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6日訊】(美國之音記者陳健上海報導) 世界銀行正在中國上海舉行首次全球扶貧大會，討論在世界範圍內消除貧困的問題。世行官員表示，這次會議之所以選擇在上海召開，是因為中國在扶貧方面非常成功，為其他國家做出了表率。然而觀察人士指出，中國很多地區的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在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背後，很多人仍然在貧困的深淵中掙扎。

全球扶貧大會由世界銀行主辦，中國政府承辦，上海市政府協辦。在這個扶貧大會上，你見不到一個貧困者，出席會議的代表全是達官顯貴，其中包括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巴西總統盧拉、坦桑尼亞總統姆卡帕、烏幹達總統穆塞韋尼、孟加拉國總理卡莉達‧齊亞，以及八十多位部長、近千名官員和企業總裁。他們每人在上海浦東的五星級飯店裡睡一覺所花的錢足夠中國一位貧困農民三年的生活費。不過，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告訴記者，大多數中國農民都算不上是窮人了。沃爾芬森說：“我選擇在中國召開這次扶貧大會的原因是中國在過去的20年中使四億人口擺脫了貧困，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成就。如果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國家懂得大規模扶貧，那就是中國。所以我們認為在中國召開這個會議是再好不過了。”

中國官方的新聞媒介在報導這次會議時也都極力渲染中國政府在扶貧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上海文匯報說，中國政府對這次會議極為重視，因為“全球扶貧大會事關中國的國際形像。”中國政府要利用這次會議為自己樹立起幫助人民脫貧致富的光輝形像。

*基層官員腐敗欺上瞞下*

然而山東青島社會科學院的劉志揚教授卻對中國扶貧的“巨大成功”提出了置疑。劉志揚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中國各級政府的很多官員只注重形像，不管實質，刮了幾十年的浮誇風至今盛行不已。結果扶貧項目成了各級權貴的搖錢樹，含辛茹苦的基層民眾依舊一貧如洗。劉志揚教授曾經擔任過政府官員，他用自己親眼看到的事實舉例說，一些基層政府打著扶貧項目的名義四處伸手要錢，給一個項目在不同的時候掛上不同的招牌，到處招搖撞騙。這樣一來，一個項目就變成了好幾個。劉志揚教授把這種一雞多吃的作法稱作“一個姑娘八個婆家。”他說：“他下面往往是一個姑娘八個婆家。比如，他們打了一眼井。水利局要搞扶貧項目，他們就對水利局說：我們打了這眼扶貧井，可以幫助貧困戶澆地，你給我們錢吧。林業局要搞扶貧項目，他們又對林業局說：我們打了這眼扶貧井，可以幫助貧困戶澆樹，你給我們錢吧。就這麼一件小事情，他們可以對上面列上十個、二十個，甚至更多的要錢的名目。而實際上就這麼一件小事。”

*被政府害得脫富致貧*

觀察人士指出，正是基層官員這種欺上瞞下的腐敗行徑使中國所謂“脫貧致富”的人數扶搖直上，使那些在貧困中掙扎的民眾的實際生活每況愈下。非但如此，正在北京上訪的賀雲美女士告訴美國之音，在她的老家湖北省，地方政府不但不幫助窮人脫貧致富，反而迫使像她這樣原本生活還算安逸的人脫富致貧，因為政府為了開發土地而拆毀了他們的住房，卻沒有給他們這些失去家園的人足夠的補償，導致他們陷入貧困。她說：“我們被大批拆遷，可是他們卻不給我們拆遷費，所以我們就來北京上訪。我差一點兒被抓起來。他們抓了我之後，我跟他們吵鬧，才被放了。其他200多人都被抓起來了，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放。那個拆遷辦公室是非常非常的壞！”衣衫襤褸的賀雲美現在靠撿破爛和乞討為生。

*人大代表路見不平*

象賀雲美這樣被政府捉弄得脫富致貧的人在中國各地隨處可見，就連一些地方報紙也時常予以揭露。華西都市報上個星期報導說，四川省峨眉山市峨山鎮萬坎村曾經是個堪稱小康、家家都有漂亮小樓的村莊。但是自從兩年前，他們的土地被出賣，房屋被拆除以來，逆來順受的村民們就都搬進了一個個用木板、茅草搭起的窩棚，成了名副其實的貧困戶。 一天，西南交通大學教授、四川省人大代表張世昌偶而從那里路過，看到失去土地和房屋的村民們如此窮困，感到十分震驚。他經過周密調查後，要求地方官員賠償村民的損失，沒想到竟從此跟基層官員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最後驚動了省長，問題才得到解決。

可是在中國的其他地方，很多脫富致貧的老百姓並不像萬坎村的村民那麼幸運，能夠遇到一位路見不平，挺身相助的人大代表。就連天子腳下的北京市昌平區，也有很多村民由於失去土地而陷入貧困。陽房鎮後白虎澗村的王美如告訴美國之音，鄉鎮政府把土地按每畝170多萬元的價格賣給了開發商，可是每年只給失去生計的農民176元作為補償，逼得農民走投無路。她說：“農民土地被霸佔後，每人每年只給170多塊錢，很多家庭的孩子連學都上不起了。十四五歲、十五六歲的孩子成天滿大街跑。我問他們怎麼不上學呀？他們說：我們不念了，家裡沒錢。我自己也是滿身的病，糖尿病、心臟病、血壓高，特別嚴重，根本就沒人管。我只好不看病，我沒有看病的錢。我自己種一點兒菜，湊合活著。扶貧？哪個老百姓沒錢，他共產黨管過？”

王美如的同鄉蔡懷利更是對政府使農民脫富致貧感到憤怒。蔡懷利告訴美國之音，政府如此製造貧困對於很多農民來說已經快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盡管大多數貧困農民還是選擇了上訪告狀的辦法，希望能夠打動某些官員的良心。“又是佔地，又是賣地，逼得老百姓都快造反了。我上個禮拜，一個禮拜，每天晚上都到中南海門口去想辦法告狀。老百姓都指著土地吃飯呢，沒地怎麼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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