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9日訊】中共爲何砸掉“一國兩制”的招牌？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中共從來就沒想過要實行“一國兩制”，或換句話說，“一國兩制”從來就是“一國一制”的設計。爲什麽這麽說呢？請讓我們對“一國兩制”出臺的歷史背景和中共在“一國兩制”上的言行進行認真分析，就可以揭開隱藏在“一國兩制”這張面紗之下的真實內容了。

“大棒”爲何換成“胡蘿蔔”？

中共在毛時代從未停止過高喊“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口號。由於鞏固新政權，應付韓戰以及“大躍進”和“文革”的原因，中共無暇也無力把這個口號付於行動。當然，“北極熊”壓境和美帝虎視眈眈也是其中原因。八十年代後，毛衣缽的繼承者們也沒有忘記這張民族主義大旗。然而，兩岸情形今非惜比。國民黨政權在寶島根深入土，經濟枝繁葉茂，軍事羽毛漸豐。相反，大陸經過“大躍進”和“文革”的洗禮，杯盆狼藉，貧困不堪。隨著國門的打開，大陸老百姓對臺灣制度的贊同遠大於對大陸的社會主義。兩岸的現實和美國“臺灣關係法”的存在，讓鄧小平意識到武力攻台的難度和代價。即使武力“解放”成功，生活好端端卻無故遭戰爭傷害的臺灣人民對中共必懷更重的敵意，更不服中共的領導。同時，戰爭和“解放”後臺灣社會的動蕩將會破壞中共經濟建設計劃，弄不好還會葬送中共危危可及的政權。在這些利害關係面前，作爲“貓論”發明者的鄧小平當然會考慮改弦更張對付臺灣。鄧小平和他的同僚們深明這樣的道理：通過價值觀念的誤導，金錢物質的引誘和花言巧語的蠱惑往往更能使對手自願合作，成功率更高，代價也更低。不管走那條路，通羅馬就行。硬的行不來，就來軟的。“大棒”可換成“胡羅蔔”。這個“胡蘿蔔”就是“一國兩制”。

中共推銷“一國兩制”真的是爲了中國的統一嗎？

“一國兩制”的構想最初出現在1981年葉劍英對台講話的“葉九條”中。在英政府主動提出香港問題後，鄧小平同樣套用“葉九條”，並概括爲“一國兩制”。1983年6月鄧小平會見美藉華裔教授楊力宇時對“一國兩制”作了更明確的闡述：“祖國統一後，大陸實行社會主義，臺灣，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非常清楚，中共所設計的“一國兩制”中的“一國”並非地理疆域上的中國，也不是別個名稱的中國而是中共把持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和香港的主權一旦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和香港的一切事務就是完全的內政，中央政府就有最後決定權。臺灣和香港政府作爲地方政府即使不滿，也只有服從的份，外國政府更無理說三道四。

當時的臺灣當局也是堅持“一個中國”，但他們所指的中國是早近四十年擁有法統的中華民國而不是後來叛逆篡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再者，中共統治大陸三十多年的所作所爲讓臺灣同胞膽戰心驚，況且中共依然抱住“四個堅持”不放。臺灣人民不是不願意統一（至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仍是如此。〕而是不願統一到中共的制度之下。如果中共抛出的不是“一國兩制”而是聯邦制或邦聯制，臺灣當局能坐下來和中共談判的可能性更大，中國統一更有可能。中共之所以沒有這樣做，不是不明白海峽對岸的心思而是由於以維護專制制度爲前提使然。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共推銷“一國兩制”的真正目的不是爲了中國的統一而是爲了擴大其專制勢力，確立其唯一霸主地位；同時利用這張民族主義大旗來整合人心，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

專制制度能容得下資本主義制度嗎？

資本主義源於自由主義。含有自由因素的財産私有化，生産社會化，交換市場化和競爭公開化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徵。這個本質特徵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必須要有民主制度作爲保障才能健康地存在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民主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資本主義制度應包含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

民主制度以保障個人自由爲出發點。因此，言論自由，信仰結社自由和民主選舉是民主制度必然內容。在民主制度下，國家公權力的來源和存在表現爲民授，民管和公開競爭。相反，專制制度是以少數人長期壟斷國家權力爲特徵的封閉的政治制度。專制制度的特徵決定了專制統治者必然要限制人民的自由。或說，限制人民自由是專制制度存在的基礎。專制制度是一種壓制人性的制度。爲了避免被剝奪自由權利的人民的反抗，專制統治者必須要用有利於鞏固專制制度的思想觀念訓導民衆，奴化民衆。可以說，專制制度的生存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意識形態一旦失控，人民就會覺醒，專制制度就受動搖，進而土崩瓦解。因此，在專制制度下，絕無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和民主選舉。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是兩種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制度。

“一國兩制”不管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是行不通的。理據有二：一，臺灣和香港既然已統一到一國之內，那麽中央政府就不能用過去對等待他國的方法管制出入境，必然相對放開，否則不合情理。人員交往的增多就意味著思想和言論交流的增大。把自由言論和民主思想視爲洪水猛獸的中共不會視而不管。他們必須要做的，就是通過經濟和政治手段控制媒體，主導輿論，清除異已聲音。過不了多久，黨的思想就“潤物細無聲”地溶入全港臺人的思想之中了。二，中共必須在作爲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人大”（也算“政協”〕裏安排港臺代表的席位，不然就不能體現“一國”。如果這兩地的代表是在民主制度下民主選舉産生，那麽這些代表必定會堅持民意，堅持民主理念。共處一室之內，共坐一台之前，一個行的是專制的那一套，一個堅持民主的做法。他們能談到一塊嗎？他們能共定國策嗎？顯然，專制當權者不會接受這樣的代表。爲了能讓中央的決議一致通過，中央就會用“大陸式”的選舉，甚至連選舉都不用，直接欽點他們屬意的人士充當代表。言論信仰自由，結社自由和民主選舉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沒有這些，作爲資本主義必要組成部分的民主制度也就不存在。沒有民主制度，資本主義經濟將受到摧殘，資本主義制度更無從談起。“一國兩制”無疑是空中樓閣。

關於這個問題，還可以用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給新興經濟造成的破壞作佐證。中共進行經濟改革二十多年，允許私有經濟存在，倡導市場經濟；但拒絕對政治體制作任何實質性的變革；從而導致了諸如權力參與市場競爭，官商勾結，假冒僞劣産品充斥市場等等。老老實實按市場規律苦心經營的商人舉步維艱，不知市場規律爲何物但善於鑽營“紅道”（官道〕的商業“精英”卻蒸蒸日上。中國當今的政治體制並沒有造就具有真正意義公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反而制約了市場經濟，扭曲了市場經濟。

“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變。”意下爲何？

中共向來仇恨資本主義。儘管現在中共已把很多資本主義的東西移植到中國大陸，但他們從來極少提及“資本主義”這幾個字。中共害怕的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他們害怕的是資本主義政治，即民主政治。他們更不能容忍在他們眼皮底下有民主勢力的存在。然而，在“一國兩制”中，中共卻允諾臺灣和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這是怎麽回事呢？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還要回過頭來看看“一國兩制”出臺時臺灣和香港的社會制度。

衆所周知，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居臺灣後，在經濟上推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但在政治上依然實行一黨專制。（直至1987年國民黨當局才解除黨禁報禁，1996年才實行總統普選。〕此時的臺灣社會制度可以稱作不完整的資本主義制度。（這裏有一點必須說明。現今中國大陸制度不可以也稱作不完整的資本主義制度，因爲中共依然奉行專政的政治信條，不象國民黨奉行的是民主政治理念；再者，大陸目前經濟儘管有私有經濟和市場經濟成份但社會主義公有經濟仍占主導地位。〕香港社會制度與臺灣有所不同。英政府統治香港期間，推行的也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香港人民享有言論，信仰和結社自由的權利，但沒有選舉政府首腦的權利。作爲政府首腦的總督由英政府委派。（這裏有一點也得說明：英政府委派總督和中共中央政府欽定特首，這兩者形式上是一樣，但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卻大不相同，因爲英政府是民選政府而中共中央政府是專制政府。〕此時香港的社會制度可稱作不完善的資本主義制度。臺灣的一黨專政和香港總督的委任制正合中共的心意，大體上和中共的專制制度相吻合。對於已默認大陸私有經濟存在和發展的中共當局來說，臺灣和香港此時的社會制度是可以接受的。中共在“一國兩制”中聲稱可讓臺灣和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指的僅是當時臺灣和香港不健全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共當局當年阻止港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而另其“爐竈”就證明了這一點。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中共當局論及“一國兩制”的言論和文件中看得出來，包括作爲“一國兩制”頭版的“葉九條”，鄧小平的多次講話以及“香港基本法”第五條等。中共當局始終都是這樣說，祖國統一後，臺灣，香港和澳門現行的（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他們從沒忘記在“資本主義制度”之前加上“現行”或“原有”兩字。

中共從一開始就有意割裂，回避和淡化作爲資本主義制度必有部分的民主政治制度。如“葉九條”：“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還有“香港基本法”第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均以本法規定爲依據。”。社會制度內涵就包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等制度。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不可並列使用。這是個常識，是中小學生都不應犯的詞法錯誤。中共當局有意將兩者並列在一起，目的是突出經濟制度，回避和淡化政治制度。

“二十三條”可以擱置普選爲何被斷然拒絕？

香港的言論自由是中共的眼中釘，肉中刺。在制定“基本法”時就設立了旨在限制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二十三條”。在五十萬港人遊行抗議之壓力下，中共只好無限期擱置“二十三條”。如果就此認爲中共屈服了香港的民主力量，要放棄對港人的言論控制，那就大錯特錯了。對於中共來說，控制言論固然重要，但控制政府更爲重要。在大陸的成功作法讓中共相信只要能控制政府就能控制一切，包括媒體和各種社團。欽點特首是中共操縱港府最關鍵的手段。由於香港立法局有權制定不同於大陸的法律並可用法律制約港府，中共必須同時控制立法局。因此，中共絕對不會同意普選。否決普選的決定不是今年4月26日才作出的，是早就存在了的，只不過沒到最後關頭，中共當局不宣佈而已。

中共不讓普選，一方面害怕對香港政局失去控制；一方面更害怕大陸各省起而效之。普選僅限於香港一地，也許短時間內不會對大陸造成太大影響。但隨著香港和內地經貿緊密合作的加深，加上每五年一次的特首（立法局爲四年〕競選表演賽的刺激，過不了太長時間，普選地方行政長官將成爲大陸各省人民的普遍訴求。如果地方官員民選了，人民很快也會要求普選中央最高統治者。這是中共當局能預見到的，又是最不願意見到的。普選意味他們下臺，意味專制制度結束。誰都不願意失去權力，專制者更甚。專制制度的高層當權者不但害怕失去自己的權位同樣害怕失去對基層政權的控制，因爲專制政權不是靠民意維持而是靠各層既得利益的官吏賣力撐的。地方官員如果由民選産生，那麽就不會唯中央之命是從。如此一來，處於“金字塔尖”的專制權力就失去對地方的控制力，就失去存在的根基，很快就垮掉。專制制度之下是沒有普選的，有了普選就不叫專制了。

中共爲什麽允諾香港普選？要說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又必須回顧歷史。象本文前面所述，“一國兩制”原先不是針對香港問題，而是針對臺灣問題。臺灣有條件完全不接受“一國兩制”。由於歷史和現實原因，香港對中共的任何方案（包括“一國兩制”〕沒有討價還價或作出選擇的餘地。換句話說，中共要收回香港其實可以不承諾什麽“一國兩制”。中共之所以把“一國兩制”用到香港上來並允諾普選，原因有三：一，英政府在與中共談判時，再三要求中共當局對“保留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實行高度自治”的承諾作出具體的保證。中共的普選承諾

實際首先敷衍英人，以便讓香港政權順利到手。二，安撫港人，穩定人心。三，給臺灣看。其實中共私下早已決定不會讓香港（包括將來的臺灣〕有普選。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共在普選議題上費了不少腦汁，作了巧妙的設計。中共知道，普選不能破例，否則一發難收。因此，中共以情況特殊爲由，第一，第二屆特首（包括絕大多數立法議員〕不實行普選，只應承07年後可以考慮普選。07年後由誰說了算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07年以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産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如果中央沒有同意普選之意，能獲得絕大多數議員由中央選定的立法局三分之二人數通過的可能性有多大？由中央欽定的現任特首會同意嗎？即使立法局通過，特首同意，人大常委最後也可以否定。爲了杜絕普選，中央設了三層關卡，層層利於中央。從這樣的設制就可以看出中共根本連普選提議都不讓産生。所謂的”07年可以考慮普選“的說辭是中共給港人開出的一張虛假遠期匯票。所謂的“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原則，最後達到普選的目標。”的許諾只不過是中共給港人畫的天邊的彩虹罷了。

中共的算盤是這樣打的：利用十年時間（1997－2007〕整治香港，培養親共力量，經過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滲透，讓普選沒有可孕育的“水土”；同時，繼續教訓和觀察臺灣，看看“一國兩制”這個誘餌是否還能釣到大魚。令中共失望的是，臺灣不但不按中共設計的路走，反而大踏步邁上民主大道，推行多黨政治，實現總統普選。時至今日，臺灣已變質，香港早到手，“一國兩制”這張招牌已失去利用價值，留著反惹一身“瘙“。今日不砸，更待何時？

結束語

烏呼。二十多年來許多人舉手贊同的“一國兩制”，甚至今天還有很多人罵中共破壞“一國兩制”，也許還想不到“一國兩制”僅是個符號，一張招牌而已。說難聽點，“一國兩制”是個圈套，是場騙局。但誰又能說中共的騙術太低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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