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1日訊】

憶昔午橋橋上飲，座中多是豪英。

長溝流月去無聲。

杏花疏影裡，吹笛到天明。

——[臨江仙]（宋）陳與義

一轉眼，十五年過去了。

在過去的十五年中，我常常在夢中回到天安門廣場，再見同學們那一張張揚溢著青春和陽光的笑臉，他們那不不諳人心險惡的純真，和他們對自由的渴慕。雖然隨著歲月的流逝，北京街頭的血跡在中共無恥的謊言和同樣無恥的看客們的冷漠中漸漸淡去，但在我和像我一樣的朋友們心中，「天安門一代」永遠是一個驕傲的，神聖的名詞。它代表年青而豐富的心靈，飛揚的青春，純潔的理想，不泯的良知和不倚賴任何人的自信；是不畏強權，不甘平庸，勇於挑戰暴政的勇氣；是雖歷經磨難而癡情不改的執著。現在，我願用我的筆，記下我在八九年中作為一個外地學生，從山東到北京參加學運，並在廣場上見證從「五二零」戒嚴到「六四」大屠殺那我們民族現代史上最悲壯的時刻，以祭奠那些英年早逝的兄弟姊妹，和紀念那麼多曾經和我一起在廣場上朝夕相處的同學們，並感謝那些待我們如親人的北京市民。無論你們現在身在何處，在天國還是紅塵，我想念你們！

一

1989年胡耀幫去世時，我是山東大學外文系二年級的學生。山大所在地濟南是山東省省會，與北京相距不到500公里，但由於山東文化中比較保守的特點，和學校對學生實施嚴密的控制，耀邦去世後，北京等地掀起的悼念活動並沒有很快在山東大學等駐濟高校中引起呼應。除了4月22日晚間部份學生通過摔酒瓶、敲臉盆等方式表達了心照不宣的壓抑之外，並沒有進一步的跟進行動。零零星星的小字報也很快被政工幹部和學生會積極份子撕去。表面上看，校園內的氣氛十分沉悶，但自由的召喚已經抵達廣大學子的心間，縱使「426」社論的殺氣騰騰和校方軟硬兼施的警告也不能阻擋學子們追求民主的決心了。「427」遊行的消息傳到校園時，部份同學正在悄悄地準備到北京的旅行。

從這個時候開始，北京成為全世界目光關注的中心。

但學校嚴格限制同學們離開濟南，美國之音，BBC的廣播對同學們瞭解北京的局勢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就是通過與北京同學和同鄉的通信和私下的傳言揣測北京的動態。對急於獲得北京信息的同學們來說，官方的消息幾乎是封閉的。

山東大學分為新舊兩個校區，兩校區相距一公里左右，而山大本身更遠離濟南其他高校，這種分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息的交流和人氣的凝聚。但是，「五一」假期的空閒和年度校運會的召開使各系各班級間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終於，北京「五四」大遊行的前夜，山東大學的同學們終於壓抑不住內心的衝動，嚐試著踏出勇敢的第一步。五月三日，我和社會學系張繼軍聯絡社會學八七級的部份同學們開始策劃遊行。經過緊張籌備，大家在夜幕降臨前，分散步行到人數較多的新校校園，在新校學生宿舍前張貼遊行呼籲和遊行路線圖，漸漸地吸引了很多的同學。在我將代表開始遊行信號的鞭炮點響以後，分散潛入新校的同學們迅速聚集到一起，打出了事先準備好的校聯，標語，帶領圍觀的一，二百人開始向校東大門前進。但山大校方顯然對學生可能的遊行早有準備，先是由山大保衛科長帶領保衛科的一批打手衝入領頭的學生隊伍中，強行撕毀標語，毆打學生，接著又在我和張繼軍等幾位領頭的學生衝出校門後，強行截斷遊行隊伍，鎖上學校的大鐵門。學校領導及各系政工幹部、輔導員紛紛來到校門口，強行阻攔，而校門外也很快佈署了大批警察。在他們的威脅利誘下，這次遊行最終沒有達到走上濟南街頭的目的。但這次遊行如死水微瀾給校園裡投下躍躍慾試的種子，一些活躍的組織者成為校園內的焦點人物，對稍後的學生運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二

5月13日,天安門廣場的絕食活動開始，此時的中國官方傳媒，尤其是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以較為積極的態度介入報導，消息傳到濟南，5月14日，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傅謹、哲學系碩士研究生馬良等人在新校和老校兩個校區同時組織募捐，表達對北京絕食行動的支持和聲援。之後校園又一次陷入沉寂。

5月16日，絕食進入第四天，全國各地高校相繼舉行遊行示威，山大的同學終於按捺不住了，下午，哲學系趙廣明等同學在新校，科學社會主義系部份同學在老校分別組織聲援絕食的簽名，簽名現場氣氛熱烈，人群逐漸聚集起來，演講和張貼引導著校園的氣氛，校園在新校部份青年教師發表演講後，簽名活動正式演變為遊行示威，當新校的遊行隊伍走到老校門口時，老校的隊伍剛剛集合起來，兩支遊行隊伍在老校門口回合後折回老校操場。在操場上，幾千名學生對當夜或第二天舉行大規模遊行產生意見分歧，但是不久，立即走出校園遊行的意見佔據了上風。

5月16日晚間的遊行是「八九民運」中濟南市的第一次遊行。我雖然沒有參與這次集會的策劃（因上次流產的遊行後被校方盯死），但仍在遊行一開始就積極地參與了組織工作。我們借鑒了八六年上海學生運動的經驗，很快由自願者組成了糾察隊，我並和哲學系的周中華等三位同學騎車趕到山東師範大學，演講鼓動了山師一大批同學來到山師校門聚集。很快山東大學的遊行隊伍喊著口號，來到山東師範大學的門前，但山師的校園緊閉，學生被擋在校園內，山大山師的學生開始合力搖晃山師大鐵門，正在現場的山師領導看學生的力量勢不可擋，怕因人群過度擁擠出事，只好下令開啟校門。山大和山師學生合於一處，沿文化路向西進發，與山東工業大學的學生會合後，冒雨向北面行進，從西門走上泉城路，最終到達省政府門前。沿途口號聲一陣高過一陣，道路兩旁的居民紛紛鼓掌喝采。

在省府門前，密集的人群要求省政府領導出來接見學生，表達對絕食行動的支持。但只有低級別的幹部出來敷衍學生。激動的學生試圖衝入省府，但被我和趙廣明等前排的同學勸阻。

午夜過後，我帶領部份同學繼續在省府門前靜坐示威，趙廣明等帶領部份同學返回校園開始策劃罷課。當夜，在哲學系的學生宿舍中，趙廣明，楊春梅，王續濤，楊寬興，孫志敬，徐華等人召開會議，討論成立山東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的事項，並連夜書寫標語，宣佈5月17日下午在新校八角樓召開會議，舉行選舉。

5月17日的籌委會舉行選舉，哲學系趙廣明，中文系楊春梅等五人當選自治會常委。這次會議對自治會內的工作進行了分工，並商討了5月18日大遊行的活動安排。

5月18日，包括山東大學在內的各駐濟高校舉行了濟南89學運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約十萬人的遊行。這一天，連官方媒體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興奮和熱情，對有關學運的消息進行報導；山東省委書記姜春雲也突然來到山東大學與校方指定的「學生代表」舉行「對話」；氣氛突然變得寬鬆起來，這使得這天的遊行帶有慶典的味道，學校和部份系領導也半公開地對遊行表示支持。

三

大遊行結束後，自治會派出包括科社系八七級的楊寬興，江波，劉夢溪，法律系八八級的趙洪順，社會學系八七級張繼軍和我在內的二十名赴京請願代表與送行的同學乘坐學校提供的車輛到達濟南火車站，代表們上車後，送行的近兩千名同學也突破車站的阻攔，成功地踏上北去的列車。山大浩蕩的隊伍於5月19日早晨抵達北京天安門廣場。記得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來到北京，廣場上的悲壯和宏偉的氣魄讓我的心靈受到了極大震撼。那時絕食同學的抗爭已進入到了第七天，廣場上聚集了上百萬聲援的學生和北京市民，演講聲，口號聲，歌聲夾雜著時時響起的救護車為搶救絕食學生的淒厲警報聲，把絕食以來所凝聚的「要民主，爭自由」的民眾的呼聲推向了最高潮。

根據「北高聯」的安排，山東大學的聲援隊伍駐紮在廣場東南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歷史博物館之間的一片區域。未料到我們到達北京的當日夜間，廣場突然傳出軍隊正在進軍天安門，北京即將實施戒嚴的消息，氣氛驟然緊張無比。當時山大自治會指定的赴京主要負責人，時為山大研究生的李宏巖臨陣脫逃，給我校近兩千名同學造成極大混亂。在這種危急情況下，法律系學生陳權，趙洪順，社會學系的張繼軍，科社系的楊寬興和我等人主動承擔起了組織和服務工作。後來上述幾位同學相繼返校，而我則在科社系江波，劉夢溪等和社會學系骨幹同學的支持下，在廣場上和山大堅持留下的三十餘位同學堅守到「六四」清場的最後一刻。

在廣場上的第一個夜晚，是我們最緊張的時刻。雖然已有北京市民將部隊阻擋在郊外，但仍不斷傳來軍隊從各個方向試圖進城的消息。山大有大批同學志願和北京學生，市民一起，開赴北京市郊的各個交通要道，圍堵軍車。很多山大同學在臨出發前頭紮紅綢帶，有的更留下遺書，慷慨前行，讓人感到了「風瀟瀟兮易水寒」般的悲壯。而留在廣場上的山大人，因為要擔任廣場東南角的糾察，和面臨可能迫在眉睫的清場，便將隊伍由外及裡組成嚴密的隊形，將女生緊緊地圍在中間，每一個人都準備了一條毛巾或手絹，以應付催淚瓦斯或毒氣彈，並約定在無論任何情況下，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記得有一位嬌弱的女生，忘了是那個系的，堅持要坐在第一排，和身強力壯的男生在一起。這種平凡人在危難時顯示出的超凡勇氣，在那一段日子的北京城中俯首皆是，是八九民運中最動人的風景。

在以後的連續三個夜晚，山大的同學們都是在這樣緊張得令人窒息的氛圍中，緊挨著坐在一起，直到黎明前才昏昏入睡。這期間有不少同學向父母和親友寫下遺書，有不少於五位山大同學因緊張過度引發間歇性精神病。記得有在「五．二零」之夜，有一位同學突然亢奮起來，高喊「打倒鄧小平」等口號，而且開始語無倫次。他周圍的幾位同學想把他按住，讓他安靜下來，不料他卻越發興奮。我衝向廣場邊的救護站高呼「救護車」，並和同學們手忙腳亂地把這位同學抬上了車。

春夏之交的北京，在黎明前的黑夜異常的寒冷，而山大同學們在廣場的前幾天，由於沒有足夠的衣物，往往和著單薄的衣服在冰冷的地板上入睡，醒來時常常凍得全身發抖，牙齒打顫，要活動好久才能回過神來，體質稍差一些的同學，包括幾位學生領袖與骨幹，都因此不得不先後返回濟南。在五月二十三日那場驟然而至的狂風暴雨中，山大同學們眾志成城，手挽著手圍成一個大圈在臨時買來的雨布下躲雨，很多同學渾身淋得透濕也不願撤離廣場。那種青春的至情，執著和同學之間的相濡以沫，讓人永難忘懷。而北京的廣大市民，也對我們這些外地學生給予了親人般的關懷，不但主動給我們送來了御寒的棉衣被套，還常常一家人扶老攜幼給我們送來熱氣騰騰的麵條，包子和粥。

在學校方面，就在李鵬宣佈戒嚴令之後的20日，有消息說趕赴北京實施戒嚴的部隊即將通過濟南，留在校內的同學在自治會的組織下，趕到濟南白馬山火車站臥軌，以阻止戒嚴令的實施。與此同時，各種規模的遊行，演講活動在校園內此起彼伏。大量的傳單通過學生自治會的印刷機構大量向社會各界傳播。社會各界紛紛捐款捐物，對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給予有力的支持。在這一段時間裏，留在校內的嚴志鵬、趙廣明、徐華、劉林，任志宏、周中華、周建林、尹祥春、蘭恆敏、張志傑等人擔負著組織聯絡工作。但自治會內部的人員流動性較大。5月29日以後，從北京返回的楊寬興、陳權等人加入改選後的自治會，繼續組織罷課、遊行和對外聯絡。

四

作為除天津高校外赴京聲援人數最多的學校，山大始終把自己定位在協助北京學生堅守廣場的獨立地位，財務由從濟南帶來的市民捐款自理，飲食或到廣場指揮部領取，或山大自己採購，有時由各院系及各同學個人自理，不捲入廣場日趨激烈的各學生組織之間的內鬥，但積極地配合和執行廣場指揮部每一項合理的任務。堅守天安門的山大同學參加了廣場糾察隊，並相繼參加了北京5月25日和5月28日的大遊行。我和山大同學還親手在廣場南面靠近毛XX紀念堂的山大營地上搭起了香港學聯捐贈的帳篷，並成為住進這個用帳篷組成的「廣場大學村」的第一批村民，結束了在廣場餐風露宿的日子。

我作為山大的外聯代表，參加了五月二十三日深夜在天安門廣場北面一輛大客車前舉行的各高校學生代表會議，就在那一次會議上表決成立了後來舉世聞名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由「絕食團」的柴玲任總指揮，「北高聯」開始退出廣場運作，結束了戒嚴初期廣場上由「北高聯」「絕食團」成員交替執勤，指揮較為混亂的局面。這之後每天晚上十二點我都參加在紀念碑上舉行的例會，並將例會的決議及最新消息傳達給本校的學生，並通過回濟南的同學將廣場最新消息帶回山大校園。公平地說，以柴玲，李祿，張伯利，封叢德，郭海峰為主的廣場指揮部，在維持廣場包括糾察，財務，醫療，廣播站，食品等方面的正常運作和組織廣場學生抗議和對進京戒嚴軍隊的宣傳方面，起了非常大的凝聚作用；而「北高聯」和北京各高校學生自治會及外地赴京高校基層學生領袖，骨幹，普通學生和廣大北京市民自發的，不記功利的積極參與和齊心協力的支持，是廣場指揮部能夠正常運作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廣場指揮部通過每日的例會和日常運作與駐廣場各校建立的緊密聯繫，使堅守廣場的廣大學生在直到大軍壓境的最後時刻都臨危不亂，保持了和平，理性，非暴力和良好的秩序，這也使得清場部隊得不到武力鎮壓的口實，絕大多數的同學和市民在六四清晨能得以從廣場全身而退，可以說是「六四」不幸中的萬幸。否則，以當晚戒嚴部隊清場的部署看，中共高層是做好了黎明前在廣場大開殺戒的準備的。

這期間還有一個小插曲，那就是在大約二十五日左右，我基於廣場上信息混亂的狀態，聯繫了從山東濟南，青島，煙台，聊城各高校的十餘名代表開會，當時的目的只是想促進山東高校間互通信息，互相幫助。未料其中有幾位同學雄心勃勃，不但要堅持成立「山東駐京高校學生自治會」，甚至有一位參加會議的邱惠敏女士（當時她聲稱是山東中醫學院學生，後被證實是濟南公交公司的售票員）在私下談話時竟流露出要「爭取」廣場指揮權之意。我考慮到這種准學生組織不但形同虛設，而且極易在未來極可能的清洗中授人以柄，因而竭力反對，差點被眾人逐出會場。未料在「六四」以後的大清洗中，我的擔心不幸成真，參與此會的主要成員很多因這次只有成立大會一次聚會的「非法組織」遭到山東各地方入獄（如青島大學和煙台大學代表）或開除學籍（如聊城師院代表）的嚴懲。邱惠敏也在濟南被關押半年。

五

從「五二八」大遊行後，很多山大學生開始返回濟南，而山東省政府也派出山大政工人員，採取個人面談方式威脅利誘，將一部份學生勸離廣場。加上廣場指揮部也要求各外地高校精簡在廣場人員，以便更靈活機動地長期抗爭，所以，在六月二日以後，山大在廣場的學生約剩下包括科社系，社會學系，外文系，物理系學生在內的30餘人。

從六月三日下午起，廣場的氣氛開始緊張起來。先是人民大會堂西面湧出一大批軍隊，和勸說的北京市民發生衝突，被打傷的市民摀住血流如注的頭，到紀念碑報信。在我和幾位糾察隊員趕到時，衝突已停止，但當我們走入坐在地上的士兵中進行戒嚴真相宣傳時，仍感到軍隊士兵和軍官中相當大的敵意。這時我無意中犯了一個也許影響我一生的錯誤。那時在圍觀的人群邊有一對年輕夫婦，像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樣為學生鼓掌助威。當時我像廣場上的許多外地學生一樣，將我的學生證用別針別在我的上衣口袋，以便有突發事件時，可以辨別身份。所以當那對「夫婦」自稱是我的校友，要看我的學生證時，我不加思索地遞了過去。後來我成為北京市公安局在山東內部通緝的兩名學生之一，（另一位是在廣場上很活躍的山東曲阜師範大學的許泉），有幸上秦城監獄（獄友們戲稱「秦大」）暫時居住，相信部份歸功於這對「夫婦」的努力。

我從大會堂西門回到廣場山大駐地約是七點鐘左右，天色已經有些昏暗了。我看見科社系劉夢溪等同學不知從哪裏找來好幾根大木棍，拿在手中，一問才知他們在回廣場的路上碰上一個便衣，那便衣流著淚告訴他們趕快回家，今天晚上一定會動手。便衣為了證明他自己的身份，甚至從身上掏出了對講機。所以這些同學才決定準備木棒自衛。我好不容易才勸阻他們放下這些無用的「自衛武器」，因為道理很簡單，對方是擁有自動武器的軍人，就算你可以打他一棍，他一扣扳機可以打出至少十發子彈，掃倒一片人。這時，廣場指揮部需要糾察隊換守位於紀念碑下的廣播站，於是包括外文系孟祥成等同學在內的十幾名山大人成了幾乎是清場前廣播站的最後一批糾察隊員。

像所有當時堅守廣場的同學一樣，我感到廣場今晚將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但或許是心裏知道這一天遲早要到來，或許是在「五二零」戒嚴的前三天的緊張氛圍讓我們鄹然間成熟了很多，總之，我心裏有著前所未有的平靜。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送走還留在廣場上的包括山大外文系的張映紅，物理系的張雁等在內的七，八名女生。未料我和她們走到長安街才得知公共汽車已停駛；於是我要她們自己坐地鐵到北京車站，然後直接乘車回濟南，但這時這群柔弱的女同學全部堅持要留下來。無奈，我只好把她們重新帶回到廣場。

這時大約是晚上九點過，北京的西邊已傳來陣陣的槍聲。我剛開始以為這是爆竹聲，因為聲音大而密集。直到旁邊有一退伍軍人肯定地說這是槍聲，而且是包括自動武器和機關鎗掃射。廣場所有的學生和市民都預感到最後的時刻來臨了，大家逐漸地圍攏到紀念碑周圍，人挨人坐在紀念碑的台階上，靜靜地等著清場的來臨，沒有慌亂，也沒有嘈雜。有幾對情侶還親暱地相偎著，互相鼓勵。他們身後是燈光投射下在夜幕中顯得愈加巍峨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這是一幅我一生中見到的最美麗，具有史詩般震撼性的畫面，永遠地印在了我的腦海裡。

那時山大的糾察隊已值完班，所有的山大人都緊挨一起坐在紀念碑的東側階梯上。最後堅持在廣場的三十餘名山大學生面對廣場通宵廣播戒嚴部隊命令要求立刻撤離廣場，否則將用一切手段處置的威脅，面對戒嚴部隊的槍口和刺刀，沒有一個私自離隊。後來清場時是由東面開始向東南角轍離，山大人因此能打著校旗，手牽著手，較早離開，而無一傷亡。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是真正的英雄，是山大永遠的驕傲；他們和所有在廣場堅持到最後的八，九千名學生和市民一樣，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

六

我把山大的女生安頓後，便拿著小話筒向廣場北面長安街走去。我像很多當時的普通學生一樣，習慣在有衝突時主動站出來調停或維持秩序，而當時北京市民非常服從學生的組織和指揮。此時長安街上，一輛坦克和一輛壯甲車已被憤怒的群眾點燃，天安門前已是雄雄大火，我還看見國旗桿附近「工自聯」有人拿著火把點燃帳蓬。市民和我們學生紛紛把隔離墩抬到長安街中間設置路障，而長安街西邊的槍聲已逐漸逼近，不斷有市民和學生把奄奄一息，混身是血的人抬來，送到廣場中心的救護站。這時有幾個從長安街西面撤回來的工人模樣的北京市民變得無比憤怒，到處找石頭和棍棒要和士兵拚命，我上去勸他們放下石頭，他們向我狂吼：「他們殺人了！你知不知道？你害怕就滾開！」其中一個工人還要上前來揍我，被其他市民拖著。我也拿著小喇叭向他們大吼：「我們現在要儘量避免衝突和流血。你們現在請趕緊回家，我們現在沒有任何可以抗衡軍隊的武器，我們要儘量保存實力，總有一天會血債血還！」當時感覺是人群有些混亂，有些市民覺得我說得有道理，便開始撤離。我的小話筒也不知被誰搶走拿去喊話了。隨著軍隊從長安街西邊逐漸逼近，大部份人群被迫向東節節後退，而這時從天安門西側也湧出大隊防暴警察和士兵，他們列隊從金水橋直逼長安街。那幾個憤怒的工人勇敢地衝上前去向黑壓壓的士兵扔石頭，但漸漸地被士兵大隊逼著往西長安街退去。我和幾名「北大特糾」的同學和經貿大的一名學生退到廣場歷史博物館的西北角（也及廣場的東北出口），繼續設立糾察線，勸北京市民撤離，並警告出廣場的人前面有士兵。

在軍隊從金水橋向東長安街推進的過程中，前後有兩輛帶連體車廂的公共汽車向部隊衝去，顯然是北京市民要同戒嚴軍隊拚命，卻在中途被打停（後來得知學生領袖郭海峰就在其中的一輛車上，他是「六四」被捕的第一名學生領袖）。為了避免被流彈打傷，我們幾個學生都躲在電線桿後面，不料還是有一個站在我附近的市民被流彈擊中肚子。我趕緊跑到廣場去叫醫務人員，把他扶到了廣場急救站。

戒嚴部隊在廣場長安街對面的隔離墩後一排排坐了下來，還在離廣場東面大約一百米的長安街設了一條警戒線，救護車也被攔在外面。整整一夜我聽見警戒線外排山倒海的人群怒吼聲，不時夾雜有間斷的槍聲，顯然是外面的北京市民和學生要想突破警戒線，聲援困在廣場上的學生。大約深夜兩點以前，警戒線是只許出不許進，到後來就全部的關閉了。大約三點左右，有幾個香港學生說自己身上帶了屠殺錄像帶，要出廣場，那位經貿大學的同學自告奮勇領他們出去。當時任何人想要靠近戒嚴部隊的警戒線，都會有生命危險，而這位不知名的同學卻義無反顧地帶著香港學生前去了。大約在四點左右，我看見一輛救護車從廣場內駛向警戒線，然後停了下來，不久以後又折了回去。（後來知是候德健等前去與戒嚴部隊談判）然後戒嚴部隊似乎開始有所行動，先是向我們這邊打了幾個響聲驚人的催淚瓦斯，我趕快用毛巾捂上口鼻，但已經吸入的毒煙還是讓我頭暈腦漲，眼淚直流。我這才意識到自己已經24小時沒有睡覺了，睡意開始止不住地往上湧。接著一隊防暴警察向我們衝來，我嚇得一下子鑽進歷史博物館邊上的小樹林裡，趴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我聽見腳步聲在我不遠處搜來搜去，然後聽見領頭的喊了聲「撤」，一隊人迅速撤走了。過了沒多久，天安門廣場上的燈突然全部熄滅了。一直坐在長安街北面的一排排士兵全部站了起來，開始揮舞著棍棒，發出一陣陣打殺聲，在燃燒的坦克火光的照映下，顯得格外恐怖，猙獰。我知道大事不好，看來很快就要開始清場了，便和北大同學開始撤回廣場。在經過歷史博物館東門前的小樹林時，我由於連續24小時沒有睡覺，加上一夜的緊張，頭實在又暈又困，於是決定在小樹林前躺下先休息一小會兒，以便在清場時頭腦清醒些，否則在黑暗中暈暈乎乎反應呆滯，很容易被誤殺。一起的北大學生勸我先回廣場，我告訴他我打一個盹就來。那知這一躺，使我無意中成為在「六四」天安門清場中，最後一隊撤離廣場的隊伍中最後一個歸隊的學生！

七

印象中我只睡了一小會兒便被凍醒了，哪知睜眼一看，天色已經轉亮。（當時我的電子錶顯示是七點十分，但我不能確定表是否準確）。然後我便有一種極不祥的感覺，似乎甚麼地方不對頭，突然間明白廣場上往日嘈雜的人聲和喇叭聲完全沒有了，代之的是令人悚然的靜寂。由於被歷史博物館前的臨時廁所擋住視線，我站起身來往歷史博物館面向廣場的西大門方向走去，以便繞出小樹林。非常幸運的是，我看見一個北京市民模樣的人，在樹林邊向廣場內張望（我至今不敢確定他是便衣還是普通市民），而歷史博物館西大門的階梯上，坐滿了一排排士兵。那位市民見我驟然從小樹林冒了出來，顯得非常吃驚。我急忙問他：「你知道學生都上哪去了嗎？」他指著東南角說：「學生都從那邊撤走了。剛才那邊還剩下最後一隊，不知道還在不在。」我一聽大為著急，趕快裝著病了捂著肚子向廣場東南博物館前臨時廁所方向走去。這時我的左手方是博物館前階梯上坐著的虎視耽耽的一排排士兵，右面是天安門廣場，廣場北面停滿了坦克，南面士兵將廣場上的拆毀的帳篷，衣物和雜物堆在一起，燃起了好幾堆大火，濃煙滾滾，（當時我還想：「完了，我的衣服和錢全被燒掉了」）。而離我不遠處有幾個軍官和士兵正拿著水龍斗沖洗地面。其中一個軍官抬頭見了我，愣了一下，然後有點氣極敗壞地大喊：「你知不知道廣場已經戒嚴了？」我回答說：「我知道，我馬上就走」。

走到博物館南段臨時廁所前，我看見一隊學生和一些穿白大褂的醫護人員約幾十人坐在地上（後來知道以北醫大學生和紅十字會的醫護人員為主），其中還包括兩個躺在擔架上的重傷員和好幾個頭部紮著繃帶的學生。我趕緊加快步子走到隊伍中坐下。儘管隊伍的兩旁都是挽著袖子，手握木棍（很多都明顯是從桌子上拆下的桌腿）的惡恨恨的士兵，我心裏還是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我低頭悄悄地問旁邊的一男生「其他的同學呢？」他輕輕地說：「出去後再說」。顯然當時周圍的士兵敵意很濃，看樣子一不如意就要對我們棍棒相向。而隊伍中有的學生腦袋還纏著繃帶，上面滲透著新鮮的血跡。有一個穿白大褂的四十歲左右的大夫，鎮定自若地在和一個軍官進行交涉，全然不顧自己身處非常危險的境地。（在這裡，請允許我向當年所有參與廣場和北京救援的大夫，醫護人員和救護車駕駛員致以一個天安門學生最誠摯的敬意。你們在槍林彈雨中堅持救死扶傷的使命，是我們時代真正的「大醫」）。大約過了十來分鐘，看來終於達成了協議，軍隊讓出了一條通道，我們就在市兵和放暴警察的「夾道護送」下，從廣場東南角走出了廣場。

我的眼淚，是在剛一出廣場，見到戒嚴部隊盡頭街道兩旁聚集的北京市民們用瘋狂的掌聲迎接我們平安歸來時，才靜靜地從臉上滑落下來。有一些女生更是失聲痛哭。廣場在我們這最後一隊學生，醫生和傷員混合的隊伍撤離後，開始完全封鎖戒嚴了。但我心裏從未這樣堅信：我們，天安門一代，一定會有一天回到廣場，回到我們心靈的家園！

八

北京屠殺的消息通過外國電台傳到山大校園時正是深夜。一位同學站在宿舍頂上，用撕心裂肺的聲音高喊：「他們開槍了！」同學們先是懷疑，繼而是震驚和憤怒。抗議大屠殺的遊行在濟南市展開，山大的遊行隊伍先後匯合山東師範大學，山東工業大學，山東醫科大學等高校的學子，集結到省政府門前，舉行抗議，標語傳單貼滿了濟南市的大街小巷。傍晚時分，以社會學系學生為主的遊行隊伍，在鄧新強、李鼎等人的率領下，抬著花圈來到西門等地舉行悼念活動，學生和市民被政府的粗暴行徑激怒，部份市民憤怒地推倒並燒燬了一輛汽車，衝擊歷下區公安分局。參與這次行動的濟南市民中，有一位青年因在下班路過示威人群時遞打火機給抗議的市民點燃汽車，竟被從重從嚴判處死刑，被槍決時年僅19歲。

6月6日，山東大學的學生聯合其它駐濟高校舉行了最後一次規模宏大的遊行示威活動。在這次活動之前，山大，山師，山工，山醫等學校的自治會共同召集會議，選舉成立了濟南市學生自治聯合會，並選舉領導機構，山東大學法律系學生陳權擔任常委之一。6月6日的遊行是在「六四」鎮壓兩天之後進行的一次大規模抗議，學生和市民在解放橋，天橋等地阻斷了交通，號召社會各界起來抗議屠殺。活動獲得了空前規模的民眾支持和參與。

此後，成功鎮壓了民主運動的鄧李政府開始抓捕學生領袖，氣氛越來越緊張。同時，在全國高校範圍內，掀起了「空校」的浪潮，大部份學生陸續離開學校，但在離校之前的繁忙的日子裡，依舊有大量的演講、大量的傳單和從北京帶回的大屠殺照片向社會各界擴散，將自由和啟蒙的種子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布下。

九

在「八九民運」的整個過程中，雖然山東大學的學生運動在山東高校中作為領頭大學表現突出，規模也最大，若放在全國範圍內來看，並沒有特別的標誌性事件。但是，一場聲勢宏大的民主運動，不可能因為武力鎮壓而消逝於無。八九民運是一場關於民主的啟蒙運動，無論此後受到迫害的學生骨幹，還是一般的參與同學，都在深深地思考中國的現實問題，「六四」是一代人覺醒的開始，也是一生探索與追求的開始，到今天為止，這種探索與追求依舊在進行。

山東大學的有關校系領導陳之安、張樂嶺、張像欽、公慶來、趙明義等政工幹部缺乏起碼的道德底線，積極參與對學生領袖，骨幹的追究與迫害。（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學工部長張像欽，此君因積極羅織罪名誣陷，迫害學生而得以升任山大副校長，與其安插在學生後勤處的老婆狼狽為奸，大肆貪污，並用貪污的錢將自己的兒子送到他最「痛恨」的美國，直到山大新生在學生公寓的「新被套「中發現爛棉絮才東窗事發。）一所百年名校就在張像欽這樣的人渣，陳之安（時任山大黨委書記）這樣的黨棍，潘承洞（時任山大校長）這樣的學閥手中變得烏煙瘴氣，日益墮落。參與學運的學生趙廣明、楊春梅、馬良、傅謹、徐華、嚴志鵬、周建林、周中華、孫志敬、陳權、楊寬興、張繼軍、趙洪順，任志宏，張志傑、周進、王強等於1991年3月受到行政處分，其中86級應屆畢業生被迫在學校檢查，推遲一年畢業。有些處分還一直追隨到已畢業學生的工作單位。嚴志鵬和周中華同學甚至在分配工作後被警方從工作單位拘押回濟南，以「破壞公共秩序罪」判刑半年。山大作家班的一名女學員因在濟南街頭搭靈棚，手書輓聯「弟弟妹妹死了，媽媽您在哪裏」，披麻戴孝祭奠北京死難學生和市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關押超過半年。我於六月二十日返校時被捕，六月二十五日被濟南警方押送回北京，在秦城監獄被非法關押八個多月。1991年5月，山東大學將已經回校繼續唸書的我和楊寬興以「莫須有」的罪名開除。

後記：

我對「八九」民運的幾點思考與澄清（個人看法，僅供參考）：

1。「八九」民運的最大敗筆，是當時的整個知識精英階層放棄了自己的道義責任，不但沒有從整體上為學運提供一個戰略性的，理性的思考和引導，反而在煽起學生的激情後，可恥地扮演了一個旁觀者，從屬者，甚至中間調停者的角色，還有很多人企圖從中漁利。在「六四」大屠殺後，也沒有人能站出來勇敢地承擔失敗的道義責任。（王軍濤先生判刑時在法庭上有一個精彩的發言，表達了同樣的意思，但那是他在逃亡途中被捕之後）。

2。「六四」十五年來民運的失敗是學生領袖，民運領袖和「八九」普通參與者共同的失敗；一方面，學生「領袖」，民運「領袖」中的很多人有著極強的功利性和投機心理，在民運高峰時心安理得地享受因廣大學生和市民用巨大犧牲換來的國際聲譽和榮耀以及隨之而來的有形和無形的利益，在民運低潮時卻以「個人選擇」為藉口放棄自己作為領袖應承擔的責任。另一方面，廣大的普通參與者也藉口政府的高壓和一些民運，學運領袖的不當言行，來為自己的徹底放棄反抗，甚至成為政府的幫兇作辯護，完全忘記了作為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自己和這些「領袖」們負有同樣的道義責任。在一個有著從海內到海外，從中央政治局到社會底層人員上億人廣泛參與的全民民主運動，且以那麼慘烈的局面收場，十五年的今天在海內和海外卻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堅守者，不能不說是我們這一代人乃至所有中國人集體的恥辱。相比之下，以丁子霖為首的「天安門母親」在痛失親人，周圍民眾冷眼相向的絕境中，始終保持了高貴和不屈，在中共的高壓下秉持「六四」英烈理念，永不言放棄，實為我中華萬世之楷模！

3。關於廣場撤與不轍的問題，十五年來有見仁見智的爭論。作為當時廣場上堅定的「堅守派」，我只想說中共在建國後歷次運動中殘害死幾千萬同胞，而其專制政權卻幾乎毫髮無傷。而「八九民運」最後對廣場的堅守，是普通民眾和學生中的精英分子在中共幾十年的統治中第一次主動地以自己可能面臨的巨大犧牲，來換取對中共暴政最致命的一擊。這種非凡的勇氣和執著是足以驚天地泣鬼神的。可以說，「六四」屠殺，使共產主義信仰在中國甚至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中完全破滅，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共用幾十年的謊言，欺騙，遺忘和暴力建立起來的合法性，也造成了中共內部的分裂。「六四」之後，中共的滅亡，便只是遲早的問題了。也許有人說，廣場堅守的學生太激進，不懂得民主就是妥協。但同樣的指責，可以適用於捷克的「布拉格之春」，韓國的「光州慘案」，台灣的「美麗島」，甚至羅馬尼亞巨變前夕的群眾集會。歷史告訴我們，正是這些「激進」的民主運動，為以後的和平變革或一舉推翻暴政積累了豐富的道義資源和經驗。

這裡順便澄清一下，很多人都以「八九民運」中有名氣的學生領袖無一人死傷來證明他們讓別人流血，自己逃跑的卑鄙行徑。但事實上，在六月三日當晚幾乎所有的北京市民和學生都相信天安門廣場會是最危險的地方，所以很多學生領袖都和普通學生，市民一樣勇敢地呆在廣場上，直到最後清場。我們可以對其中一些學生領袖後來的表現有非議，但對他們在廣場上的表現應有公正的評價。

4。我像所有的善良中國人一樣，希望中國有不流血的，和平的社會轉型。但中共的暴虐和從來以一黨之私利為最高準則的歷史告訴我們，他們在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受到哪怕是一點點威脅的時候（即便是這種威脅只是基於統治者變態的心理幻覺），是從不惜對民眾大開殺戒的。近年來江澤民對完全和平而與世無爭的法輪功煉功者的群體滅絕，就是最好的證據。所以，怎樣防止中共的強硬派在未來社會轉型期中狗急跳牆，並使他們在孤注一擲之時成為其走向滅亡之時，是需要大家認真研究的非常現實的問題。有很多人會說，變革最好是從共產黨高層內部開始，這樣代價最小。且不說這樣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少，即便有，這種變革的理想模式也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有一個強大而成熟的反對派的存在。否則，在沒有外部的壓力，統治者的權力未受挑戰時，任何人身在高位的第一選擇便是維持現狀。西方有一句名言：「自由不是免費的」（FREEDOM IS NOT FREE）。但似乎我所遇見的中國人，都在夢想免費的午餐。

5。十幾年來的民運和異議人士對中共的各種奇談怪論批評得多，對民主運動建設性的，策略性的論述較少；對民主運動從理論上高屋建瓴的多，研究民主運動具體操作層面的少；對中共挑戰動嘴的多，實際付諸於行動的少。在這一點上，王丹先生，王有才先生，楊建利博士，王柄章博士，魏京生先生等（恕不一一例舉）是不多的幾個例外。他們都身體力行地用自己的行動來將自己的理論付諸實踐，即便是身陷牢獄也在所不惜。未來的中國民主運動，需要一批像他們這樣既具備領袖能力，又具備領袖的責任心，還具備在任何困境中都不言放棄的真正的領袖人物來領導真正的民運。

6。對抗中共這樣以國家暴力作後盾，以十幾億人為人質的專制政權，真正對中國的未來有負擔的中國人必須精誠合作，建立現代政黨型的反對黨，用團隊的力量和智慧與中共抗衡。個體的，零散的，地方性的反抗和異議，對中共政權的整體威脅幾乎為零。中共顯然最清楚這一點，所以它可以容忍許多獨立的異議人士出格的言論，卻絕不容忍「新青年學會」四君子用最溫和的方式建立起最原始的組織雛形。在中國大陸目前的高壓下，大規模地建立全國性的反對組織的時機尚未成熟（王有才，徐文立先生和其他中國民主黨人為此作出了令人尊敬的嚐試和犧牲），但在海外的自由環境中，卻早已具備了這樣的條件。清朝末年的辛亥革命，就是因為清政府在國內大肆捕殺「亂黨」，孫中山先生在日本建立以留學生為主的「同盟會」作為全國性的領導，支持機構，並在清朝行政系統崩潰時迅速填補了權力真空，避免了因社會轉型可能帶來的大規模的社會混亂和失控。而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又看到了民運面臨的同樣的任務和同樣的困境。而海外民運今天的組織和動員能力，與當年的「同盟會」不可同日而語。

7。在「六四」悲情之外，我們應當記住十五年前的北京是人民狂歡的節日。被中共暴政統治了幾十年的中國人，在那短暫的假日裡終於可以自由地歡呼，自由地哭泣，自由地集會，自由地批評。兩輛自行車相撞了，大家相視一笑；一個人摔倒了，周圍人一起關心；小偷罷偷了，倒爺罷市了，個體戶騎著摩托到處去支援學生，一家人扶老攜幼到廣場去走「親戚」。北京人從來沒有像那段日子那樣和善，友好，相敬，互愛；中國人也從來沒有那樣活得自由，快樂，尊嚴，自信。「六四」的槍聲擊碎了我們的夢，但我們永遠不要放棄愛，盼望和信心。

8。中共暴政是華夏文明幾千年發展史中面臨的最大劫難，不但使中國痛失融入現代文明社會主流的良機，還從文化上完全破壞了中國人幾千年來世代相傳的「禮，義，仁，智，信」的道德根基；不但撤底毀滅了後代子孫得以持續發展的生態底座，還使中國在將來的社會轉型中面臨可能分崩離析的絕境。所謂「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我們只有撤底剷除中共這顆「借馬列之屍，還專制之魂」（辛顥年先生語）的毒瘤，建立起以保障個人自由和人權為目的的民主制度，實行三權分離，政黨輪替，新聞獨立和軍隊國家化，讓每一個中國人擁有自由，尊嚴和選擇，才有可能實現華夏文明的真正復興。

最後，我想用陳與義[臨江仙]的下闕來結束回憶，並表達自己在「六四」十五週年到來時，痛感青春生命之易逝，悲歡離合轉瞬成空的心情：

十五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

閒登小閣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二零零四年五月「六四」十五週年前夕於美國

（鳴謝：山大校友楊寬興等提供的幫助，部份文字和細節出自他們的回憶）

源自《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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