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0日訊】 拙文《給兩位朋友提個醒》寫出後，得到包括劉曉波先生在內的諸多朋友的善意提醒和批評，我自己也覺得其中的某些用語不夠準確和妥當，現予補充說明。
一、謝泳先生的「批評方式」
首先，拙文中「更進一步說，在文明社會裏，任何不作為都是無罪的，任何惡作為都是有罪的」一句話，是單就依法納稅的公民個人而言的。對於花費納稅人的錢款而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國家公務人員來說，見死不救的「不作為」，本身就是一種不可饒恕的「惡作為」，比起拿著納稅人的錢款偏偏要與人民為敵甚至於對本國公民開槍的某黨和某軍來，也只是在作惡程度上稍有差別而已。
其次，查謝泳先生的《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一書，曉波先生文章中所說的「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應該是發生1945年12月1日的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
謝泳先生在發給我的郵件中有這樣一句話：「我看了你批評曉波和國湧的文章，對於你的批評方式，我不做評價。但你的思路和材料我都是認可的。」對於他這種誠懇理性的批評「批評方式」之「批評方式」，我自歎不如，真正得到胡適先生真傳的，應該是謝泳先生，幾年前我就是在他的那篇《讀一點胡適》的啟發下開始細讀胡適的。
二、邵建先生的批評指教
2004年4月30日，我接到邵建先生的一份郵件，此中記錄中當下中國文壇的一大公案，摘錄如下：「張兄：久未聯繫，是因為你在忙大事。我對你所做的那件事，感佩十分，也同朋友談起過。這是知識份子在公共領域中的作為，不知京華知識圈對這件事看法如何。你沒碰上甚麼麻煩吧。陳的發言我不知道，有文本嗎？希望告知。今天我有三件事，不妨一告：中午聽來寧的傅國湧說，《動物上陣》發出後，有人告到了宣傳部（不知是省委的，還是中央的），說我辱罵魯迅甚麼的，這是祁光祿在杭州時對他說的。下午回來後收到祁的信，說《書屋》已受到通報批評，因此，本來六月要發的我的另一篇胡魯的文章就不能再發了。晚上又收到《中華讀書報》，上有王培元罵我的文章（不妨傳上），看來我是犯眾怒了。你呢？……」
邵建先生所說的「你在忙大事」，指的是我在今年「兩會」期間，不肯放棄自己不能夠見死不救的道德底線，公開站出來為與來自河北唐山的庫區移民維權代表張友仁一同逃難的俞梅蓀吶喊呼籲。此事至今以幾位農民代表的被軟禁監管而不了了之，唯一的進步是當地政府不再對維權移民進行暴力鎮壓。我在回件中寫道：「邵建先生：信悉。陳漱渝事是我在上海的《社會科學報》看到他的兩會發言，其中引了『胡寇魯戴』一文中的一段話，批判自由知識份子與官方唱反調。回頭我查一下原話吧。剛寫了一篇批傅國湧的文章，轉你一閱。王培元我見過一面，此類文化人也是很有趣的現象，大概就是《紅樓夢》中的焦大一類的角色。想說話也想當奴才也。我做的事情也是限於言論，煽動鬧事之類的活動是一概不參預的。因為我沒有操作能力。耀傑，1/5。」
這裡提到的王培元，就是章詒和女士的《往事並不如煙》一書的責任編輯，他罵邵建先生的文章標題為《也談魯迅的「罵人」及「施魯之爭」》，其中的奇談怪論實在不值一駁，最為不堪的是結束語中所謂的「韓愈有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韓愈其人原本就是一個極其瘋狂的專制衛道士，「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更是一種等級森嚴的強權專制思維，與被魯迅、周作人認定為祖先的宋儒周敦頤的「出污泥而不染」相得益彰。這種強權專制思維的根本點，就在於把同為精神生命體的大同人類，勢不兩立地劃分為絕對神聖和絕對醜陋的兩個極端，進而活靈活現地發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式的「存天理滅人慾」的誅心權術和精神閹割。王培元引用這首詩的險惡用心，無非是證明自己站在絕對正確的「大樹」魯迅一邊，就可以對不甘心充當魯迅的精神奴隸的邵建，施以絕對正確的精神高壓和精神閹割。勒令別人像自己一樣充當精神奴才，幾乎成為此類中國文化人的職業道德的根本點。如此精神閹割比薩拉姆的動輒就割掉本國公民的耳朵，在恐怖程度上要深刻得多也惡毒得多。所謂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精髓，也正在於此。
看完我發送的《給兩位朋友提個醒》，邵建先生回件說：「文章讀過，意思是贊成的。但有幾個問題：一，魯迅在『三一八』中有沒有煽動青年的言動？二，對傅國湧，語詞是否太重了，比如『既極端野蠻又極端專制』等。三，那個比喻合適嗎？四，劉曉波和傅國湧需要『擔當罪責』？當然這是一遍讀後的看法，信筆寫下的。問好！」
我自己又在回件中寫道：「痛打落水狗云云，為燒報館喝采，罵人的嘴張開了就是煽動，他們自己承認的煽動。我說的擔當是應當承認言論上的道義責任。那樣比喻不是針對劉、傅二人，六四分子中的流氓也還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數。話是激烈了一些，野蠻並沒有直接指向國湧。但是那樣的思維方式原本就是野蠻。讀書人自己不把自己弄清楚而只是罵別人，終究是個混蛋。稿子已經發出去了，也不想再改了。耀傑。」
邵建先生當天又發來郵件說：「我覺得你文章的題目是『給兩位朋友提個醒』，那麼用緩和的語氣更容易使朋友接受，而某些峻急的語句也許會使對方先在地拒絕，這樣反而沒達到寫作的目的。你說呢？比如『讀書人自己不把自己弄清楚而只是罵別人，終究是個混蛋』，後面一個很火氣的詞就把前面那個很理性的表述給顛覆了；接受者本來能接受的前一句話，也因為這個詞而陷入火氣了。在說話上，離魯迅的方式遠些、再遠些；離胡適近些、再近些。我一直這樣說給自己聽，這次也與耀傑兄共勉！」
我一直承認自己是喝著魯迅式的「狼奶」走進學術生涯的，我的文章並不是胡適式的，而是魯迅加胡適加周作人式的，或者說是人道主義加刀筆吏式的。不過，邵建先生所說的「離魯迅的方式遠些、再遠些；離胡適近些、再近些」，最近幾年來一直是我追求的為人為文的理想境界。所以，我在回件中表示說：「承教，完全認同，一定引以為誡。我也是沒有調理好自己的情緒也。耀傑。」
三、馬英九的理性包容
在寫作本文前，又在大參考總第2254期（2004.05.04）看到台北市市長馬英九的《民主是理性包容的生活方式——紀念「五四運動」八十五週年》一文，其中引用了「民國四十七年，『五四』代表人物胡適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上」的致詞：「（五四）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二、三百年來有一種公開趨向，朝科學民主這個方向走，朝新的科學方法走。那個時候，我的朋友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擁護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我要說這樣的話：把抽像的名詞人格化了，也就容易偶像化了；偶像化了，便會盲目的崇拜。當時我的朋友陳獨秀因只認得兩個名詞，不知道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習慣。」
馬英九認為，「這一段四十七年前說的話，對今天的台灣仍然非常適用。」我同樣認為，胡適的這些話對於當下的中國大陸也仍然非常適用。中國大陸所需要的正是馬英九所說的「建立在『憲政的自由主義』（constitutionalliberalism）之上，包括法治的精神、理性的態度、人權的保障、與包容的文化」的「真正的民主」，而不是不同利益的黨派和群體之間的勢不兩立以至於絕對壓倒。
在2004年5月5日的《民主通訊》中，又看到署名金海濤的一篇文章《戴晴的良心何在？》，其中針對戴晴所說的「1980年代中期和後期，中共最上層的領導人不但已經採取了一系列改革、並且正打算在重大領域繼續向前推進。鄧小平已經打算把四個堅持從憲法中拿出來放進共產黨黨章」一段話，竟然羅織出了「慾加其罪，何患無辭」的彌天大罪：「歷史早已證明，1989年春天在中國興起的民主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這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戴晴女士秉承中共的旨意，仍妄圖把這場愛國民主運動說成是暴亂，是造成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挫折，是一場悲劇，真不知其良心何在？」
「戴晴女士秉承中共的旨意」之事我沒有聽說過更沒有見到過，金海濤不知道怎麼就堂而皇之地當上了見證人。而在實際上，金海濤所謂的「歷史早已證明」云云，所秉承的恰恰是口含天憲手握天理的「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腔黨調，與馬英九所主張的「包括法治的精神、理性的態度、人權的保障、與包容的文化」的「真正的民主」，既格格不入又背道而馳。用這樣的黨腔黨調替「民主運動」包裝辯護，才真正是對於「民主運動」的玷污和背叛！！
2004年5月6日於北京
源自《議報》//www.china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