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愛滋氾濫 防治步履艱難
【大紀元5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李途綜合報導)正在中國進行年度訪問的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派歐特警告說,中國的愛滋感染可能從農村擴散到城市,如果中國現在不排除這顆「定時炸彈」,將來必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中國對外公佈的愛滋病毒感染者達到八十四萬人,而外界普遍認爲實際數字將遠遠超過這個數位。聯合國估計中國有一百五十萬人被感染。
中國愛滋形勢嚴峻
中國國務院主管衛生領域的副總理吳儀,今年4月6日在愛滋病防治工作會議上講,愛滋病病毒感染者達八十四萬人,其中愛滋病患者約八萬例,已居亞洲第二位,全球第十四位。病毒感染者分佈在三十一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青壯年爲主,大多在農村,局部地區正面臨集中發病和死亡的高峰。
據法新社3月2日報導,中國的HIV感染者與愛滋病患者僅百分之十知道他們得了這種病。中國愛滋病疫情處在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積擴散的趨勢。廣東省122個縣市中,已有110處傳出愛滋病毒帶原病例,意味著愛滋病已從珠江三角洲擴散至東西方的附近城市。
中國青年報消息則說﹐據深圳市衛生局今年5月提供的全市愛滋病預防控制情況評估報告﹐深圳愛滋病流行已進入快速增長期﹐並呈現出從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的趨勢。深圳愛滋病感染者及患者的檢出率﹐平均每年上升24.7%
陝西省愛滋病病毒感染率呈快速增長趨勢;遼寧在去年短短11個月的時間內﹐全省就發現了43例感染者。中國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沈潔說,中國當前雖然愛滋病仍然以性行爲方式傳播爲主,但由於女性感染者大幅增加,使愛滋病由「母親傳嬰兒」管道傳染給幼童的人數,也急遽增加;短短5年之內,兒童感染愛滋病的人數,就增加了10倍。
賣血使河南幾百個村莊成爲愛滋村
中國愛滋病的群發是由於中部地區農民生活貧困,無法維持生計,許多農民以賣血爲生。而不法採血站對採血針管、針頭不進行消毒,採來的血混在一起,提取血漿後又輸回賣血者身體,造成了賣血者互相傳染以及受血者感染的交叉惡性傳染。加上並不能馬上發現,幾年的潛伏期下來,已經造成嚴重的惡果。主要發生在中國河南、安徽一帶,重災區是河南省。據中國官方公佈,由賣血感染愛滋者有5萬人。
香港智行基金會的創始人和幹事杜聰曾十幾次去河南的愛滋病村,他說,河南農村許多三代同堂的家庭,青壯年為了養家糊口而去賣血,卻不幸感染上了愛滋病,幾年後便發病而死亡,造成了許多只有祖父祖母和孫輩的家庭。他說中國的愛滋孤兒會有上百萬。
另一位爲愛滋病人說話的英雄胡佳說,九十年代初,中國農村出現賣血風氣,鄉縣政府掛出的標語是「想要奔小康、就去賣血漿」,「獻血(賣血)光榮」等,鼓勵農民賣血。
胡佳2002年2月開始進到河南愛滋村進行實地走訪。他用「人間地獄」來形容當地現狀。他說,患病的村民通常臥床不起,全身起泡疹,腹瀉不止,骨瘦如材。他以河南紹店鄉後楊行村爲例。在3864名村民中,就有1800人賣血,經蔡縣防疫站化驗,攜帶HIV者爲450人,這些人大多數是16-55歲壯年男女,已經死亡的就有300人。賣血的人中,有65%的人沒有作過化驗,他們是由於經濟狀況不允許作檢查,再就是怕受到歧視,寧死也不願承認是愛滋病患者。死亡者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8個月,嬰兒病患通過母體傳染得病。在當地,有相當多的家庭是夫妻倆人都得了愛滋病,未來潛在的嬰兒愛滋病患者難於計數。
胡佳說,在河南,愛滋村何止一個村,有幾百個這樣的村,感染上愛滋病毒的有上百萬人。
不良性行爲製造了愛滋溫床
香港東方日報今年5月10日報導,深圳市專家抽樣調查53家髮廊、382名髮廊妹發現,髮廊妹中曾患過性病的占66.2%,四萬名髮廊妹超過六成患過性病,其中逾半還帶病賣淫,使得中國深圳淪爲性病蔓延的毒窟。而且有55.6%的髮廊妹以爲「性病患者如果沒有症狀,則不會傳染給他人」;在性交易過程中,不使用或不經常使用安全套的髮廊妹也超過半數。
中新網在今年1月報導,近年來廣東人性觀念發生變化,非婚性行爲和多性伴侶現象不斷增多,導致性病與愛滋病越趨嚴重,每年報告性病病例數保持在9萬例左右,而專家估計,這些報告僅占實際感染人數的二到三成,一些有利於愛滋病傳播的損傷性性病,如梅毒的發病數近年快速上升。
報導還說,2003年廣東累計報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4,800多例,報告總數僅次於雲南、新疆和廣西,居中國各省第4位;病毒感染者則已超過3萬人,並呈現向珠三角兩翼蔓延之勢。
廣東省愛滋病快速蔓延的因素:性行爲的開放;吸毒傳播不斷增加;賣淫嫖娼活動屢禁不止,暗娼中同時有吸毒行爲者約占25%左右,其中78%以上爲靜脈注射吸毒。
上海各大城區都存在著賣淫嫖娼,許多地方的街頭還有公開拉客的小姐。
2001年4月22日北京晨報報導,北京市公安局、工商局首次在當地報章公佈「淫窟」名單,49家賣淫嫖娼問題較爲嚴重的娛樂場所上榜。據悉,這些黃色場所已被取締。一年來,北京已有240家涉及賣淫嫖娼問題的娛樂服務場所被依法取締或吊銷營業執照。
據東方日報報道,北京2000年底的一次「掃黃」,共取締5,123個非法經營的娛樂場所,其中共有356間涉嫌色情賭博活動,而警方拘捕的賣淫嫖娼以及賭博男女高達兩萬二千多人。
至於象海口、三亞等地就更不用說了,可以說海南是中國色情業的先驅者了。在1998年前三亞市政府旁邊就有一條妓女公開拉客的街。
上述爲沿海開放地區,內地呢?
華商報記者今年5月10日報導,延安市東關靠近210國道和「百米大道」中間,有一片規模頗爲龐大的「招待所」,招牌林立,這裏就是延安有名的色情場所,不等夜幕降臨,皮條客公然到「百米大道」上拉客,而妓女則公然在招待所裏接客。這些招待所經營方式雷同,都是雇用一名皮條客,每天報酬30元,賣淫女每接一名嫖客得嫖資70元,其中20元作爲床位費付給老闆。
李銀河在「評《危險的愉悅》聚焦女性賣淫」說,賣淫現象在80年代死灰復燃,並以極爲迅猛的速度發展起來。據專家估計,在全國範圍內,目前商業化性工作從業人員約爲400萬人。
自從中國實行改革以來,一些貧困地區的女性以賣淫爲擺脫貧困的手段,在那裏出現了「笑貧不笑娼」的情況。
「中國特色」賣淫業的巨大隱患
色情行業不是唯中國有,許多國家的大城市都設有紅燈區。如英國、法國、瑞典、荷蘭、德國一些地區和阿姆斯特丹、漢堡等城市。而不同的是這些國家實施的是賣淫合法化,妓女有執照,定期體檢,發現問題能追根溯源,完全成了一種商業買賣式的管理(本人無意贊同什麽,僅從防治愛滋病蔓延分析不同的狀況)。
而中國的色情業是非法的,賣淫嫖娼儘管上下皆知,許多政府官員都光顧色情場所,並已經成爲某些人對上級行賄、以謀取自己利益(如貸款、升官等)的有效手段,可是擺到桌面上是沒有人承認的,只有在某官員因犯事落網了,才會在法庭上披露出來。
因此,中國的愛滋病狀況是不明的,傳播途徑也是地下的,究竟有多少人從事色情行業,多少人已經是病毒攜帶者,傳給了多少人,而且仍在繼續傳播,都是無法確切知道的。這種交叉傳染是最可怕的,速度快,面廣,調查又十分困難,給治理和預防都帶來很大困難。
網路充斥色情 毒害青少年
中國網路發展快速,過去五年網民人數增長近百倍,目前逾六千萬人次,超過日本,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上網者年輕人居多,許多僅僅初中的孩子、甚至小學的孩子就已經在上網了。
有學者警告說,中國網路業已坐在「色情」的定時炸彈上,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以性爲名的欄目充斥中國網站(本文不想重復這些名詞污穢讀者),簡直到了不堪入目的程度。這些色情網頁都在充當著教唆犯的角式,毒害著網民,尤其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一步步走向墮落的深淵。
有專家警告,如不加以控制,未來兩、三年內中國網路將迅速變「色」,成爲「網路色情大國」。人沉湎於性必將對地下色情業的繁榮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毒品氾濫不容忽視
據大紀元報導,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長羅鋒,在今年3月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面臨的毒品形勢嚴峻,制毒、販毒問題突出,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而東南亞「金三角」每年所生産的毒品,多達百分之八十進入中國大陸。
「金三角」去年約産海洛因七十至八十噸,其中百分之八十經由中緬邊境陸路進入中國大陸,中國境內的大批毒販,則聚集雲南邊境,採用車輛運輸、人體藏毒、郵寄等方式,把毒品販運至大陸各地的消費市場。去年中國查獲販賣海洛因案件一百五十六起、四點一三噸,所繳獲的海洛因,全部來自「金三角」地區。此外,産自阿富汗的鴉片,滲透情況也十分嚴重。
從破獲的制販安非他命案件來看,廣東是最大的生産地,去年全省繳獲安毒五噸,占中國大陸總繳獲量的八成六七,而且已從廣東、福建蔓延到內地二十多個省區市。
羅鋒還說,中國大陸的毒品消費市場也在繼續擴大,吸毒種類日漸多樣化。去年,累計登記在冊吸毒人員達一百零五萬人,現有吸毒人員已超過七十四萬人,其中濫用海洛因人員六十四萬三千人,濫用搖頭丸、氯胺酮及其他麻醉藥品、精神藥物的實際人數呈上升趨勢。青少年、社會閒散人員和流動人口,已成爲吸毒的高危人群。全中國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中,三十五歲以下的青少年占百分之七十二點二。男性吸毒人員百分之八十有其他違法犯罪行爲,女性吸毒人員百分之八十有賣淫行爲。
違規採血禁而不止
儘管吳儀在講話中說,經採供血途徑傳播愛滋病已大致控制,事實並非如此樂觀。據今年5月中新社報導,中國國家衛生部緊急通報湖南省漵浦縣基層血站﹑重慶市血液中心及廣東省德慶縣單採血漿站等三家機構非法採供血液和單採血漿事件。
衛生部調查組調查發現﹐湖南省漵浦縣基層血站違規採血。獻血者使用假姓名﹑假地址﹑假身份證號進行居民登記的情況非常普遍。該血站血源管理混亂﹐存在嚴重頻繁採血和跨區域採血行為。血站內部管理鬆懈﹐缺乏質控制度﹐工作差錯頻出﹐而且房屋簡陋﹐設備老化﹐對用血安全構成嚴重隱患。
對重慶市血液中心的調查發現,該中心頻繁違規採血﹐被調查的九百六十九人中﹐違規頻繁採血三百七十九人﹐達近百分之四十。其萬盛中心血庫一千零五十七人次的獻血員中﹐頻繁採血八十一人﹐佔百分之八點三七﹐頻繁採血間隔時間最長的不到三個月﹐最短的二十天。
廣東省德慶縣單採血漿站為一昧追求經濟效益﹐不按規定對供漿員身份進行識別﹐所登記的供漿員絕大多數為偽造當地身份證號和居住地址的外地人員。對今年所有參加供漿者初步篩查發現有二十三人是一人多卡並頻繁供漿。該站不按有關規定和供血漿者健康檢查標準對供漿人員進行全面體檢﹐也未建立健康檔案﹔僅靠觸摸肝脾﹑聽心肺和用手探體溫﹐認為無異常後即核發供血漿證。
防治愛滋步履艱難
今天世界能瞭解中國愛滋病的概況,要感謝萬延海、桂希恩、高耀潔、胡佳、杜聰等先驅者,他們置自己的身名利益於不顧,冒著被抓、被打的危險,一次次進入政府劃定的禁區――河南愛滋村,瞭解因輸血傳染愛滋病的患者,幫助他們,並把實際情況公諸於世,才能使外界對中國愛滋危機有今天這樣的瞭解。
河南上蔡縣文樓村是中國發現的第一個愛滋村。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桂希恩教授通過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開了文樓村的情況後,當地幹部認為桂希恩破壞了上蔡縣的形象,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桂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每次到文樓村都會受到阻攔。
2001年6月8日,桂希恩獨自帶著1萬多元的藥品進了文樓村,當地一些人獲得消息後,派人前來驅逐。最先聽到消息的老鄉將桂帶去的藥品分散藏在家中,然後把桂希恩藏了起來,夜深人靜的夜半時分,又用摩托車把桂教授送到西平火車站,一直護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車。
「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執行所長胡佳說,中國大陸政府隱瞞愛滋病疫情的情況比隱瞞SARS疫情要嚴重的多。政府把愛滋病疫情當成國家精密,不允許人去調查。基層幹部公然說:「愛滋病病人不是人,是鬼。他們都死了,事情就完了。」
胡佳說,在北京成立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就是要致力與推動公衆教育,講述愛滋疫情的客觀事實,讓有關政府部門不敢再撒謊,粉飾太平,以期在中國消滅愛滋病。
畢業于上海醫科大學的萬延海,搞了一個「愛知行動」組織。由於大膽向國際社會公佈了河南省愛滋病死亡名單以及一系列普及愛茲病知識的活動而受到聯合國以及國際社會的關注,同時也受到中國公安部門的注意。這個組織的成員曾被公安拘捕,而該團體也被國安局調查。
2003年8月,萬延海本人因在網上公開了一份由匿名者提供的關於河南省愛滋病問題的內部文件,因此遭到國家安全局的拘捕。後來知道這文件是原河南省衛生廳疾病控制處副處長馬士文發給他的,馬因此也被公安拘捕,罪名是泄露機密級文件。這份文件標題爲「關於全省愛滋病防治工作的彙報」,署名是「河南省衛生廳」。
七十六歲的婦科專家高耀潔因講實話,揭露愛滋內幕而被政府監視與竊聽,八年來身陷困境。高醫生穿行于河南各個村莊,發現到處是病人,甚至有家庭所有成員都瀕臨死亡。她用自己的養老金買回抗愛滋藥品救病人,呼籲政府關注,揭露不法商人的貪婪。但這一切並未得到政府的回應,相反卻開始被竊聽、監視。
當國際人權組織由於她的貢獻褒獎她時,她卻被禁止出國領獎。她被告知「不能把國家機密透露給境外敵人」、「國外反華勢力企圖顛覆中國,即共產黨,而她就是把中國『家醜』外揚的那個人」等。
北京一名傳染病專科醫生今年曾喬裝到河南農村醫院訪問,發現很多人好像患了愛滋病。這名醫生的真實身分被揭穿之後,他就被趕出河南省,並且面臨處分。
據劉曉波在〈一座燈紅酒綠的精神死城〉披露,上海各大城區都存在著賣淫嫖娼,許多地方的街頭還有公開拉客的小姐,報社也接到過許多這類投訴或做過採訪,但是這類新聞就是發不出去。因爲領導說了:這類事報道出去,會影響上海的高大形象。而一個人中了五千萬大獎這樣的「好事」,宣傳部也要發一通知,要求媒體不准自行採訪,而要採用宣傳部的「通稿」。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新聞從業者說:「我們報社從二○○三○年九月中旬,到目前的一百四十多天中,一共收到了上海市委宣傳部門的『宣傳通知』七十九張,黃牌警告一次。扣掉雙休日公共假日的五十多天,宣傳部平均一日多一點,就會發一張內容多麽『這不讓報導,那也不讓報道』的『通知』來。」上海某電視臺的一名記者說:「一些車禍若死亡人數超過三個的乾脆是報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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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種種在尊重生命、尊重人權的國家也許覺得是天方夜談,不可思議,而在中國卻是司空見慣的事。香港智行基金會的創始人杜聰,他多次去河南,幫助那些愛滋病人,曾經受到過跟蹤,電話也曾被竊聽。他感慨地說﹕「在中國想做好事,就等於揭露有人以前做了不好的事,這就是壓力的由來」。
杜聰的話不無道理。好人的好,就會襯托出壞人的壞,這也許就是中國隱瞞愛滋病、薩斯病的真正原因,什麽穩定啊,經濟發展啊,不過是拿得出來的冠冕堂皇的托詞而已。(//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