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貧窮與富裕的雙重變奏
【大紀元5月19日訊】三個月前,我因爲參與扶貧活動來到祖國西南邊陲的幾個雲南山寨,接觸了許許多多“貧困”的人群,其間的所見所聞深深的感動著我,並不時的激勵我自己反思我們的價值觀,反思我們的繁榮和富裕。
財富觀與發展觀之間的矛盾
在雲南祿勸苗族自治縣的半坡苗族山寨,張蘭芬家裏養著28只羊、10頭牛和6頭豬。養豬幹什麽?最主要的是殺年豬,她家5個人,過年時要殺3頭肥豬。在苗寨,誰家過年殺的肥豬多,誰家最有錢。養羊養牛幹什麽呢?苗寨的人們讓你猜,你會認爲養羊養牛是爲了賣錢。你很難想到苗人養羊養牛的主要目的是爲了積肥,因爲苗人都住在高山(2600米)頂上,商品肥難以上山,加之嚴重缺水,有機肥是改善土壤結構、培肥地力的必需品,有機肥的多少決定他們糧食産量的多少,所以,有機肥對苗人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只有家裏需要購置大件或有大筆的急用時,苗人才出賣牛羊。在苗人看來,牛羊數量的多少,代表家庭的財富的多少,你家裏牛羊多、地裏産的糧食多才算真正的富有。地裏産出的糧食少,兜裏錢再多也不算真正的富有。苗人的財富觀念強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當過兵的張志勇是苗寨的一個另類,他家裏只養了8頭豬,沒有養牛羊。張志勇說以前是養了牛羊的,但老婆生産時大出血,家裏的牛羊和值錢的東西全賣光了。張志勇去年靠小額貸款1000元養了8頭良種豬,上了些飼料,半年就出欄(當地一般一年多出欄),一年就賺了一棟新房子。張志勇說,今年的8頭豬可以賺4000元,年底將再蓋一棟新房。張志勇是寨子裏最窮的人,因爲他家沒有牛羊,不殺年豬,但張說不打算養牛羊,因爲養豬省事且來錢快。張志勇說要是有10000元做本錢,他一年要養100頭豬,一年能賺幾萬元。張志勇認爲種地不來錢,地裏産多少糧食並不重要,主要的是兜裏有錢。當了幾年兵的張志勇儘管現在兜裏的錢並不多,但他說將來兜裏的錢肯定會比寨子裏的其他人多。如果寨子裏的其他人都接受了張志勇的觀念,也許生態脆弱的苗寨會長不出糧食,糧食沒有了,張志勇養豬發財夢也許就破滅了。
苗寨傳統的財富觀也許是“落後的”,會被淘汰,但這種傳統的觀念也許是正確的;張志勇的財富觀也許是“先進的”,會逐漸成爲苗寨的主流,但這種觀念也許是錯誤的。社會就是這樣在發展,苗寨是一個縮影。
扶貧不僅僅是給錢
在雲南劍川縣象圖鄉3000米高山的白族大滿山紅山寨,我們步行了30裏山路才到達這個高寒山寨。2000年,李海玉家得到了2000元的民間母畜貸款,她家的羊從無到有,今年有了12只,到明年至少可以發展到18只;牛從1頭發展到今年的6頭,到明年至少9頭;馬從無到有,今年有了4匹,到明年至少可以發展到6匹;去年養了1頭母豬,幾年産了6個豬仔。這個只有204人的白族山寨,現有牛馬各300多頭(匹),羊1800多隻,家家戶戶用上了電、自來水,還建起了學校、衛生室、獸醫站,爲了把農產品運出山寨,寨子裏還組建了馬幫。每每聽到大滿山紅的馬幫叮叮咚 叮叮咚的鈴聲,昔日的“茶馬古道”仿佛就在眼前浮現。寨子裏的80多歲的趙大爺說,要不是有這筆母畜貸款,我這一輩子怎麽也不敢想象“牛羊滿圈、綠色漫坡、清泉上山、電影到家(電視)”的美好生活。在一個海拔3000米,毛主席幹部一年也只去一兩次的深山裏,戶平均2000元的母畜貸款,竟然能産生如此大的作用,要不是親歷其間,我怎麽也難以相信。
在民間的母畜貸款之前,當地政府也搞過小額信貸的扶貧專案,但不僅經濟沒有發展起來,連本錢都沒有了。我問當地的村民,爲什麽政府的小額信貸就沒有民間貸款基金好呢?村民回答說民間貸款基金是他們自己管理的,什麽時候貸款,什麽時候還款,貸款幹什麽,不還款怎麽辦,利息定多高,都是村民討論決定的。民間貸款的利息比政府的小額貸款的利息低好幾倍,貸款還款不需要托關係,既方便又透明,利息收入還用於村裏的公益事業。村裏有一個大家選舉産生的社區發展委員會,每到還款的日子(一次貸款,分四次還清),發展委員會就將村民都集中起來還款,討論利息的用途,決定發展的大計,還款的日子寨子裏就象過節一樣。
在瀾滄江邊雪林鄉的拉祜族寨子,一個來自四川大山裏貧困人家的名叫胡光輝的小夥子,在完成當地學校的工程後留了下來,小夥子愛上了寨子裏美麗的山水和善良的拉祜族姑娘鮑小妹。胡光輝把拉祜族又低又黑的竹木房改造成了又明又亮磚瓦房;用四川的省柴竈代替了在堂屋中生火做飯的習慣;引進了四川雜交水稻生産技術,糧食的産量由畝産200多斤提高到1000多斤;過去養豬要一年多才能出欄,小胡養豬只要半年就可以出欄了……。雪林的拉祜族寨子娶了胡光輝一個窮光蛋女婿,可寨子裏的人說他們娶的不僅僅是一個女婿,娶來的是財富,小胡改變了一個寨子窮困的面貌。在一般的人看來,窮就是沒有錢,扶貧就是給錢。我所看到的由上海對口幫扶的一個佤族寨子,投入了不下500萬元,雖然村民都住上了新房子,但他們依然沒有飽飯吃,依然沒錢花,依然家徒四壁。人和人的智慧是能轉化爲無窮無盡的財富的,就脫貧而言人和人的智慧也許比金錢寶貴得多。但現實中,胡光輝到拉祜族寨子落戶的事小到足以讓人忽略不計,而上海給一個寨子捐款500萬元,足以讓一個縣的四大家領導、所有的媒體、所有受惠的人興奮不已。
面對貧困我們有的不僅僅是同情 或貧苦不是窮人的錯
在西盟佤族自治縣的岳宋鄉有一個叫木古壩山寨,經常會遇到這樣有趣的情況:你問一個人多少歲了,他回答說25歲,坐在旁邊的另一個村民會糾正說:不對吧,你好像40歲了。在這裏有豐富的水資源,有好的梯田,日照也非常充足,但這裏的水稻畝産不到300斤,村民嚴重的缺糧。民間的扶貧組織來到了這裏,帶來了雜交稻種子和生産技術,一點一滴的改變村民望天收的習慣,糧食的單産最高達到了1300斤。在社區發展委員會的指導下,5斤種子(40元錢),可以解決一家人的吃飯問題。這裏的茶葉是絕對的綠色産品,可是1斤茶葉只賣到2元錢,如果拿到城市賣,絕對可以賣到50元以上。木古壩的1斤茶葉在城裏可以換到10斤雜交稻種子,城裏的1斤雜交稻種子在木古壩卻能換到8斤茶葉。沒有親身的體念,怎麽理解財富的空間差異卻是如此之大啊!難怪在北京上海深圳的一棟房子,在中國人民銀行可以抵押貸款上百萬,而中國農村的房子在中國人民銀行裏卻分文不值!在北京上海深圳1畝地的市值數百萬,在木古壩一座大山的市值也許不值一文!
生活在古泥盆的傈僳族是我到過的幾十個少數民族中最慷慨的民族,他們依然過著狩獵生活,當他們捕到獵物時,他們會與周圍所有的人們(包括異族)分享他們的食物和快樂;傈僳族也是我到過的所有民族中最貧困的民族,他們靠狩獵爲生,由於森林的銳減,狩獵的收穫大不如從前,傈僳族的人們靠狩獵已經根本不可能維持生存了,加上他們的慷慨而不儲存食物(沒有計劃性),挨餓對他們來說是家常便飯的事情;傈僳族更是我到過的所有民族中最堅強、最要面子、最相信天意的民族。傈僳族人從不到政府領取救濟,寧可餓死也不向他人伸手(包括政府),他們從不把貧困的責任推向任何人,他們認爲自己的貧困是天意。當然,傈僳族並不拒絕他人的幫助,他們擁有財富也會毫不吝嗇的和他人分享並樂於幫助他人。在傈僳族人看來,人和世間的萬物都是上蒼的産物,都必須聽從上蒼的安排而按照一定的次序生存。動物和植物是上蒼安排給人類的食物(財富),食物(財富)是天下人的食物(財富),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將天下人的食物(財富)占爲己有。
雲南有26個民族,有26種文化;雲南有多樣的生態,多樣的物種。在雲南美麗的崇山峻嶺之中,你一路走下來,從香格里拉到蒼山洱海,從母系社會搖籃的瀘沽湖到納西文化源頭的麗江古城,從瀾滄江到湄公河,從四季如春的高原滇池到西南邊陲的西雙版納熱帶雨林,哪里不是世界級的文化遺産和自然遺産呢?誰能說雲南不是富有的呢?可是,就是在雲南,卻有國家級貧困縣73個。年收入在860元以下的人口有764萬,其中年收入在625元以下的占286萬人。有240萬人居住在草房和岩洞裏。雲南有26個邊境縣,有4000多公里的國境線,有15個少數民族跨境而居,他們不種大煙,守著貧困,因爲他們認同自己是中國公民,他們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身處雲南,我常常覺得雲南的富有和雲南的貧困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雲南的富有何嘗不是少數民族對大自然和歷史文化的愛惜而克己的結果呢?雲南73個縣的人民的貧困,何嘗不是他們爲了雲南的富有而付出的代價呢?其實,雲南的富有又何止僅是雲南人的富有,雲南的富有真正是中國人的、屬於天下人的。但73個縣的貧困卻是764萬雲南人的貧困。
按照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雲南73個貧困縣的同胞要在2020年達到小康(人均8000元年收入),其年人均收入要年遞增近400元,這是一個多麽艱巨的任務啊!也許這個目標在經濟學家的眼裏是天方夜譚!窮人的貧困豈能只屬於窮人,只要社會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也許實現這個目標算不了什麽難事。
我們扶貧的地方,都是雲南貧困縣中最貧困的少數民族寨子。在我所介紹的象圖鄉和岳宋鄉,當地農民修1公里4至5米寬的沙石路只需要7到8萬元人民幣。修了公路他們的一隻羊就可以多賣250元,一斤茶葉就可以多賣20多元,誰說他們就不能同我們一樣的富有呢?在北京上海深圳這樣的大城市修1公里地鐵需要80?個億人民幣,修1公里磁懸浮鐵路需要200?億人民幣。假如大城市少修1公里地鐵,我們的貧困山區就可以多修4至5米寬的沙石公路10萬公里,假如大城市少修1公里的磁懸浮鐵路,我們的貧困山區就可以多修25萬公里的沙石公路。有人會說,城裏的路修了以後回報很高,有人願意投資,你管得著嘛?我知道城裏修磁懸浮鐵路還有好多理由,要城裏少修鐵路是不可能的。雲南出了幾個李嘉廷式的人物,每一個省都有,少一個李嘉廷就可以多修1萬公里的沙石路啊!在我所到的貧困寨子,修一個磚瓦結構的80平方米的民居,大約需要8000元。8000元只是北京上海深圳房屋的1平方米的價格啊!北京上海深圳空置著數百萬平方米的房子,而在中國貧困地區卻有數百萬的窮人居住在茅草房和岩洞裏。在北京上海深圳人們養只狗要花費數千元,這些城市養著數百萬隻狗,在貧困的地區供一個學生初中畢業所需要的學費4000至5000元,在我所到的貧困地區初中畢業的比例不到10%,中國有數百萬的貧困孩子上不了學啊!我以前在鄉里當書記的時候,每年招待客人的煙就是好幾萬,一包煙就是20、30元,這一包煙的錢就可以解決一戶人家的雜交稻種子,就可以解決一戶窮人的幾乎一個月的吃飯啊!在城市和發達地方的人,你一年洗頭的錢、洗腳的錢就可以使一個或幾個窮人變得不再貧困!反貧困需要喚起全社會的責任,需要全社會的參與。
人們也許會習慣地認爲貧困的人自身應該負有主要責任。也許是。但我接觸多了貧困的人們後,覺得不完全是。在大滿山紅的白族和傈僳族山寨,十幾年前,哪里還是原始森林,砍伐下來兩人都合不攏的樹墩現在還滿山清晰可見。白族和傈僳族人在山裏生活了千百年,但砍伐他們世世代代居住的山上的原始森林卻沒有給他們的任何補償,靠捕獵爲生的傈僳族人失去了生存的環境,靠放牧和農耕的白族人不得不重新修造梯田。當山上的泥土流向三江的時候,我們想起了山上應該種樹,當地人民好不容易開墾的梯田要“退耕還林”,補償他們8年的口糧就了事。砍樹和還林都是政府說了算。要是你生活在其中,又能夠怎樣呢?
在城市和相對發達的地方,路、水、電、電話、學校、醫院等的投資都可能是國家投資修建的,人們無償地享受著。但是陽光何時照那些邊遠貧困地方的人們呢?假如我們生活在沒有路、電、水、電話、醫院、學校的地方,也許付出千百倍的成本和艱辛卻難以獲現在的成功。也許有人會說,他們爲什麽不出來呢?是的,我見到的貧困地區的人們很多都想出來,也有很多人出來過。有一個叫紮約的孩子讀了高中,家裏爲他讀書欠了近一萬元的債,要知道,在人均年收入600元的貧困山區,一個家庭欠10000元的債靠家庭的農業收入是永遠也還不清的。紮約讀了書,能說公話(漢話),終於走出大山到一個城市打工,可是工廠每月開的工資才400元,紮約打工已經9年了,家裏的欠債還有2000多。紮約30了,沒有娶媳婦,他說還完了債再考慮娶媳婦的事。由於壓抑和工作長期處於超時狀態,紮約的身體很差,他說,再幹5年等還完了債、手頭有2000元的積蓄後就回家,再不出來打工了。人人都說教育能改變人的命運,紮約小的時候父母支付了教育的成本,年輕力壯的時候出來打工,把他最黃金的時間奉獻給了城市,快40歲的時候,帶著一身的病痛不得不回到那個貧困的大山。教育改變了什麽呢?教育的成本由貧困的地區支付,發達的地區得到了好處。紮約的父母付出了,紮約付出了,但他們得到了什麽呢?面對他們的掙扎,我想不出他們錯在哪里!我走近那些窮人、接觸了他們後,真誠的敬佩他們,深深的感到這個社會是欠他們的,對他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擺脫貧困,留下美德
假如你生活在中國城市和發達地區,你應該記住:窮人的美德,保障了我們的富有。我們的富有也許是建立在他人的貧困之上的。你當然有理由否認,這是你的權利。如果你放眼世界,你會同意這個判斷的。在這個世界上美國的財富最多,但美國人得到同樣的財富,可能只需要付出你十分之一的代價。在中國的工廠裏,一個青壯年勞動力一天的工資只有15元,假如你是美國的勞動力在美國幹同樣的活,你可以拿到中國工人幾百倍的工資。這還算不了什麽,還有更不公平的,美國人只要生産一張紙就可以讓全世界的財富流向美國。中國人生産了大量的廉價産品源源不斷的流向美國,美國人一年穿12雙鞋,我們勸他們穿24雙,可是中國有多少人卻一年捨不得穿兩雙鞋,我們這樣克勤克儉,爲的是多換來一些花花綠綠的紙——美圓。我們換來了美圓,又不得不買美國的國債,這張用血汗換來的紙最終變成了一個數位記號。在一個虛擬的資本經濟世界裏,財富可以多少倍地、泡沫式的增長和積累;在一個實物經濟的世界裏,財富的價格越來越低。富國富人大多在虛擬資本經濟世界裏爆炸式的積累財富,窮國窮人則大多在實物經濟世界裏靠廉價的出售血汗和自然資源維持生存。美國只要保證美圓的世界貨幣的地位和世界金融(資本)中心的地位,全世界所有的資源(包括最優秀的人才)都會源源不斷的流向美國,窮的地區和國家越來越窮,人才也越來越少。就是這個實物經濟世界支撐著那個虛擬的資本經濟世界的空前的繁榮。這公平嗎?不公平!但沒有辦法。不服美國就制裁你;不服美國就讓你發生金融危機;不服美國挑動你自家人打自家人,如果你自家人不打自家人美國就直接打你。這就是這個世界分配財富的最根本的規則。 所以,你站在北京上海深圳看看美國後,再請你轉過身來看看中國的貧苦地區,再認真的想想。
當我行走在雲南貧困的少數民族地區,常常被貧苦人們身上的崇拜自然、清淨寡欲、克己助人的美德所感動。這種美德就是苗人身上的美德,傈僳族人身上的美德。我們要善待這種美德!我們應該崇敬和回報這種美德!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除了那些在電視上捐款很積極的富人外,我認識許許多多默默無聞的支助窮人的且並不富有的朋友。如果有一天,民間的扶貧組織在北京上海深圳開展籌款活動,願更多的人參與奉獻。當然,貧困地區美麗的自然遺産和燦爛的文化遺産也是屬於你的。
本文發表于《三農中國》2004年春季卷
三農中國網:www.snzg.net
(5/1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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