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1日訊】不久前，董橋的一篇《年輕蕭夏林的憤怒》曾被中文網絡廣泛轉載（香港《蘋果日報》2004年5月5日）。應該說董橋對蕭夏林的不滿也帶著他特有的文化溫情，一如他喜歡楊絳的文字，字裡行間有一種早已飄逝的文化憂傷。但我讀出的更多是他對大陸現實和歷史的隔膜，畢竟他生活在香港這個「世界的自由港」，他盡可以悠哉游哉地賞玩他心愛的碑帖、印章、硯台、國畫、線裝書，寫他富有才情的評論。在盛名、鮮花和掌聲中，遙望大陸，也許他永遠都理解不了「年輕蕭夏林的憤怒」。

他不知道蕭夏林的憤怒其實是一個時代的憤怒，他憤怒的不僅是這個時代的文學和那些文學先生」、「文學女士」們，而是文學背後的這個時代，這是一個甚麼樣的時代？這個時代把犬儒當智慧，把無恥當榮耀，把肉麻當有趣，迴避所有的真問題，以想像代替現實，以一己的安富尊榮代替了良知的擔當，這樣的時代注定了充斥著以丑為美、指鹿為馬、顛倒黑白，難怪一部稍微觸及了一點現實的《中國農民調查》就會洛陽紙貴，轟傳一時，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文學的全面淪喪只不過是整個時代淪喪的表現，拍案而起的蕭夏林和衝冠一怒的焦國標一樣，他們都是熱血未冷的華夏之子，面對這個時代的真實痛苦，他們憤怒地發出了人的吶喊，他們的觀點或可有商議之處，他們的文字也許比不上楊絳的「爐火純青」，但他們的聲音更加真實，更能穿透這個時代表面上的花花綠綠、繁華鼎盛。

董橋理解不了「蕭夏林的憤怒」，首先來自他對這塊古老大陸的隔膜，他生活在自由尚存的香港，在自由的制度環境和自由的語境下，他作出這樣的判斷並不值得奇怪。其次，作為一個華人世界的文化名流，他與大陸的交往大部份局限於和王蒙之類「知識精英」之間，在三種「精英」早已結盟的時代，他能看到的只是一個「精英」的大陸，與億萬求生存、求溫飽的普通老百姓是根本隔膜的。所以，他會耿耿於「蕭夏林的憤怒」。他對王蒙的好感，他對楊絳「純青的筆力和晶瑩的文思」的讚歎，都是因為隔膜所致。

董橋的溫情明顯帶有晚明小品的餘溫，帶有周作人1928年後在苦雨齋中品茗的超越，他的全部才氣包含在這個「董橋式」的句子中：「社會主義的《大宅門》和《大染坊》果然只能靠一批紅頂商人諂諛的星火才點得亮《天下第一樓》的那幾盞紅燈籠，誰還顧得了錢家冷落的庭院和楊絳夜半的清淚？」那是曾經傾倒了多少讀書人的句式。但他缺乏的是這個句式背後的承擔，承擔起和生存、掙扎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共同的命運。

我無權要求董橋先生，他從來都生活在這片土地之外，他也不可能來承擔與這個民族共同體共同的命運。所以，他眼裡王蒙的犬儒、無恥是次要的，楊絳「白頭宮女話天寶」的自我超脫、自我賞玩、自我撫摩、自我神話是次要的，他在意的是他們「容易親近」的、「好看」的文字，在意的是與他們「短暫而歡愉的交談」。

說實話，我很喜歡讀董橋的文字（特別是那本《沒有童謠的年代》），我也佩服錢鐘書那些「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學問，但在一個歷盡劫難的老大民族向現代文明的門檻邁進時，在我們力求從一個奴隸成為一個人時，這些都不是最迫切需要的。與其在這些文章、學問之間消磨時光，還不如多想一想，為甚麼我們想做一個有尊嚴的、獨立思考的人都是難於上青天。(//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