國論”出擊，港人普遍知道，中央不會批准在下屆普選特區政府。但市民期望，中央會照顧特區的民意，不會冒險再次激發50萬市民上街。 中國人大突然“戲也不做”，不但令市民自覺“天真”而失望，不少比較接受與中央“溝通”，正受內地“統戰”的本港民主派人士也深深感受到被“欺騙”和“出賣”；不禁淚洒公眾面前。

“隱形”政府

其次，中央的主導和高調子令在法在權方面也是處於弱勢的特區政府，更加成為“跛腳鴨”。 自從去年8月中央政府宣布無限期壓後反顛覆法立法，並大派經濟優惠以來，特區政府已被輿論揶揄為“隱形”政府。

在人大釋法的過程中，中央官員從決策到“解話“的公關工作也一手包辦；甚至人大釋法的決定和內容，也是在公佈前幾天（周末前）才通知特區政府。 當時，政務司司長曾蔭權領導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正在密鑼緊鼓地准備第二階段報告。北京的做法大大打擊特區政府今後的管治威信，也動搖了市民對特區成立以來港人治港”的信心。

特區政府今後變得更加低調，更沒有力量推動任何有爭議或長遠的政策。少做少錯，政府只能萎縮成事務性和運作性的架構。

社會分化

其三，中國中央政府固然事先預計到人大否決普選對不少支持民主化的市民帶來的情緒沖擊，但也預期民主派將會把這股悲情力量轉化為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作為新的選舉議題。

4月以來，中央大力加強統戰工作。然而，在動員選民登記和為親北京政党拉票活動，以及加強傳媒輿論工作中，卻不時傳出丑聞和風波。

從北京的角度看，“長痛不如短痛”，人大常委決定避免政制問題出現“失控”。不過，這既不能停止特區有關政制的爭論，也無法解決積累已久的管治失效問題，反而加深了內部的社會分化。

在上星期五的“六四”燭光晚會，集會人數超過八萬人，較去年人數增加了一倍。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网站的事後統計顯示，超過三成參加者是因為不滿人大否決普選而參加“六四”集會的。

到底人大常委的決定對特區造成多大的政治影響？各界在密切注視即將來臨的“七一游行的規模。(//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